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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但今日世界所趋重在国家主义之教育，故于政治亦不得不详。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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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报为吾国前途起见，一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派；不为灌夫骂坐之语，以败坏中国者，咎非专在一人也。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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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丛报》的开办仅赖向译书局借得几千元的款，最初原议附属于译书局，后来公议归先生和其他几位同志经营，先生在四月间给南海先生的书里，曾讲到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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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丛报》今年必可以全还清借款，明年以后若能坚持，可为吾党一生力军（指款项言）。但弟子一人任之，若有事他往，则立溃耳。现销场之旺，真不可思议，每月增加一千，现已近五千矣。似比前此《时务》，尚有过之无不及也。紫珊、为之[1]等公议此报，股份分之为六，以二归弟子，而紫珊、为之、荫南、侣笙（侣笙即陈国镛——原初稿批注。）各占其一。盖紫珊、为之为吾党公事赔垫不少，现在译局报局经彼主持，皆未受一文薪水。荫南每月仅支四十元，实亦不足用，且彼为此事亦极尽瘁，广智代派报，亦不除二成，不可无以酬之。侣笙在清议数年，备极劳苦，此报无侣笙，犹之无弟子也，而其薪水尤薄，故共议如此办法，亦颇为合情理。但此数人皆如骨肉之交，他日若报款有赢，可以为调剂公费之一道。故初议以此报附译局，今改为此议也。”（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与夫子大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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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又在同书中，述开报后著述生活忙碌情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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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自开《新民丛报》后，每日属文以五千言为率，因此窘甚。无论何处之书，动多阁不能覆，诚无如何也。”（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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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新民丛报》里面的文章，以《新民说》、《新民议》两篇为主。《新民说》里有《论新民为中国今日第一急务》、《释新民之义》、《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论公德》、《论国家思想》、《论进取冒险》、《论权利思想》、《论自由》、《论自治》、《论进步》、《论自尊》、《论合群》、《论生利分利》、《论毅力》等十余章。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论述当日所为言论的影响情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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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是启超复专以宣传为业，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六十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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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那时候言论的影响力之大，称道的人很多，黄公度在四月间给先生的一封信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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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清议报》所载，如《国家论》等篇，理精意博，然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计此报三年，公在馆日少，此不能无憾也。）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罗浮山洞中一猴，一出而逞妖作怪，东游而后，又变为《西游记》之孙行者，七十二变，愈出愈奇。吾辈猪八戒，安所容置喙乎，惟有合掌膜拜而已。”（光绪二十八年四月黄公度《致饮冰主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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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同年八月二十二日一书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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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言《新民报》独力任之，尚有余裕，闻之快慰。欲求副手，戛戛其难，此亦无怪其然。崔灏题诗，谪仙阁笔，此乃今日普天下才人学人万口一声，认为公理者，况于亲炙之者乎。虽然，东学界中故多秀异，即如《宴花》一出，不特无婢学夫人之诮，且几几乎有师不必贤于弟子之叹矣。公稍待之，必有继起者。”（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黄公度《致饮冰主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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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正二月间先生居箱根塔之泽环翠楼。先生在饮冰室《诗话》中记某日吟雪两绝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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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自己亥冬游夏威夷，其后返上海、香港、槟榔屿、锡兰，遂游遍澳洲全境，所至非热带地，即暑伏节也。于是余不见雪者殆三年。澳亚归舟曾有句云：‘冰心惯住热世界，老国从思新少年。’盖纪实也。壬寅正月，复旅日本，独居塔泽环翠楼者月余，日忽晨起，则玉屑满庭，狂喜若逢故人也。遂成两绝句。其一云：‘梦乘飞船寻北极，层凌压天天为窄。羽衣仙人拍我肩，起视千山万山白。’其二云：‘三年越鸟逐南枝，汗渍尘巾髩有丝。今日缁衣忽化素，溪桥风雪立多时。’”