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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编之作，专欲发表区区政见，以就正于爱国达识之君子。编中寓言，颇费覃思，不敢草草；但此不过臆见所偶及，一人之私言耳，非信其必可行也。国家人群，皆为有机体之物，其现象日日变化，虽有管、葛，亦不能以今年料明年之事，况于数十年后乎，况末学寡识如余者乎。但提出种种问题，一研究之，广徵海内达人意见，未始无小补，区区之意，实在于是。读者诸君，如鉴微诚，望必毋吝教言，常惠驳义，则鄙人此书，不为虚作焉耳。”（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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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小说完全是阐发先生的政治理想和见解的，里面最精采的部分是黄毅伯和李去病两人的辩论，现在择录几段于下，可见当日先生政治思想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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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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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君道：（驳论第十）我和现在朝廷，是没有甚么因缘，难道我的眼光只会看见朝廷，不会看见国民吗？但据我想，若可以不干碍到朝廷，便能达到国民所望的目的，岂不更是国民之福么，……至说到专制政治，这是中国数千年来的积痼，却不能把这些怨毒尽归在一姓一人，我想我中国今日若是能够一步升到民主的地位便罢，若还不能，这个君位是总要一个人坐镇的。但使能彀有国会有政党有民权，和那英国、日本一个样儿，那时这把交椅谁人坐他不是一样呢。若说嫌他不是同一民族，你想我四万万民族里头，却又那一个有这种资格呢。”（《合集·专集》之八十九第二十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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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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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君道：（驳论第十四）不然，群学上定例，必须经过一层干涉政策，才能进到自由政策。兄弟你只知道法国大革命为十九世纪欧洲的原动力，却不知道这大革命还又有他的原动力，那原动力在那里呢？就是这干涉政策便是了。欧洲自从法国哥巴，英国克林威尔主政以来，大行保护干涉之政，各国政治家，跟著他学，都说这是强国的第一手段，到了后来连民间甚么事业，都干涉到了。这种政体，在今日还能说他是好吗？但当民智未开，民力未充的时候，却是像小孩儿一般，要做父母的著实管束教导他一番，将来才能成人。平心而论，现在欧洲的文明，你能说这干涉政策一点功劳都没有吗？若不是经过这一回，他们的国力民力，能彀充实到这般田地吗？我们中国虽然说是专制政体，却是向来政府的人，从没有干涉到民事的。”（《合集·专集》之八十九第二十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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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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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君道：（驳论第四十二）所以当那破坏建设过渡时代，最要紧的是统一秩序，若没有统一秩序的精神，莫说要建设不建设来，便是要破坏，也不破坏到。兄弟啊，你说要革命，这可是你自己一个人可以革得来的么？一定是靠著许多人，联著手去做，这却除了国民教育之外，还有甚么别样速成的妙法儿呢。讲到国民教育，自然是要拿著你那‘自立精神’四个字做宗旨了，既已这种教育工夫，做到圆满，那对外思想，自然发达，外人自然不能侵入，就是专制政体，也要不攻而自破了。兄弟，这‘民权’两个字，不是从纸上口头可以得来，一定要一国人民都有可以享受民权保持民权的资格，这才能彀安稳到手的。你几曾见没有政治思想的国民，可以得民权。又几曾见已有政治思想的人，不能得民权呢？这民权固然不是君主官吏可以让来给他，亦不是三两个英雄豪杰可以抢来给他的。总要他自己去想，自己去求，既然会想会求，也终没有不得到手的哩。你看英国最著名的‘权利请愿’，岂不是由五十多万人联名公禀得来吗？（英王查理士第一时事）英国废‘谷物条例’，岂不是由三百多万人呈词力争得来吗？（十九世纪初年事）将来民智大开，这些事自然是少不免的，难道还怕这专制政体永远存在中国不成，中国若能到这个田地，你和我也彀心足了。这便是平和的自由，秩序的平等，亦叫做无血的破坏。好兄弟，我实告诉你罢，现在的民德民智民力，不但不可以和他讲革命，就是你天天讲天天跳，这革命也是万不能做到的，若到那民德民智民力可以讲革命，可以做革命的时候，这又何必更要革命呢。”（《合集·专集》之八十九第三十七——三十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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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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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君道：（结论）讲道实行，自然是有许多方法曲折，至于预备工夫，那里还有第二条路不成，今日我们总是设法联络一国的志士，操练一国的国民，等到做事之时，也只好临机应变做去，但非万不得已，总不轻易向那破坏一条路走罢了。”