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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书中，除讨论彼时政见外，又言及曾为人代作改革官制文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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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一月前曾为人捉刀作一文，言改革官制者，其纲领乃与大著不谋而合者泰半，得公书，益自信所见之不甚谬也。公言与鄙见相反而相成。惟弟窃愿附末说，颇觉其绝无相反者，何也？弟所谓开明专制，实则祖述笕克彦氏之说，谓立宪过渡民选议院未成立之时代云尔。日本太政官时代之政体，即弟所谓开明专制，而公所谓宪胚非有二物也。弟之用此名则有所激而言，弟持论每喜走极端，以刺激一般人之脑识，此亦其惯技耳。观屡次报中所下此四字之定义，当无疑于与公之相反矣。公其许之耶？”（光绪三十二年《致蒋观云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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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经营刺杀西太后事件之梁铁君遇难。八月十二日，南海先生给麦曼宣[2]等的信里记梁死难的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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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书收。得电铁君（七月十三日）已暴死于狱，呜呼！痛哉！痛哉！铁老竟为我而死，此次正得其手书两道，乃绝笔矣。痛断欲绝。即可寄此往港寿文等，恤其子女可也。明早为六烈士殉难之辰，前年设祭于柏林，今又再哭祭于柏林，旅人飘泊，触绪生哀。此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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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宣并示君勉、寿文、镜如、少闲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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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生八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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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上海横滨救铁老之三千元，除用外即以恤其子女可也，可以此示任、楚诸子。临书泫然在柏林客店祭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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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先生在十一月给南海先生的信里有一段也述及此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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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事是否紫阳所构，今尚难断定，然据秉三言，确是一店伴告发，似未必由紫阳也。然此人在都，真是心腹大患，启超亦忧之久矣。虽不必为中山所用，然终为我敌则一也，今当留意图之。但铁事确于吾党前途无甚窒碍，此事（少怀[3]抗言保之甚可感）本初[4]极能回护，令都中人若无其事者，然铁老固极可痛，然不以此牵及全局，尚不幸中之幸也，请勿念。先生言欲写信与本初或菊人，大可不必，本初他日不忧其不联我党，惟彼现在当畏谗忧讥之时，宜勿授反对党以口实，更至生他障也。”（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与夫子大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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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麦鼎华、周奋、杨维新、陈国权等有新会国文学会之组织，公举先生为社长，指挥一切。该社章程中第一条记述其缘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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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社友以近日吾国道敝文丧，深抱忧惧，因不敢自弃，窃取曾氏文会之义，创此社研究国文，恭推梁新会师为社长，指挥一切，以冀上资师长夹持之力，旁获友朋切磋之功，俾学业大成，起衰有术，此同人等朝夕所咸抱之宗旨也。故名此社为新会国文研究社。”（新会国文研究社创办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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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初四日，美洲保皇会宣布自丁未年元旦（即一九〇七年二月十三日）起改名国民宪政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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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日，清政府宣布厘订内阁官制结果，但有名无实，不餍人望。其时先生患病甚久，徐佛苏在给他的一封信里记及其事，并表示对于清廷改革官制之不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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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未过问，日夜常虑公起居有不适之处，且弟近日感触极多，坐作不安者，亦已数十日。其所以未以邮函奉闻者，又恐公近日专心著述，不欲以他务相扰耳。及昨读来书，知公抱病颇久，令我心中怆恻。今后乞公日夜滋养，不可过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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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界事反动复反动，竭数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来面目。（革改官制之上谕已载今日东报，军机之名亦尚不改动，礼部仍存留并立，可叹已。但铁、荣已出军机，而以世续补之，果系何故。）政界之难望，今可决断，公一腔热血，空洒云天，诚伤心事也。他党近来势颇发达，久恐有异动，排斥立宪之声，如蛙鸣之噪耳，弟近日最受唾骂。黄某已与我谈判是非，彼此虽百词辩难，终无最后之裁决。渠之直接间接运动我者可谓极矣。