〔《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上）第二十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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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生日那天，先生适在东海道汽车中，当时先生欲为一长古未成，仅得四句。先生《诗话》记这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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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去年正月二十六日，在东海道汽车中遇三十初度，欲为一长古不能成，仅成四语云：‘风云入世多，日月掷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上）第四十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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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间，先生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主张教不必保，也不可保。“自今以往所当努力者，惟保国而已。”这种主张与他从前的见解，和南海当日所努力的保教主张大相反，反映先生政治思想的一大变迁。在这篇文章的前面有一段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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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与著者数年前之论相反对，所谓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其为思想之进步乎？抑退步乎？吾欲以读者思想之进退决之。”（《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著者自记，《合集·文集》之九第五十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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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反对保教主张的主要理由，在其束缚国民思想。先生在《论保教之说束缚国民思想》一节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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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国学界之光明，人物之伟大，莫盛于战国，盖思想自由之明效也。及秦始皇焚百家之语，坑方术之士，而思想一窒。及汉武帝表章六艺，罢黜百家，凡不在六艺之科者，绝勿进，而思想又一窒。自汉以来，号称行孔子教二千余年于兹矣，而皆持所谓表章某某，罢黜某某者，以为一贯之精神。故正学异端有争，今学古学有争，言考据则争师法，言性理则争道统，各自以为孔教，而排斥他人以为非孔教，于是孔教之范围，益日缩日小。寖假而孔子变为董江都、何邵公矣，寖假而孔子变为马季长、郑康成矣，寖假而孔子变为韩昌黎、欧阳永叔矣，寖假而孔子变为程伊川、朱晦庵矣，寖假而孔子变为陆象山、王阳明矣，寖假而孔子变为纪晓岚、阮芸台矣。皆由思想束缚于一点，不能自开生面，如群猿得一果，跳掷以相攫；如群妪得一钱，诟骂以相夺，其情状抑何可怜哉。夫天地大矣，学界广矣，谁亦能限公等之所至，而公等果何为者？无他，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其有稍在此范围外者，非惟不敢言之，抑亦不敢思之，此二千年来保教党所成就之结果也。”（《合集·文集》之九第五十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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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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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今日之言保教者，其道亦稍异于昔。彼欲广孔教之范围也，于是取近世之新学新理以缘附之曰：某某者孔子所已知也，某某者孔子所曾言也。其一片苦心，吾亦敬之，而惜其重诬孔子，而益阻人思想自由之路也。夫孔子生于二千年以前，其不能尽知二千年以后之事理学说，何足以为孔子损。梭格拉底未尝坐轮船，而造轮船者不得不尊梭格拉底。阿里士多德未尝用电线，而创电线者不敢菲薄阿里士多德，此理势所当然也。以孔子之圣智，其所见与今日新学新理相暗合者必多多，此奚待言。若必一一而比附之，纳入之，然则非以此新学新理釐然有当于吾心而从之也，不过以其暗合于我孔子而从之耳。是所爱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也。万一编索之于《四书》、《六经》，而终无可比附者，则将明知为铁案不易之真理，而亦不敢从矣。万一吾所比附者，有人从而剔之曰：孔子不如是，斯亦不敢不弃之矣。若是乎真理之终不能饷遗我国民也。故吾最恶乎舞文贱儒，动以西学缘附中学者，以其名为开新，实则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合集·文集》之九第五十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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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因为反对保教主张的原故，和南海先生发生很大的误会。所以曾数次致书南海，解释反对的理由和自己的立场。在四月给南海先生的一封信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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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保教一事，弟子亦实见保之之无谓。先生谓巴拏马、星加坡各埠今方兴起，而弟子摧其萌蘖。今所欲办者，如巴、星各埠所办，果有益于事否乎？他地吾不敢知，横滨一埠则戊己庚辛四年皆庆诞，每年费二千余金，试问于孔教有何影响？于大局有何关系？徒为虚文浪费金钱而已。诚不如以之投诸学校之为妙矣。今星加坡集捐二十余万，建一孔子庙，弟子闻之实深惜之。窃谓此等款项，若以投之他种公共事业，无论何事，皆胜多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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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先生谓各国皆以保教，而教强国强。以弟子观之，则正相反。保教而教强，固有之矣，然教强非国之利也。欧洲拉丁民族保教力最强，而人皆退化，国皆日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是也。条顿民族如英、美、德各国，皆政教分离，而国乃强。今欧洲之言保教者，皆下愚之人耳，或凭借教令为衣食者耳。实则耶教今日亦何尝能强，其澌灭可立而待矣。哲学家攻之，格致学攻之，身无完肤，屡变其说，以趋时势，仅延残喘，穷遁狼狈之状，可笑已甚，我何必更尤而效之。且弟子实见夫欧洲所以有今日者，皆由脱教主之羁轭得来，盖非是则思想不自由，而民智终不得开也。倍根、笛卡儿、赫胥黎、达尔文、斯宾塞等，轰轰大名，皆以攻耶苏教著也，而其大有造于欧洲，实亦不可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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