（《合集·专集》之八十九第三十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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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几段材料里，很可以看出先生的政治思想和见解的改变。他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论述他当日提倡“革命”、“排满”和转变态度的经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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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超既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继以婉劝，两年间函札数万言。启超亦不慊于当时革命家之所为，惩羹而吹虀，持论稍变矣。然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常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世多以此为诟病，而其言论之效力亦往往相消，盖生性之弱点然矣。”（《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六十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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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民国元年《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词》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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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之冬，别办《新民丛报》，稍从灌输常识入手，而受社会之欢迎，乃出意外。当时承团匪之后，政府创痍既复，故态旋萌，耳目所接，皆增愤慨，故报中论调，日趋激烈。壬寅秋间，同时复办一《新小说报》，专欲鼓吹革命。鄙人感情之昂，以彼时为最矣。犹记曾作一小说，名曰《新中国未来记》，连登于该报者十余回。其理想的国号曰大中华民主国，其理想的开国纪元，即在今年，其理想的第一代大总统名曰罗在田，第二代大总统名曰黄克强。当时固非别有所见，不过办报在壬寅年，逆计十年后大业始就，故托言大中华民主国祝开国五十年纪念，当西历一千九百六十二年。由今思之，其理想之开国纪元，乃恰在今年也。罗在田者，藏清德宗之名，言其逊位也。黄克强者，取黄帝子孙能自强立之意。此文在座诸君想尚多见之。今事实竟多相应，乃至与革命伟人姓字暗合，若符谶然，岂不异哉。（记者按：昔光武名刘秀，实应谶文，而同时王莽国师刘歆，亦因睹谶文更名刘秀，以期应之。当世革命伟人，姓字殆必为光武之刘秀，而非刘歆之刘秀耶。）其后见留学界及内地学校，因革命思想传播之故，频闹风潮。窃计学生求学，将以为国家建设之用，雅不欲破坏之学说，深入青年之脑中。又见乎无限制之自由平等说，流弊无穷，惴惴然惧。又默察人民程度，增进非易，恐秩序一破之后，青黄不接，暴民踵兴，虽提倡革命诸贤，亦苦于收拾。加以比年国家财政国民生计，艰窘皆达极点，恐事机一发，为人劫持，或至亡国。而现在西藏、蒙古离畔分携之噩耗，又当时所日夜念及，而引以为戚。自此种思想来往于胸中，于是极端之破坏不敢主张矣。故自癸卯甲辰以后之《新民丛报》专言政治革命，不复言种族革命，质言之，则对于国体主维持现状，对于政体则悬一理想，以求必达也。”（《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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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这次态度的转变，除以上的材料以外，从南海先生十二月的复书里，也可以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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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居箱根来书收。知汝痛自克责，悔过至诚。此事关中国之大局，深为喜幸。前事可作浮云过空，皆勿论也。惟汝流质易变，若见定今日国势，处万国窥伺耽逐之时，可合不可分，可和不可争，只有力思抗外，不可无端内讧，抱定此旨而后可发论。至造国民基址，在开民智、求民权，至此为宗，此外不可再生支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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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对二僧，问吾决定。以今日事势，则楚卿之言是也。（至于除荣禄与否此不待商别见下。）汝发造因之说，其言甚□，并本根未拔故触端即发。以今日情势论之，那拉七十，荣禄亦六十余，老弱多病，断非可久。汝作二十年之说，大约三数年内必有大变，近或一二年耳。汝以开民智、求民权候之，必无误。汝年华，如有变事而欲造因，其事甚易，即如云樵在美数月而全美华人皆变。若于一二年内厚蓄财力，将来各省遍设报馆，数年之后，公理日明，游学日众，学堂日开，于时火药已有伏基，乃为报馆作线燃之，吾保一年之后全国必皆变动。计一年之中，中国岂能亡乎？有无乃成求权立宪之事必不误也。到时吾与汝等共鼓之。外间志士亦多，观之年内汝报所鼓动可见，况汝今年极力含蓄未发乎。