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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界事反动复反动，竭数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来面目。（革改官制之上谕已载今日东报，军机之名亦尚不改动，礼部仍存留并立，可叹已。但铁、荣已出军机，而以世续补之，果系何故。）政界之难望，今可决断，公一腔热血，空洒云天，诚伤心事也。他党近来势颇发达，久恐有异动，排斥立宪之声，如蛙鸣之噪耳，弟近日最受唾骂。黄某已与我谈判是非，彼此虽百词辩难，终无最后之裁决。渠之直接间接运动我者可谓极矣。加之近日促弟归国办事之人甚多，其中一处为黄所探悉，渠即数次劝驾。总而言之，渠意纵不能强我入党，亦必欲使我归国，不为言论上之障害。吁真理之不能发明，一至于此，彼辈亦可谓跋扈矣。”（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徐佛苏《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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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八日，先生曾致蒋观云一书，其时先生正屏居须磨怡和别庄，据该书所言，先生对这次改革虽也表示不满，但是并未消极，而且进一步主张组织政党，以督促之，推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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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承惠言，敬悉一切，此度改革，不餍吾侪之望，固无待言。虽然，又当思此度之动机，果发自何所乎？不过一二人偶以其游历所耳食者，归而姑尝试之耳，若国民则全未有厝意于此。以些少之劳而欲求丰多之获，昔贤犹以豚蹄篝车诮之，况些少之劳并未一效者耶。故望此次改革之有大效，实无有是处，而因此次改革之无效而失望，益无有是处也。先生谓何如？来示谓国民复无促其再度改革之能力云云，此诚可痛，然弟以为练成此能力，正我辈之责也。我辈在国民中宜多负责任者，今不自为之，何以望人。窃以为此能力之练成，必赖有一机关，若今者能合热诚而同主义之人以组织一机关乎！虽少数，而有机的发达，可计日而待矣。先生其有意乎？前晢子书来述先生之言自谓与《民报》大异而小同，与某大同而小异，尊著《宪政胚论》亦言与某相反而相成，但以弟自视，惟觉与先生之主义全同而相成耳。未知先生许之否？若先生能合诸贤，以组织此机关，弟虽不才，必暗中竭所能及者以供驱策也。愿先生与晢子共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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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屏居神户附近八十里之一荒村，风景殊佳，日内尚拟在〔疑脱“此”字〕勾留。”（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致观云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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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时候起，先生便联合杨晢子、蒋观云、徐佛苏、熊秉三诸氏进行组党事，直至明年春夏间，始以杨、蒋、徐三氏意见之不合，终于各行其是。以后杨氏自组宪政公会，先生便和蒋、徐诸氏创办政闻社，这是后来的事。现在把先生给南海先生和蒋观云的三封信，抄在下面，借见当日发起组织政党的一般情形。以下致南海先生第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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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此书专为一重大之事而发，今请先言此事，乃及其他事。我国之宜发生政党久矣，前此未有其机，及预备立宪之诏下，其机乃大动。弟子即欲设法倡之于内，而秉三云欲东来就商，是以姑待之。秉三等到三日而先生拟改会名之信到，寄彼商榷，彼谓宜用帝国宪政会之名，前函电已陈及矣。近数日间，复会商条理，大略粗具，今陈请采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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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京学界人数日众，近卒业归国者，亦遍布要津，故欲组织政党，仍不得不从东京积势。东京中最同志而最有势力者莫如杨晢子度（湘潭人，孝廉顷新捐郎中）。其人国学极深，研究佛理，而近世政法之学，亦能确有心得，前为留学生会馆总干事，留学生有学识者莫不归之。数年来与弟子交极深，而前此以保皇会之名太狭而窘，且内之为政府所嫉，外之为革党所指目，难以扩充，是故不肯共事。今闻我会已改名，距跃三百（东京一部分人皆然），故弟子邀秉三与彼同来神户，熟商三日夜，以下所陈者，皆此三日夜所商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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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外存此旧会而海内别设新会，新旧两会名分而实合，始分而终合。所以必须合之故，自无待言。所以必须分者，一则以我海外之事，万不能令内地人知，万不能令内地人与各埠直接通信。二则改名之事，必须宣布（在《时报》及《丛报》宣布），宣布之后，人人知帝国立宪会即旧日之保皇会，推行内地，究有不便。故不如改名而另立一会，其会拟名曰宪政会，而海外之会则为帝国立宪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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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宪政会弟子出名为发起人，先生则不出名。