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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能偕与枉顾，何幸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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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对于《民报》，以现在（第五、六号）论仍不能不反驳之，盖不如是，则第三者之观听愈荧也。第十第十一号已更有文，第十号之题为《暴动与外国干涉》，此实一死生问题，不得不讲也。（公所谓作一来函登报，以停止论战者，此甚妥，望早成之。）”（光绪三十二年春《致徐佛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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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内所言通过徐佛苏与《民报》停止论战一事，宋教仁《宋渔父日记》十一月二十六日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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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时，至徐应奎寓，坐良久。谈及梁卓如。应奎言：‘梁卓如于《民报》上见君文，欲一见君，且向与《民报》辩驳之事，亦出于不得已。苟可以调和，则愿不如是也。《民报》动则斥其保皇，实则卓如已改变方针，其保皇会已改为国民宪政会矣。君可与民报社相商，以后和平发言，不互相攻击可也。’余答以将与民报社诸人商之，改日将有复也。……余遂至孙逸仙寓，与逸仙及胡展堂言之，则皆不以为然，余遂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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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新民丛报》第十一期，载有徐佛苏《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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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清政府派出考察政治的五大臣分两批回到北京。七月初九日（8月28日），清政府特召开御前会议，通过了实际上是由先生起草的《考察各国宪政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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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三日（9月1日），清廷下诏宣示预备立宪，声称数年后察看民智，再定实行年限。现将上谕抄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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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奉上谕：朕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我朝自开国以来，列圣相承，谟烈昭垂，无不因时损益，著为宪典。现在各国交通政治法度，皆有彼此相因之势，而我国政令积久相仍，日处阽危，受患迫切，非广求智识，更订法制，上无以承祖宗缔造之心，下无以慰臣庶治平之望，是以前简派大臣分赴各国，考查政治。现载泽等回国陈奏，深以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行宪法，取决公论，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政体，以及筹备财政，经画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在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有由来矣。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著内外臣工，切实振兴，以求成效。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著各省将军督抚晓谕士庶人等，发愤为学，各明忠君爱国之义，合群进化之理；勿以私见害公益，勿以小忿败大谋；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以预储立宪国民之资格，有厚望焉。将此通谕知之，钦此。”（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五日《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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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先生曾致蒋观云一书，言及对于这次立宪上谕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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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丛报》中文不知公于意云何，计必当有异同；然弟顷迷信破坏后建设之不易，于前途甚兢兢焉。（如粤中为粤汉路事近情，益增我恐怖。）故不惜犯众怒言之，仍欲得公一评判也。得暇尚希惠文一、二篇，至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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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夕见号外，知立宪明诏已颁，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此后所当研究者，即在此过渡时代之条理何如。若大著者，正应于此时代最急之要求也。伫盼全书杀青，以为一国之向导，非直弟一人私祝而已。弟对于大著，尚未细读，未能遽下评论。惟其中不无异同之点，如任限说，弟所不敢主张；议政机关之组织，弟亦以为未善；（非谓宪法实施之民选也，彼自属别问题，今在过渡时代自不能以此论。而公之组织弟尚有异同。）中央与地方之联络，亦微有鄙见稍殊科者。其他小节亦有之。俟精读后，更当乞教也。”（光绪三十二年《致苏观云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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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书中，除讨论彼时政见外，又言及曾为人代作改革官制文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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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一月前曾为人捉刀作一文，言改革官制者，其纲领乃与大著不谋而合者泰半，得公书，益自信所见之不甚谬也。公言与鄙见相反而相成。惟弟窃愿附末说，颇觉其绝无相反者，何也？弟所谓开明专制，实则祖述笕克彦氏之说，谓立宪过渡民选议院未成立之时代云尔。日本太政官时代之政体，即弟所谓开明专制，而公所谓宪胚非有二物也。弟之用此名则有所激而言，弟持论每喜走极端，以刺激一般人之脑识，此亦其惯技耳。观屡次报中所下此四字之定义，当无疑于与公之相反矣。公其许之耶？”（光绪三十二年《致蒋观云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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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经营刺杀西太后事件之梁铁君遇难。八月十二日，南海先生给麦曼宣[2]等的信里记梁死难的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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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书收。得电铁君（七月十三日）已暴死于狱，呜呼！痛哉！痛哉！铁老竟为我而死，此次正得其手书两道，乃绝笔矣。痛断欲绝。即可寄此往港寿文等，恤其子女可也。明早为六烈士殉难之辰，前年设祭于柏林，今又再哭祭于柏林，旅人飘泊，触绪生哀。此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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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宣并示君勉、寿文、镜如、少闲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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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生八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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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上海横滨救铁老之三千元，除用外即以恤其子女可也，可以此示任、楚诸子。临书泫然在柏林客店祭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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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先生在十一月给南海先生的信里有一段也述及此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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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事是否紫阳所构，今尚难断定，然据秉三言，确是一店伴告发，似未必由紫阳也。然此人在都，真是心腹大患，启超亦忧之久矣。虽不必为中山所用，然终为我敌则一也，今当留意图之。但铁事确于吾党前途无甚窒碍，此事（少怀[3]抗言保之甚可感）本初[4]极能回护，令都中人若无其事者，然铁老固极可痛，然不以此牵及全局，尚不幸中之幸也，请勿念。先生言欲写信与本初或菊人，大可不必，本初他日不忧其不联我党，惟彼现在当畏谗忧讥之时，宜勿授反对党以口实，更至生他障也。”（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与夫子大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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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麦鼎华、周奋、杨维新、陈国权等有新会国文学会之组织，公举先生为社长，指挥一切。该社章程中第一条记述其缘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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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社友以近日吾国道敝文丧，深抱忧惧，因不敢自弃，窃取曾氏文会之义，创此社研究国文，恭推梁新会师为社长，指挥一切，以冀上资师长夹持之力，旁获友朋切磋之功，俾学业大成，起衰有术，此同人等朝夕所咸抱之宗旨也。故名此社为新会国文研究社。”（新会国文研究社创办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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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初四日，美洲保皇会宣布自丁未年元旦（即一九〇七年二月十三日）起改名国民宪政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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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日，清政府宣布厘订内阁官制结果，但有名无实，不餍人望。其时先生患病甚久，徐佛苏在给他的一封信里记及其事，并表示对于清廷改革官制之不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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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未过问，日夜常虑公起居有不适之处，且弟近日感触极多，坐作不安者，亦已数十日。其所以未以邮函奉闻者，又恐公近日专心著述，不欲以他务相扰耳。及昨读来书，知公抱病颇久，令我心中怆恻。今后乞公日夜滋养，不可过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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