加之近日促弟归国办事之人甚多，其中一处为黄所探悉，渠即数次劝驾。总而言之，渠意纵不能强我入党，亦必欲使我归国，不为言论上之障害。吁真理之不能发明，一至于此，彼辈亦可谓跋扈矣。”（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徐佛苏《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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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八日，先生曾致蒋观云一书，其时先生正屏居须磨怡和别庄，据该书所言，先生对这次改革虽也表示不满，但是并未消极，而且进一步主张组织政党，以督促之，推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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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承惠言，敬悉一切，此度改革，不餍吾侪之望，固无待言。虽然，又当思此度之动机，果发自何所乎？不过一二人偶以其游历所耳食者，归而姑尝试之耳，若国民则全未有厝意于此。以些少之劳而欲求丰多之获，昔贤犹以豚蹄篝车诮之，况些少之劳并未一效者耶。故望此次改革之有大效，实无有是处，而因此次改革之无效而失望，益无有是处也。先生谓何如？来示谓国民复无促其再度改革之能力云云，此诚可痛，然弟以为练成此能力，正我辈之责也。我辈在国民中宜多负责任者，今不自为之，何以望人。窃以为此能力之练成，必赖有一机关，若今者能合热诚而同主义之人以组织一机关乎！虽少数，而有机的发达，可计日而待矣。先生其有意乎？前晢子书来述先生之言自谓与《民报》大异而小同，与某大同而小异，尊著《宪政胚论》亦言与某相反而相成，但以弟自视，惟觉与先生之主义全同而相成耳。未知先生许之否？若先生能合诸贤，以组织此机关，弟虽不才，必暗中竭所能及者以供驱策也。愿先生与晢子共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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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屏居神户附近八十里之一荒村，风景殊佳，日内尚拟在〔疑脱“此”字〕勾留。”（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致观云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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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时候起，先生便联合杨晢子、蒋观云、徐佛苏、熊秉三诸氏进行组党事，直至明年春夏间，始以杨、蒋、徐三氏意见之不合，终于各行其是。以后杨氏自组宪政公会，先生便和蒋、徐诸氏创办政闻社，这是后来的事。现在把先生给南海先生和蒋观云的三封信，抄在下面，借见当日发起组织政党的一般情形。以下致南海先生第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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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此书专为一重大之事而发，今请先言此事，乃及其他事。我国之宜发生政党久矣，前此未有其机，及预备立宪之诏下，其机乃大动。弟子即欲设法倡之于内，而秉三云欲东来就商，是以姑待之。秉三等到三日而先生拟改会名之信到，寄彼商榷，彼谓宜用帝国宪政会之名，前函电已陈及矣。近数日间，复会商条理，大略粗具，今陈请采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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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京学界人数日众，近卒业归国者，亦遍布要津，故欲组织政党，仍不得不从东京积势。东京中最同志而最有势力者莫如杨晢子度（湘潭人，孝廉顷新捐郎中）。其人国学极深，研究佛理，而近世政法之学，亦能确有心得，前为留学生会馆总干事，留学生有学识者莫不归之。数年来与弟子交极深，而前此以保皇会之名太狭而窘，且内之为政府所嫉，外之为革党所指目，难以扩充，是故不肯共事。今闻我会已改名，距跃三百（东京一部分人皆然），故弟子邀秉三与彼同来神户，熟商三日夜，以下所陈者，皆此三日夜所商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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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外存此旧会而海内别设新会，新旧两会名分而实合，始分而终合。所以必须合之故，自无待言。所以必须分者，一则以我海外之事，万不能令内地人知，万不能令内地人与各埠直接通信。二则改名之事，必须宣布（在《时报》及《丛报》宣布），宣布之后，人人知帝国立宪会即旧日之保皇会，推行内地，究有不便。故不如改名而另立一会，其会拟名曰宪政会，而海外之会则为帝国立宪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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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宪政会弟子出名为发起人，先生则不出名。因内地人忌先生者多，忌弟子者寡也。但必须戴先生为会长，然后能统一，故会章中言，暂不设会长，空其席以待先生，先生现时惟暗中主持而已。知此者现时惟弟子与秉三、晢子三人，其他会员（同门者不在此论）皆不之知。弟子虽出名为发起人，然亦不任职员，但以寻常会员之名禀先生之命，就近代行会长事，秉三亦不出名，以便在内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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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在东京行结党礼后，即设本部于上海，以干事长主之。干事长必须极有才有学有望而极可信者，舍晢子殆无他人，拟以彼任之。彼自言若既任此，则必当忠于会，必当受会长指挥。今与会长尚未见面接谈，一则不知会长许可与否，二则不知己之意见究与会长同与否，将来能共事到底与否，不可不慎之于始。拟先上一书，于先生自陈政见及将来之办法，得先生复书许可，且审实先生意见全与彼同，然后敢受事云云。其书大约二三日内必当寄呈。寄到时望先生立刻复之，且加奖励，又须开诚心布公道以与之言，自处当在不卑不亢之间。彼与弟子为亲交，虽无会长之关系，其对于先生亦必修后进之礼，是不待言。但先生总宜以国士待之，乃不失其望。以弟子所见，此人谭复生之流也，秉三亦谓眼中少见此才，先生能得其心，必能始终效死力于党矣。凡有才之人，最不易降服，降服后则一人可抵千百人，愿先生回信极留意，勿草草也。彼前此亦迷信革命，幸与弟子交深，终能回头。去年中山以全力运动之，不能得，今革党日日攻击之，而其志乃益因以坚定。此人不适彼，而终从我，真一大关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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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章尚未拟定，大约其纲领如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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