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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督抚中反对这件事的有两江总督刘坤一。废立之谋的打消，他的力量也不小。张季直的《啬翁自订年谱》记这项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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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太后立端王子溥儁为上子，兼祧穆庙，明正内禅，改元普庆，人心惶惶。新宁奏国事乞退疏，有以君臣之礼来，以进退之义止语，近代仅见。”（《啬翁自订年谱》下卷十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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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航《方家园杂咏记事》记这次废立的阴谋和经过最为详细，所讲荣禄阻废立的话大概是靠得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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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亥冬，荣禄在直隶，毓贤在山西，北五省皆已安插同党，载漪之胞弟载澜，为京师步军统领，内外布置已就，于是徐桐、崇绮拟就内外大臣联名吁请废立奏稿，先密请太后一阅。太后可之，谕曰：‘你两人须先同荣禄商定。’是时荣总统董、马、张、聂、袁五军，势最大也。二人往见荣，口称奉太后旨意，以此稿示尔。荣相接稿，甫阅折由，以手捧腹大叫曰：‘啊呀，这肚子到底不容啊，适才我正在茅厕，泻痢未终，闻二公来有要事，提裤急出，今乃疼不可忍。’言毕跄踉奔入，良久不出。天正严寒，二人纳稿于袖，移坐围炉。荣相之入，乃求樊云门（增祥）议答法也。及出，曰：‘适才未看明何事，今请一看。’复接稿，阅数行，急卷而纳诸炉中，以铜筋拨之焰腾起，口中呼曰：‘我不敢看哪。’（好荣禄，徐桐不知愧，可谓悍贼。某文豪记事多以小巧之技，济其毁誉之私，其骂荣禄、李莲英亦大失其真，夫奸雄亦多术矣。就令二人果纯为奸，其高处立，阔处行，眼光四照，脚踏实地，岂小说戏剧中之行径所能仿佛哉。况二人皆非甘为小人者也。荣禄是年曾与高阳李符曾言，皇上性暴，内实忠厚；太后心狠，令人不测。）徐桐大怒曰：‘此稿太后阅过，奉懿旨命尔阅看，何敢如此。’荣相曰：‘我知太后不愿作此事。’二人言：‘实出太后之意。’荣相曰：‘我即入见，果系太后之意，我一人认罪。’二人怏怏而去。荣相见太后，痛哭碰头言：‘各国皆称皇上为明主，非臣等口辩所能解释，倘行此事，老佛爷的官司输了。老佛爷辛苦数十年，完全名誉，各国尊仰，今冒此大险，万万不值，倘招起大变，奴才死不足惜，所心痛者我的圣明皇太后耳。’言毕碰头作响，大哭不止，太后惧而意回，劝令勿哭，另作计画。于是改命新皇帝溥儁暂屈为大阿哥，入宫养育，承嗣穆宗，称今上曰皇叔。”（《方家园杂咏记事》第八——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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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先生始接眷属来日。是年日本哲学会开会时，邀先生参加并演说。先生当即演讲《支那宗教改革问题》，大旨在发挥南海先生的宗教主张。这篇文章收录在乙丑本《饮冰室文集》第二十八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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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十一月十八日有一道严密缉拿南海和先生的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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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这一年的著述除诗词外，都是些散文。关于时事的几篇都收录在乙巳本《饮冰室文集》里面。其中关于海外商业问题的有《论商业会议所之益》、《商会议》和《论内地杂居与商务关系》三篇。可见其对于扶助华侨事业方面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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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年起，先生才开始著《饮冰室自由书》。先生自己说：“可以自验其学识之进退，气力之消长。”读《论成败》、《英雄与时势》、《放弃自由之罪》、《国权与民权》、《祈战死》、《中国魂安在乎》、《破坏主义》等篇章，均可窥见他的思想和见解的转变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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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一生的政治思想和主张，常常随时地而改变，因此每受人们的讥评。但是读了他的《善变之豪杰》和《俾士麦与格兰斯顿》两篇文章，也可以看出他的常变，也有他的信仰和理由。戊戌、庚子间是国际间瓜分中国说最盛的一个时期，但是因为各国利害不同，所以同时也有一种保全中国说。这时候日本人的舆论便有两种，一种是保亚洲独立主义，一种是与欧洲均势主义。先生因痛恨于外人欺凌压迫之甚，发表《瓜分危言》、《论支那独立之实力与日本东方政策》、《论中国人种之将来》三篇文章。第一篇是以瓜分的危机警告国人；第二篇是批评日本人对中国问题的两种政策，并告以中国必能存在独立的实力；第三篇是研究中国人种的特长，和必不至灭亡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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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七弟启雄生（庶母出）。