因内地人忌先生者多，忌弟子者寡也。但必须戴先生为会长，然后能统一，故会章中言，暂不设会长，空其席以待先生，先生现时惟暗中主持而已。知此者现时惟弟子与秉三、晢子三人，其他会员（同门者不在此论）皆不之知。弟子虽出名为发起人，然亦不任职员，但以寻常会员之名禀先生之命，就近代行会长事，秉三亦不出名，以便在内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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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在东京行结党礼后，即设本部于上海，以干事长主之。干事长必须极有才有学有望而极可信者，舍晢子殆无他人，拟以彼任之。彼自言若既任此，则必当忠于会，必当受会长指挥。今与会长尚未见面接谈，一则不知会长许可与否，二则不知己之意见究与会长同与否，将来能共事到底与否，不可不慎之于始。拟先上一书，于先生自陈政见及将来之办法，得先生复书许可，且审实先生意见全与彼同，然后敢受事云云。其书大约二三日内必当寄呈。寄到时望先生立刻复之，且加奖励，又须开诚心布公道以与之言，自处当在不卑不亢之间。彼与弟子为亲交，虽无会长之关系，其对于先生亦必修后进之礼，是不待言。但先生总宜以国士待之，乃不失其望。以弟子所见，此人谭复生之流也，秉三亦谓眼中少见此才，先生能得其心，必能始终效死力于党矣。凡有才之人，最不易降服，降服后则一人可抵千百人，愿先生回信极留意，勿草草也。彼前此亦迷信革命，幸与弟子交深，终能回头。去年中山以全力运动之，不能得，今革党日日攻击之，而其志乃益因以坚定。此人不适彼，而终从我，真一大关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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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章尚未拟定，大约其纲领如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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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尊崇皇室，扩张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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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巩固国防，奖励民业（此条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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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求善良之宪法，建设有责任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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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在发起人除弟子及晢子外，则蒋观云、（此人数月前犹沉醉革命，近则回头，日与革党战。）吴仲遥（铁樵之弟）、徐佛苏（常有文见《丛报》中）、君勉、孺博、楚卿、孝高、觉顿，此外尚有学生十余人，不能尽举其名，此为在东京最初发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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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权最紧要，非君勉不足以服众，拟举君勉为会计长，驻上海，一切财权出入皆司之。君勉若不长于会计，则由彼自任一人以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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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季直、郑苏龛、汤蛰仙三人本为极紧要之人物，但既入党，必须能与我同利害共进退乃可。我党今者下之与革党为敌，上之与现政府为敌，未知彼等果能大无畏以任此否。彼现在诚有欲与我联合之心，然始合之甚易，中途分携则无味矣。故弟子拟到上海一次，与彼等会晤，透底说明，彼若来则大欢迎之，若不来亦无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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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袁、端、赵[5]为暗中赞助人，此则秉三已与交涉，彼许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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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拟戴醇王[6]为总裁，泽公[7]为副总裁，俟得先生回信决开会后，秉三即入京运动之。（此事须极秘密，万不可报告，不然事败矣。袁、端、赵等之赞助亦然。徒布告以博海外会员一时之欢心而于实事生无限阻力，甚无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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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地分会专以办实事为主，不能借以筹款。入会会费只能收一元，每月拟收二角，而以会报一册酬之，则亦等于售报耳。故款万不能靠会员凑出也。而今日局面，革命党鸱张梦〔蔓〕延，殆遍全国。我今日必须竭全力与之争，大举以谋进取，不然将无吾党立足之地。故拟在上海开设本部后，即派员到各省州县演说开会。