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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美檀三报[1]皆无主笔，《维新》、《文兴》二者更空空，《文兴》则乏半年矣（今则抄稿者亦无）。空费巨金几倒，乃各人皆不能荐一人来，去年寄盘费与龙积之来，而又留信与盘费不给，（置之不理，天下有此办事法乎。）致令诸报几倒。内地人不知是何意见，倒此报于心安乎？可以此示沪上同门诸子，并速一人来，否则立促积之来，切勿再迟误。”（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廿日《康南海与擎一仁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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闰四月，先生遭继母之丧。先生在当日给徐佛苏的信里记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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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后连接三书，启超不幸遭继母之丧，一月来心无宁绪；想必以久不复书为讶矣。公何故忽归，系第二书所言，欲实行否？抑为私事耶？尚欲乞惠临作一夕谭，能否？公旅费若有不足，尚祈相告。公与我岂尚作客套耶？”（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与佛苏我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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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间，先生给蒋观云的信里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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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不幸遭继母之丧，骨肉死生之感，频年不绝，哀痛何似。猥承存问，感激无已。顷缘避嚣，移居京都附近（住所尚未定），日夜便拟成行，俟定居后，再当奉闻。”（光绪三十二年《致蒋观云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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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先生在十一月间致南海先生书里，痛述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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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超不幸，于闰四月遭继母之丧，其时家大人尚在东瀛，匆匆归去。启超既在远〔处〕不能成礼，故亦未讣告师友，劳长者惊念，稽颡叩谢。”（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与夫子大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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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春，先生还有两封给徐佛苏的信，头一封信里提到游学欧洲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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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函所商出处，诚不易决之问题。西林为人，弟深知之。此〈人〉轻喜易怒，而不学无术，恐不易共事。公所言有人相招邀者，谁乎？窃见现今大吏中，其指日封疆而可借以布画一二者，宜莫如贵乡袁京兆，公盍一图之。若终无绝当意者，则不如仍从民间，一积势力，鄙见仍觉主动者必当在民，若得舆归〔论〕一途，成一庞大之势力，则上部之动，亦非难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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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顷有游学欧洲之意，此意怀之一年有余，而近者以静生之苦口怂恿，志乃大决，惟今方与彼党争舆论之动力，故丛报不能不办（本欲今年停报而出游）。行后非有一二人代担任报中一部分不可，不识公允相助否？（观云大反对我最近政见，今存私交而已，言论则自相矛盾。）盼切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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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专有恳者，《民报》第四号想已见，强辩如彼，势亦不能不为应敌之师，欲一叩我公意见有以助我。其全篇似皆无甚根据，惟内有（第十五页以下）就国民心理上论约法之可行一段，尚未得所以驳之之道，请公必为我一下思索，并速见复（因欲在第七号发表之）为盼。”（光绪三十二年春《与佛苏我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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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封信里除再言和《民报》辩论主张外，并示意徐佛苏倡议《民报》、《新民丛报》停止论争。此外，讲到计画办报的事，所说的某公，大概是留日学生清宗室长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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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公好名，弟所以鼓舞之者，已不遗余力，且陈说利害亦既晓瘏，彼若甚感动者。然计必尽力，惟彼尽力能否有效，则不可不〔“不”字疑衍〕知耳。（顷极注重，令彼开一满洲人会议，彼已允。弟已为之代拟演说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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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三有一书与公，今寄上。前与秉谋，欲开一报于都中，而请公主文，现不知能遽成否？若成，公欲往否耶？前函忘言，今补述之。章君前久耳其名，今心理能变迁如此，真可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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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能偕与枉顾，何幸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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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对于《民报》，以现在（第五、六号）论仍不能不反驳之，盖不如是，则第三者之观听愈荧也。第十第十一号已更有文，第十号之题为《暴动与外国干涉》，此实一死生问题，不得不讲也。（公所谓作一来函登报，以停止论战者，此甚妥，望早成之。）”（光绪三十二年春《致徐佛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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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内所言通过徐佛苏与《民报》停止论战一事，宋教仁《宋渔父日记》十一月二十六日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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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时，至徐应奎寓，坐良久。谈及梁卓如。应奎言：‘梁卓如于《民报》上见君文，欲一见君，且向与《民报》辩驳之事，亦出于不得已。苟可以调和，则愿不如是也。《民报》动则斥其保皇，实则卓如已改变方针，其保皇会已改为国民宪政会矣。君可与民报社相商，以后和平发言，不互相攻击可也。’余答以将与民报社诸人商之，改日将有复也。……余遂至孙逸仙寓，与逸仙及胡展堂言之，则皆不以为然，余遂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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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新民丛报》第十一期，载有徐佛苏《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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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清政府派出考察政治的五大臣分两批回到北京。七月初九日（8月28日），清政府特召开御前会议，通过了实际上是由先生起草的《考察各国宪政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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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三日（9月1日），清廷下诏宣示预备立宪，声称数年后察看民智，再定实行年限。现将上谕抄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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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奉上谕：朕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我朝自开国以来，列圣相承，谟烈昭垂，无不因时损益，著为宪典。现在各国交通政治法度，皆有彼此相因之势，而我国政令积久相仍，日处阽危，受患迫切，非广求智识，更订法制，上无以承祖宗缔造之心，下无以慰臣庶治平之望，是以前简派大臣分赴各国，考查政治。现载泽等回国陈奏，深以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行宪法，取决公论，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政体，以及筹备财政，经画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在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有由来矣。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著内外臣工，切实振兴，以求成效。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著各省将军督抚晓谕士庶人等，发愤为学，各明忠君爱国之义，合群进化之理；勿以私见害公益，勿以小忿败大谋；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以预储立宪国民之资格，有厚望焉。将此通谕知之，钦此。”（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五日《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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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先生曾致蒋观云一书，言及对于这次立宪上谕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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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丛报》中文不知公于意云何，计必当有异同；然弟顷迷信破坏后建设之不易，于前途甚兢兢焉。（如粤中为粤汉路事近情，益增我恐怖。）故不惜犯众怒言之，仍欲得公一评判也。得暇尚希惠文一、二篇，至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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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夕见号外，知立宪明诏已颁，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此后所当研究者，即在此过渡时代之条理何如。若大著者，正应于此时代最急之要求也。伫盼全书杀青，以为一国之向导，非直弟一人私祝而已。弟对于大著，尚未细读，未能遽下评论。惟其中不无异同之点，如任限说，弟所不敢主张；议政机关之组织，弟亦以为未善；（非谓宪法实施之民选也，彼自属别问题，今在过渡时代自不能以此论。而公之组织弟尚有异同。）中央与地方之联络，亦微有鄙见稍殊科者。其他小节亦有之。俟精读后，更当乞教也。”（光绪三十二年《致苏观云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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