（《高祖以下之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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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译穆勒《自由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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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年谱长编 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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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春夏，先生居檀香山。七月，以勤王事急返国。事败后往新加坡，晤南海先生。八月，游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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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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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庚子六月，方欲入美，而义和团变已大起，内地消息，风声鹤唳，一日百变。已而屡得内地函电，促归国，遂回马首而西。比及日本已闻北京失守之报。七月急归沪，方思有所效。抵沪之翌日，而汉口难作，唐、林、李、蔡、黎、傅诸烈，先后就义。公私皆不获有所救。留沪十日，遂去，适香港。既而渡南洋，谒南海，遂道印度，游澳洲，应彼中维新会之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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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勤王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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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这次往美洲运动保皇会的事，早为清廷侦知，所以在正月十五日有一道悬赏严缉先生和南海的上谕。这道上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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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奉上谕：前因康有为、梁启超罪大恶极，叠经谕令海疆各督抚悬赏购缉，严密缉拿，迄今尚未弋获。该逆等狼子野心，仍在沿海一带煽诱华民，并开设报馆，肆行簧鼓，种种悖逆情形，殊堪发指。着南北洋、闽、浙、广东各督抚，仍行明白晓谕，不论何项人等，如有能将康有为、梁启超缉获送官，验明实系该逆犯正身，立即赏银十万两。万一该逆等早伏天诛，只须呈验尸身，确实无疑，亦即一体给赏。此项银两，并著先行提存上海道库，一面交犯，即一面验明交银，免致展转稽延。如不愿领赏，愿得实在官阶及各项升衔，亦必予以破格之赏。至该逆犯等开设报馆，发卖报章，必在华界，但使购阅无人，该逆等自无所施其伎俩，并著该督抚逐处严查，如有购阅前项报章者，一体严拿惩办。此外如尚有该逆等从前所著各逆书，并着严查销毁，以伸国法，而靖人心。钦此。”（《缉拿康梁上谕》二十六年正月十七日《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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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严缉南海和先生的事，既责成沿海各省督抚，所以首当其冲的便是粤督李鸿章。据先生各函札中所言，李鸿章当时确有阻挠保皇党在粤活动的事实。譬如保皇党员罗伯堂、唐琼昌两人的家属被捕的案子，便在这个时候发生。所以先生在给各处同志的信札里面，常常有让他们从速设法刺杀李鸿章和他的幕僚刘学询的话。不过李对康、梁的态度是比较狡猾的，所以先生在本年春初为废立的事件，曾给李鸿章、张之洞各一书，给李氏的书里有这样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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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国以来，曾承伊藤侯及天津日本领事郑君、东亚同文会井深君，三次面述我公慰问之言，并教以研精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等语，私心感激，诚不可任。公以赫赫重臣，薄海具仰，乃不避嫌疑，不忘故旧，于万里投荒一生九死之人，猥加存问，至再至三，非必有私爱于启超也。毋亦发于爱才之盛心，以为孺子可教，而如此国运，如此人才，不欲其弃置于域外以没世耶。启超自顾愚陋，固不足以当我公之期许，虽然，公之所以待启超者，不可谓不厚，所以爱启超者，不可谓不深，每一念及，无以为报。窃闻之，君子爱人以德，仁者赠人以言，公之所以惠启超者在是，启超所欲还以报公者，亦即在是，故敢竭尽其愚，惟垂采焉。”（《上粤督李傅相书》《合集·文集》之五第五十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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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得先生书后，就命他的侄婿孙仲玙宝瑄代复先生一书，该书的内容，先生没有详言，惟在五月二十一日《与港澳同人书》里有这样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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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仲玙（原注合肥侄婿，雪[4]知其人）代肥复我一书，且言实肥之意也。其词颇有惓惓之意，又有求免之心，不知何故（畏清议也，欲保令名也）。弟窃思此贼若在，阻力不小，欲公等先去，能有此机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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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氏代李鸿章复书的事，可以参考他的《日益斋日记》。从上面两段材料里，很可以看出李对先生的态度了。此外，孙仲玙的《日益斋日记》，在二十五年十二月记的一段话，讲李鸿章对维新事业的态度是更显明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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