占得一县，即有一县之势力，占得一府，即有一府之势力，不然者我先荆天棘地矣。（现敌党在南方一带，已骎骎占势力。我党一面在南方与彼殊死战，一面急其所不急者先下手，以取北方，此秉山〔三〕之定计也。）但既若此则所费甚巨，仅以会员入会费之所收不能给其万一，明矣。故此款必须由发起人担任之，秉三任集十五万，以五万办《北京报》，以十万为会中基本金，（《北京报》之五万早已定局，会费之十万尚须运动，能得此与否未可知，弟子强秉三必任此数而已。）其款大抵袁、端、赵三人所出居半也。惟此数尚嫌其薄，故秉、晢责成弟子筹出五万。弟子明知海外会之无力，然不能示人以朴，恐彼二人失望，（想会此意虽以秉、晢之亲犹不能使彼尽知我底蕴也，先生谓何如？）故亦已诺之矣。不知先生能设法筹此数否？弟子谓以在上海、北京建会所及入内地演说之两题，在外劝捐，宜有所得，且此两事亦实事也。（窃欲在上海以二万金建一会所，此虽若虚文，却甚要，一以耸内地人之观听，二以慰海外人之希望。）望先生（不知公款尚有存否）极力谋之。若不能则虽从商股中挪移，亦非得已。此事乃吾党前途生死关头，举国存亡关头，他事一切不办犹当为之也。先生谓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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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外会员拟亦招之并入海内之会，其不入者听，其入者则会费当如何收法，请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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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革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者过半。前此预备立宪诏下，其机稍息。及改革官制有名无实，其势益张，近且举国若狂矣。东京各省人皆有，彼播种于此间，而蔓延于内地，真腹心之大患，万不能轻视者也。近顷江西、湖南、山东、直隶到处乱机蜂起，皆彼党所为。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然我苟非与政府死战，则亦不能收天下之望，而杀彼党之势，故战政府亦今日万不可缓之著也。今日有两大敌夹于前后，成立固甚难，然拼全力以赴之，亦终必能得最后之胜利。以此之故，非多蓄战将，广收人才不可以制胜。我旧会除会长二人外，无一人能披挂上马者。谨限于草堂旧有之人才，则虽能保守，而万不能扩张，必败而已。故今后必以广收人才为第一义，而人才若能〔何〕然后能广收？则真不可不熟审也。凡愈有才者，则驾驭之愈难，然以难驾驭之故而弃之，则党势何自而张？不宁为是，我弃之，人必收之，则将为我敌矣。前此我党之不振，职此之由也。然以不能驾驭之故，虽收列党籍而不为我用，则又何为？此前此所以不敢滥收人也。但弟子以为今日之情状，稍与前异。内地所办之事，一不涉军事，二不涉商务，故不至缘财权而召争竞。不缘财权而召争竞，则惟有政见不同可以致分裂耳。然今者明标党纲，同此主义者乃进焉，否则屏绝。则此亦不起争端，故虽多收人才，当不至生葛藤也。”（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与夫子大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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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论改保皇会为帝国宪政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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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至此，忽接纽约《维新报》，知保会改名事既已宣布。何不用帝国之名，而用国民之名耶？岂赶不及耶？窃以为及今改之，未为晚也。又报告文及章程，属登《新民报》中，窃以为此文及章程万不能用。其章程非章程之体制，不过会中之布告耳。（章程体制当如会中宪法，然所以定一会之组织法也。）此不必论，其报告文，则弟子有大不谓然者。东西各国之言政党者，有一要义：曰党于其主义，而非党于其人，此不刊之论。而我今日欲结党，亦必当率此精神以行之者也。今此次报告文全从先生本身立论，此必不足以号召海内之豪俊也。夫结党之宗旨，必欲收其人为先生之党，此何待言。然有其实，不必有其名。且惟不居其名，乃能获其实，此用兵之道，不可不察也。夫先生既标此主义以号召天下，天下之人悦先生之主义而来归焉。则党于此主义者，即其党于先生者也。然其人则自以为先生之倡此主义而党先生也，非以主义由先生所倡而后党此主义也。因先生倡此主义而党先生，则其言曰某人倡此主义，吾亦同此主义，而因相与为党耳。而在此主义之中，其可以领袖统率者，舍先生无他人，则虽欲不推戴先生，而安可得也。（秉三、晢子、观云辈所以不能不相谋拥戴先生者正以此也。）惟不矜莫与争能，惟不伐莫与争功。今此次布告文，若自矜其能而伐其功，此最足以失天下之望也。为海外人言，不妨如此，若在内地，必不可行，此弟子所以欲别撰一文也。弟子别撰一文，其大意欲揭三大纲：一曰上崇皇室，二曰下扩民权，三曰中摧不负责任之政府。即就此三义而畅发之，不必述自己之历史，而人亦孰不知之者。就此立论，先生谓何如？将来先生复晢子之信，则东京即〔及〕上海之豪俊，能归心与否，将自此系焉。鄙意以为宜畅发‘党于主义不党于人之义’，大约自陈政见如此。今诸君既与我同，而欲推我统率，我虽无似，又安敢辞？自今以往，惟尽瘁以忠于此主义，尽瘁以忠于本党，冀无负诸君推举之诚意云云，如此措词，似为最合。板垣、大隈等之对于会员，其就职演说大率用此语，不可不仿之。”（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与夫子大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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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五日，致南海先生书，报告组党计划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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