如号力大发之，火线之燃必极速。吾也信也，可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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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汝言革命后，人心大变大散，几不可合。盖宗旨不同，则父子亦决裂矣。自唐才质[6]往雪梨后，吾累与该埠书，皆不复，今一年音间绝矣。吾始欲攻唐，又碍于汝所遣往，今则已为唐化，无可复言。故汝虽不攻我，而攻我多矣。即广智诸人亦不覆我信，尚成何事体！吾为兹惧，不知汝如何？抑尚以为公私当分，言革可救中国乎？同党因兹分裂，尚何救国之可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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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禄乎此在中国则为国贼，在我则为不共戴天之仇。（兄弟之仇不反兵而另博则以我而死也。）每念幼博辄为心痛，自恨无才无勇不能割刃之，如有言不杀者，吾即以荣禄视之，无论何人不必言此。”（十二月十三日康南海《与任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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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黄公度给先生一信，评《新小说报》和那篇《新中国未来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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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小说报》初八日已见之，（仅二旬余得报，以此为最速，缘汕头之洋务局中每有专人飞递故也。）果然大佳，其感人处，竟越《新民报》而上之矣。仆所最贵者，为公之关系群治论及世界末日记，读至‘爱之花尚开’一语，如闻海上琴声，叹先生之移我情也。《新中国未来记》表明政见，与我同者十之六七，他日再细评之与公往复。此卷所短者，小说中之神采（必以透切为佳）之趣味耳。（必以曲折为佳）俟陆续见书，乃能言之，刻未能妄测也。仆意小说所以难作者，非举今日社会中所有情态一一饱尝烂熟，出于纸上，而又将方言诱语一一驱遣，无不如意，未足以称绝妙之文。前者须富阅历，后者须积材料。阅历不能袭而取之，若材料则分属一人，将《水浒》、《石头记》、《醒世因缘》以及泰西小说至于通行俗谚所有譬喻语、形容语、解颐语，分别抄出以供驱使，亦一法也。公谓何如？《东欧女豪杰》笔墨极为优胜，于体裁最合。总之，努力为之，空前绝构之评，必受之无愧色。”（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黄公度《与饮冰室主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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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黄公度致先生一长书，讨论民权、自由、革命、自立和将来政体各问题，颇为详尽，因为里面讲到先生的地方很多，所以节录在下面，藉见两先生思想异同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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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之所唱民权自由之说，皆是也。公言中国政体，徵之前此之历史，考之今日之程度，必以英吉利为师，是我辈所见略同也。风会所趋，时势所激，其鼓荡推移之力，再历十数年、百余年，或且胥天下而变民主，或且合天下而戴一共主，皆未可知，然而中国之进步必先以民族主义，继以立宪政体，可断言也。公所草《新民说》，若权利，若自由，若自尊，若自治，若进步，若合群，皆吾腹中之所欲言，舌底笔下之所不能言，其精思伟论，吾敢宣布于众曰，贾、董无此识，韩、苏无此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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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读至冒险进取破坏主义，窃以为中国之民，不可无此理想，然未可见诸行事也。二百余年，政略以防弊为主，学术以无用为尚。有明中叶以后，直臣之死谏诤，党人之议朝政，最为盛事，逮于国初，余风未沬，矫其弊者极力刬削，渐次销除。间有二三骨鲠强项之臣，必再三磨折，其今夕前席明夕下狱，今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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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明日南面者，踵趾相接，务摧抑其可杀不可辱之气，束缚之，驰骤之，鞭笞之，执乾纲独断之说，俾一切士夫习为奴隶，而后心安其文字之祸，诽谤之禁，穷古所未有。由是葸懦成风，以明哲保身为安，以无事自扰为戒，父兄之教子弟，师长之训后进，兢兢然伸明此意，浸淫于民心者至深。故上至士夫、长吏、官幕、军人，乃至吏胥、走卒、市侩、方技、盗贼、偷窃，其才调意识见于汉、唐历史宋、明小说者，今乃荡然乌有。总而言之，胥天下皆懵懵无知，碌碌无能之辈而已。以如此无权利思想，无政治思想，无国家思想之民而率之以冒险进取，耸之以破坏主义，譬之八九岁幼童授以利刃，其不至引刀自戕者几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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