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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杨、李[18]与虎相合否？能团成一军否？兄意如欲以某军为正兵，则宜入某军，既入军之后，宜简其勇诚者，练百人为亲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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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器械能将就足用否？若弟在外有接济，当以何法可以收受，□即筹定立示，初时总以夺敌械为第一义，不能夺则宜毁之，若有敢死者数辈，能轰炸高昌庙之局[19]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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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论布告旗号各事，并请准备通西文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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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布告之事极要。初时我各处并起，而未相联，新政府之势力圈甚狭，鄙意谓不特于各处各各开府（各各布告），但其办事条理略相同可耳。美国初时七州各自起后，乃为联邦，今固不妨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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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旗号之事，虽似琐小，然亦不可不计及。既以勤字为主义，则旧龙章必不可弃，而又不能与敌军同用一式，或改其色，或加添别种事物，皆无不可，但必当通知各处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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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兄等左右宜有一、二精通西文之人，今有之否？若无之，则日本东京有北洋所派留学生数人，极可用。兄急需时，可飞函湘、孺二人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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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一日给知新同人书，商营救罗、唐两同志家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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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新同人鉴：连得两书，敬悉一是。经事粗定，罗案又起，诸君艰苦贤劳，实可敬可悯。唐家属何如？闻已脱逃，然否？罗有二子，在港为教习，但访之使其入教，教士与钱神双管齐下，未知有救否？檀山同人闻此事，立刻捐签，为狱中费用，一夕而得二百，迟数日有金山船，便寄往（收到即回信），托其电汇归，望必尽心力以救护之。罗、唐二君为大埠最得力之人，千辛万苦，出钱出力，而躬罹其灾，实可钦惜。我辈非以全力救之，何以谢天下？既尽其力，能救与否则非我所能及也。鼠辈猖狂如此，非磔数四，不足以挫其锋。去年以来，介之经营此事，数数矣，未能一得手，何也？域多利之归者，今尚为用否？书来幸顺告一二。卯金事，我必不两立，一切未办，亦当先图之。”（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致知新同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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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言前此疏慢已自觉悔，现正以克己、诚意、主敬、习劳、有恒五事自课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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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汇款等事，弟实疏慢，以误大事，决不能辞其咎，弟今深自怨艾，诸兄谅不追前咎。我辈互相责善，或至词语甚严厉，正是相爱之极，如兄弟骨肉，乃能有此，若悠悠行路人，则断无责备之理也。故以后我辈宜各各自会此意。弟去年悖谬已极，至今思之，犹汗流浃背。长者责其病源在不敬，诚然，诚然。久不闻良师友之箴规，外学稍进，我慢随起，日放日佚，而不自觉，真乃可惧。近痛自改悔，每日以五事自课：一曰克己，（专用悬崖勒马手段，以心制物。）二曰诚意，（专求毋自欺，荡涤意恶，每一发念记之于日记。）三曰主敬，四曰习劳，五曰有恒，时时刻刻皆以自省。盖此五者，皆切中弟之病根也。行年将三十，事业无所成，德业且日退，阅世日深，则去道日远，真可大惧。故自今欲廓清前此之垢腻，重新发奋，再学为人，果能有恒与否，未敢自信，然欲以自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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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一号给叶湘南、麦孺博、麦曼宣、罗孝高书，言张□□、黎科两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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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黎、张两君热力，已足与我一气，大可喜慰，乞为我常常致意。忠、雅等若有事于江左，弟意欲两君中以一人往助之，预备有交涉之事也。”（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一号《致湘曼孺孝诸兄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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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言大局已趋紧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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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弟处连接星、澳两处来书，似情形已甚急。澳中款项已得十万内外，布置一切尚不至太棘手，大事仍由南佛主断。澳人于东中猜嫌，似亦已消泯。似此必当全盘筹画，若果关系大局吃紧之事，澳人谅必不分畛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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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言开办铁器公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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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弟因保皇会不能尽网罗中立之人，乃别创一法，开一铁器公司于香港，集股十万，兼贩我辈急需之物，现时应者踊跃，想日间必可成。此局成，有益于吾党事正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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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言近颇自克励，并以克己、诚意、主敬、习劳、有恒五事自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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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弟日来颇自克厉，因偶读曾文正家书，猛然自省，觉得非学道之人，不足以任大事。自顾数年以来，外学颇进，而去道日远，随处与曾文正比较，觉不如远甚。今之少年，喜谤前辈，觉得自己偌大本领，其实全是虚伪，不适于用，真可大惧。养心立身之道断断不可不讲。去年长者来书，责以不敬，诚切中其病，而弟不惟不自责，乃至并不受规，有悻悻之词色，至今回思，诚乃狗彘不如，惭汗无极。其大病又在不能慎独戒欺，不能制气质之累也。故弟近日以五事自课：一曰克己，二曰诚意，三曰主敬，四曰习劳，五曰有恒。盖此五者，皆与弟性质针对者也。时时刻刻以之自省，行之现已五日，欲矢之终身，未知能否。然习染已深，今力洗之，觉大费力甚矣。弟近年之薄窃时名，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知其堕落，乃至如是之甚。近设日记，以曾文正之法，凡身过、口过、意过皆记之，而每日记意过者，乃至十分之上。甚矣，其堕落之可畏也。弟自此洗心涤虑，愿别为一人（乃另起头），不敢有迂视讲学之心，不敢有轻视前辈之意，惟欲复为长兴时之功课而已。诸兄弟若爱我者，幸勤攻其过。弟亦愿诸兄弟鉴于弟之堕落，而亟亟猛省，思所以进德修业，不胜大望。老子曰：‘两军相对，哀者胜矣，’我辈现在处当哀之时，有一毫之肆慢，则是一落千丈，主敬一关，实不可不刻刻提起。孺、曼、孝三弟，颇与兄同病，愿亦同药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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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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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我辈宜无时不惧，无时不悲，无时不愤，自无时可以暇逸。弟实自觉去年一年，已失人性也。望诸君切切以弟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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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四日给南海先生书，问三月十六日起事之说，是否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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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昨接树彬（树彬姓谭——原初稿批注。）来函言得星电，称三月十六日开张之说，然否？征衫八千，果属吾家物否？器具究有运入之路否？然此物不足，何以能开张？弟子窃疑虑之。”（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廿四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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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论罗、唐两家被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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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罗、唐二家被逮之事，想久有所闻，未知澳中若何设法。弟子闻此，寸心如割。其人以助我之故，而受实祸更甚于我，虽彼无怨，我亦自愧。弟子去年有不慊于保皇会之明办者，即以此。既而得先生来示，有‘非如此不大不固’之语。因之初念幡然一转，故今兹来檀，复蹈斯辙，诚自懊悔也。现时办事人虽无懈心，然彼虽不言，弟子固不能不为之设计，劝其移孥于澳。然大抵家人皆安土重迁，非亲自往归，不能劝其迁移，故同人不免有焦灼之状。虽彼辈向人演说仍云无畏，（寻常入会人自无畏，惟实力办事者则可虑耳。）然谁无父母，我亦岂忍空以无畏之言，自欺欺彼哉！今往事不可追矣，此后我辈办事，似宜慎之又慎，前此之失，但当悔而鉴之，不可顺而为之辞。一、闻上海党狱大起，未知伯忠尚能自存否？日来所最忧者在此事。又闻叔子家属三十余人，域多利来书所言，在原籍被逮，未知信否？叔子神气如何？此间同人闻罗、唐之事，立刻集四百金电澳，专为狱事一切之费。脊令在原兄弟急难，使人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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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问香港布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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