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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撰《南海传》所谓教育家思想家先时之人物，均至当不易之论。吾所心佩者，在孔教复原，耶之路德，释之龙树，鼎足而三矣。儒教不灭，此说终大明于世，断可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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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年十六七，始从事于学，谓宋人之义理，汉人之考据，均非孔门之学，诗集中开宗明义第一章所谓均之筐■物，操此何施设者也。而其时于孔子之道，实望而未之见，茫乎未有知也。及闻陋宋学斥歆学鄙荀学之论，则大服，然其中亦略有异同。其尊孔子为教主，谓以元统天兼辖将来，地球即无数星球，则未敢附和也。往在湘中曾举以语公，谓南海见二百年前天主教之盛，以为泰西富强由于行教，遂欲尊我孔子以敌之。不知崇教之说，久成糟粕，近日欧洲如德如意如法，法之庚必达抑教最力，于教徒侵政之权，皆力加裁抑。居今日而袭人之唾余，以张吾教，此实误矣。公言严又陵亦以此相规，然尔时公于此见固依违未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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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人素主排外。戊戌三四月间，保教之说盛行，吾又虑其因此而改西教，因于南学会演说，意谓世界各教宗旨虽不同，而敬天爱人之说，则无不同然。耶之言曰：‘吾实天子’；回之言曰：‘吾为天使’；佛之言曰：‘天上地下，惟我独尊’；惟孔子独曰：‘可与天地参，可以赞天地之化育，我不过参赞云尔。’实则参赞之说，兼三才而一之，真乃立人道之极，非各教之托空言者可比也。……人类不灭，吾教永存，他教断不得搀而夺之。且泰西诸国，政与教分，彼政之善，由于学之盛；我国则政与教合，分则可借教以补政之所不及，合则舍政以外，无所谓教。今日但当采西人之政，西人之学，以弥缝我国政学之敝，不必复张吾教，与人争是非校短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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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复演此意成一论，言孔子为人极，为师表，而非教主，凡世界教主无论大小，必□□然树一帜以告之人曰，从我则吉，否则凶。释迦令人出家，而从之入极乐国；耶苏教人去其父母妻子兄弟姊妹之乐，而从之生于天国。……摩诃末操一经一剑以责人曰：从我则升天堂，不从则入地狱。此皆教主之言。而孔子第因人施教，未尝强人以必从也。耶苏出而变摩西之说，释迦兴而变婆罗门之说，摩诃末兴而变摩尼之说，皆从旧说中创新学，自立为教。而孔则于伏羲、文周之卦，尧、舜之典，禹、汤之谟诰，未尝废之也。……各教均言天堂地狱，独孔子于事鬼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于明器曰：‘之生而致死为不仁，之死而致生为不智。’而其教人则曰：‘朝闻道，夕死可也矣。’曰：‘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天之生人，自古及今，未有异也。’谓将来秉赋胜于前人，竟能确知天堂地狱之确有可凭，此未必然，均之不可知。古之人愚，非天堂不足以劝，非地狱不足以诫，故彼教以孔子为不知天道而陋之为小。后之人智，知天堂之不可求，如耶苏冉冉升天之说，今既不知信。……何况于后来，格致日精，教化日进，今人知吾为人身当尽人道，于一息尚存之时，犹未敢存君子止息之念，上不必问天堂，下不必畏地狱，今人而自尽人道，真足以参赞天地。……世界至此，人理大行，势必舍一切虚无元妙之谈，专言日用饮食之事，而孔子之说胜矣。佛言佛法有尽，尝为之反覆推求，惟此时为佛法灭时也。古之儒者言卫道，今之儒者言保教，夫必有仇敌之攻我，而后乃从而保卫，耶苏禁设一切偶像之禁，佛斥九十六外道之说，回回于异道如希腊如波斯拒之犹力，故他教皆有魔鬼。大哉孔子，包综万流，有党无仇，无所谓保卫也。且所谓保卫者，又必有科仪礼节，独异于他教，乃从而保之卫之，俾不坠于地。赞美和华，千人唱和，耶之礼仪也。宝象庄严，香花绕拜，释之礼仪也。牛娄礼拜，豚犬不食，回之礼仪也。大哉孔子，修道谓教无所成名，又何从而保卫之。既无教敌，又不设教规，保之卫之于何下手？至孔子所言之理具在，千秋万世，人人之心，人类不灭，吾道必昌，何借于保卫？今忧教之灭，而唱保教，犹之忧天之堕地之陷，而欲维持之，亦贤知之过矣。其大略如右。以之示弟侄辈，彼习闻演孔保教之说，未遽信也。近见丛报第二篇乃惊喜相告，谓西海东海，心同理同，有如此者。仆自顾何人，安敢言学。然读公之论，于己有翻案进步之疑，于人有持矛挑战之说，故出其一二以相证。仆之于公，亦犹耶之保罗，释之迦叶，回之士丹而已。中国新民当出公手，万一非公所作，别有撰著之人，极欲闻其姓名，又欲叩公之意见也。”（光绪二十八年四月黄公度《致饮冰主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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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平生颇致力于佛学，所以对佛教信仰很深，他虽然不主张保孔教，但是却很提倡佛教，他当时有《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一文，里面有一段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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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而必需信仰也，则所信仰者，当属于何宗教乎是也。吾提此问，闻者将疑焉，曰：吾中国固自有孔教在，而何容复商榷为也。虽然，吾以孔教者，教育之教也，非宗教之教也；其为教也，主于实行，不主于信仰。故在文明时代之效或稍多，而在野蛮时代之效或反少。亦有心醉西风者流，睹欧、美人之以信仰景教而致强也，欲舍而从之以自代，此尤不达体要之言也。无论景教与我民族之感情，枘凿已久，与因势利导之义相反背也；又无论彼之有耽耽逐逐者楯于其后，数强国利用之以为钓饵，稍不谨而末流之祸将不测也。抑其教义，非有甚深微妙，可以涵盖万有鼓铸群生者。吾以畴昔无信仰之国而欲求一新信仰，则亦求之于最高尚者而已，而何必惟势利之为趋也。吾师友多治佛学，吾请言佛学。”（《合集·文集》之十第四十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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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信仰佛教的条件有六：一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二佛教之信仰，乃兼善而非独善；三佛教之信仰，乃入世，而非厌世；四佛教之信仰，乃无量，而非有限；五佛教之信仰，乃平等，而非差别；六佛教之信仰，乃自力，而非他力。所以他最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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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六者，实鄙人信仰佛教之条件也。于戏，佛学广矣，大矣，深矣，微矣，岂区区末学所能窥其万一。以佛耳听之，不知以此为赞佛语耶？抑谤佛语耶？虽然，即曰谤佛，吾仍冀可以此为学佛之一法门，吾愿造是因，且为此南赡部洲有情众生造是因，佛力无尽，我愿亦无尽。”（《合集·文集》之十第五十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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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起，先生逐期为《诗话》于《新民丛报》中，他在第一篇里述作《诗话》的缘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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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爱朋友，又爱文学，每于师友之诗文辞，芳馨悱恻，辄讽诵之，以印于脑。自忖于古人之诗，能成诵者寥寥，而近人诗则数倍之，殆所谓丰于昵者耶。其鸿篇巨制，洋洋洒洒者，行将别裒录之为一集，亦有东鳞西爪，仅记其一二者，随笔录之。”〔《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上）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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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五日，章太炎东渡日本，于二十一日至横滨，曾寓新民丛报社。二月初九日，他致书吴君遂等，详细谈到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在日本斗争情况。兹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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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人东行已二十日，初寓新民丛报社，后入东京，寓牛込区天神町六十五番支那学生寓中，有湘人朱菱溪为东道，任公之弟子也。屏居多暇，仍为广智删润译稿，闲作文字登《丛报》中，以供旅费而已。回忆三年前至此，相知唯任公、念劬[2]，今则留学生中，旧识有十数人，稍不寂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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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纯公书，乃知发难者塙为臭沟，而挑拨之者象虎也。大龟近策，以为使孙、康二人自相残杀，而后两害可殊，其计甚毒。今者，任公、中山，意气尚不能平，盖所争不在宗旨，而在权利也。任公曩曰，本以□□[3]为志，中陷□□，近则本旨复露，特其会仍名□□耳。彼固知事无可为，而专以昌明文化自任。中山则急欲发难。然粤商性本马鹿，牵掣东西，惟人所命。任公知□□，而彼辈唯知保皇，且亦不知保皇为何义，一经熔铸，永不能复化异形，中山欲以革命之名招之，必不可致，此其所以相攻击如仇雠也。然二子意气，尚算和平，鄙人在此，曾见□□数次，彼颇叹南海为奇男子，而惜为世界转移，不能转移世界。其论诚平允矣。康门有徐君勉，最与中山水火。孙党有秦力山，本任公弟子，而宗旨唯在革命，后与任公寻仇，至不相往来，然其人尚可谓刚者；如虬斋，则非其比也。戢元丞志在革命，与力山最合，与任公为冰炭，与中山亦不协。近见任公，示我赵月生书，痛诋□□，至云：革党之欲甘心于任公，较逆洞为尤甚。嘻！非彼之欲甘心，有此意见，恐适中大龟之谗构耳。地发杀机，龙蛇起陆，在今日椄槢甚微，而他日必有巨祸。吾不敢谓支那大计，在孙、梁二人掌中，而一线生机，唯此二子可望。今复交构，能无喟然。常以无相构怨，致为臭沟、大龟利用，婉讽中山，而才非陆贾，不能调和平、勃，如何如何！然不敢不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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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云：‘君遂株守上海，为气节名士，甚无谓，何不赴东国一扩眼界。’弟亦苦望君来。”（二月九日章太炎《致吴君遂等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一六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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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五日，先生致汪康年、汪贻年一书，既追怀旧谊，又讨论时政。此信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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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穰、颂两兄鉴：天道无知，人事无常，戊戌别后，岂料其合并之难至此哉！孝怀归后，辱掼手书，恍如在四马路石路弄破楼中摊书促膝时情景。嗟乎！走非木石，能不神驰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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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銮后，泄沓如前，想前途大业，必非可以望诸老朽之辈。吾侪虽屡试屡挫，但相厉岁寒，勿衰其志而已，想兄近亦复益精进。《中外日报》之婞直，实可惊服。前者《清议》论说，尚当退避三舍也。前闻有廷寄罪穰卿之说，颇为骇愕，今想无事耶？幸见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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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在此惟重理旧业，近出《新民丛报》一至四期，想皆已达览。其果能有益国民否？不可知，姑尽吾责任所能及而已。然视《时务》、《清议》似稍有进，兄谓如何？赐阅后，望在贵报中赐评骘，并能将第一号所载本报章程、本报特色两段登入报中，尤为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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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怀想已归蜀，彼在沪果有所得否？前日贵报所登东京留学生一段，此间人皆归咎于孝，欲群起而与之为难，吁！可畏也。……肃、荣奏荐芸、严、度、菊四人，日本报登之，此信究确否？内地有什么可喜、可恼、可悲、可笑之事，望告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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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像一幅，托赵君星呈上，聊当一睹，并望有以酬我。”（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十五日《致汪康年、汪贻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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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春夏间，保皇会员中有很多人因痛恨清廷，“还銮”北京后，仍然没有变法的诚意和决心，纷纷主张“革命”、“自立”，先生便是提倡最力的一位。他在四月给南海先生的信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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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示告诫以革命保教大同等诸义，此事有甚难言者，今欲一详陈之。大同一义，前所著论，题为《国家思想》，以此义作主客，托起本论宗旨，固非得已，非敢以相攻也。弟子即狂悖，何至以攻先生自快？攻先生有何益于我？即不为先生计，而自为计，外人见此反覆无状之小人，视之为何等耶？虽愚亦不至此。但见夫近日西人著述，言国家主义者，未有不借大同为衬笔、撇笔，盖欲主张其本论，使之圆到，不能不论及也。大同之说，在中国固由先生精思独辟，而在泰西实已久为陈言。（或先生所演更有精到完满者，则不敢知，若弟子所闻所受，似西人已有之。）希腊之柏拉图，英国之德麻摩里，（十五世纪人，著一小说，极瑰伟，弟子译其名曰《华严界》。）法国之仙世门、喀谟德，（皆十九世纪人）所言其宗旨条理，皆极精尽，极详密，而驳之者，亦不下数十家，近人著书几无不引之，无不驳之。弟子言此，亦袭前人说耳。当下笔时，若几忘此论在中国之发自先生也者，其瞀其疏固可责，然谓其有意相攻则冤也。但此义不过对国家思想之反面一言及之，以后断不复有此等语在报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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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民主、扑满、保教等义真有难言者。弟子今日若面从先生之诫，他日亦必不能实行也，故不如披心沥胆一论之。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满廷之无可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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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惧破坏，弟子亦未始不惧，然以为破坏终不可得免，愈迟则愈惨，毋宁早耳。且我不言，他人亦言之，岂能禁乎？不惟他人而已，同门中人猖狂言此，有过弟子十倍者，先生殆未见《文兴报》耳。徐、欧[4]在《文兴》所发之论，所记之事，虽弟子视之犹为詟慄，其《论广东宜速筹自立之法》[5]一篇稿凡二十七续，‘满贼’、‘清贼’之言，盈篇溢纸。檀香山《新中国报》亦然。《新民报》之含蓄亦甚矣。树园吾党中最长者也，然其恶满洲之心更热，《新民报》中《扪虱谈虎》一门及《人肉楼》等篇，树园笔也，同门之人皆趋于此。夫树园、君勉，岂肯背师之人哉，然皆若此，实则受先生救国救民之教，浸之已久，而迫于今日时势，实不得不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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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受皇上厚恩，誓不肯齿及一字，固属仁至义尽，至门弟子等心先生之心，以爱国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似亦不必禁之矣。来示谓此报为党报，必全党人同意，然后可以发言。无论党人分处四方，万无作成一文，遍请画诺，然后发刻之理。即以党人之意论之，苟属立宪政体，必以多数决议，恐亦画诺者十之七八也。（君勉来一书，并呈上，其言亦如此矣。）然此决非好与先生立异者，实觉此事为今日救国民之要着而已，望先生听之，以大度容之为盼。”（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与夫子大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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