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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子大人函丈：顷得由瑞典来电，知前电已达，已即告香港同人将印改正矣。其会章日间当草拟呈正。顷欲在内地别开一会，不与海外同一体。惟两会皆由吾等主持，似此办法，似较适当。内地之会专以实行监督政府，且赞助当道之改革为主，不注重筹款。其款惟求取充会中费用而止，故财权（仍自监督之）不必自握之。（所以必与海外之会分办者以此，若合办则海外事，内地人必将强欲与闻，我不许之，更生意见。）现最初发起者，则秉三、楚卿、孺博、张季直、郑苏厂、杨晢子等，而先生及弟子皆不出正名，惟暗中主持耳。初办时人数不欲甚多，惟须皆有才力者。根基既定，乃徐图扩充，先生谓何如？现会名会章皆未定，日间当会集一次决之，弟子或到上海度岁也。子培先生（因放安徽提学到日本游历）数日前相见，曾畅谭两夕，念先生无已。弟子询以有何言相告，彼云愿先生爱惜精神，且多求新智识云。彼闻先生已二毛，叹惜良久。彼顷亦（神气）稍颓唐，然志固壮也。与彼论人物，彼推秉三并时无两，余皆少所许可。匆匆奉禀，即请道安。”（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五日《与夫子大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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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日，先生致蒋观云书，商组党事，并言保皇会已改名为帝国宪政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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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敬悉。弟所谓机关者，正如先生教，舍政党无他道也。此宜从事久矣，然时机久不至，今则更斯须不容缓，先生有是志，国之福也。窃以为发轫伊始，党员不必求多，而分子务须极良。若先生与秉三、晢子共发起之，弟随其后，各举所知，斯亦可以得一甚坚之团体。最初之分子良，则发达可计日而待耳。先生谓何如？秉、晢两公日间颇有意枉过敝寓，若先生以年假之隙，能同来一游，即商定崖略，最幸。否则弟当东上一就教也。弟顷假居邦人之一废园，去神户可八十里。长松千株，临海一小楼，风景殊幽绝，先生能（偕秉、晢二公）一过之，固所愿也。（顷所居者为兵库县须磨村怡和别庄，乞照此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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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之保皇会，今已改名‘帝国立宪会’。（南海拟改国民立宪会，秉三主改此。）将来我党若成，此亦可为应援也。知念并告。”（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廿日《致蒋观云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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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一日（12月16日），东南各省绅商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于上海，推郑孝胥、张季直、汤寿潜为正副会长。张謇《啬翁自订年谱》里记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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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孝胥同议设预备立宪公会，会成，主急主缓，议论极纷驳。余谓立宪大本在政府，人民则宜各任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与其多言，不如人人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公推孝胥为会长，寿潜与余副之。”（《啬翁自订年谱》卷下页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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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十二月间，杨晢子度主持之《中国新报》[8]与何天柱主持之《学报》[9]相继出版，先生有《新出现之两杂志》一文评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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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年十月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在东京创刊后，立宪派与革命派之间展开了大论战。本年四月五日（4月28日）《民报》第三期发行号外，就两派的论争提出十二个问题，号召辩论。从此，两派论争日益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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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派的言论机关以《新民丛报》为代表，革命派的言论机关以《民报》为代表，针锋相对，壁垒森严。论争一直延续到一九〇七年。当时，好事者且将双方之言论合刊问世，名之曰《立宪论与革命论之激战》。是年先生所作政论文章甚多，其中《开明专制论》之第八章第一节《论今日中国万不能行共和制之理由》和《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两篇，为最重要，当日先生曾合刊该两文为《中国存亡一大问题》，印单行本万册行世。读了这两篇文章，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先生这时候的政治主张，是反对种族革命，主张政治革命。此外，先生所作辩论文章还有多篇，如《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本报之驳论》、《暴动与外国干涉》、《杂答某报》、《中国不亡论》、《现政府与革命党》、《再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等，但是所言虽多，其大纲要点，总未溢出前论原则范围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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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年谱长编 [:1705713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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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年谱长编 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丁未） 三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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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三月，新民丛报上海支店与时报馆同时被火。六月，四子思忠生。七月，《新民丛报》停刊。八月，清廷颁设立资政院上谕。九月，有设立谘议局上谕。同月，政闻社成立于日本东京。十月，《政论》出版，同月李苾园端棻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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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先生著《国文语原解》一书成，为《饮冰室丛书》之一，由《新民丛报》印单行本行世，该文共四十八条，九十七文，先生自谓不过触手举例，盖以存研究之一得，并非有系统的著述。当时他曾致书请序于蒋观云，抄之以见编著此书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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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专有请者，弟于数日来偶翻《说文》，札记数十条，名曰《国文语原解》，以今日时局之艰，而乃耽治此不急之务，良可愧赧。然既已为之，则亦欲过而存之，敢以原稿就正于先生，视其有发表之价值否？又其中有误谬之点否？乞为纠正。国学萎微之今日，其在此间人士，非先生无以教之，若谓可发表，则请赐以序言（不拘长短），以为光宠，不胜翘企。弟于此学幼而好之，然固匪有心得，近年抛弃已久，益以荒落，东中士夫其粹于此者，惟章太炎，然以政见歧殊，久不闻问，先生能居间以就正于彼，（若太炎肯为叙，亦学问上一美谈。）尤所愿望。政见与学问固绝不相蒙，太炎若有见于是，必能匡我不逮，而无吝也。”（光绪三十三年二月《致蒋观云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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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南海先生运动党事于美洲，他在二月二十六日给先生的信里讲到进行各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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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弟览：前在伦敦复书，命汇之万元，不料美中存款为张孝等借去，致不能拨，及我来美，则有数大事相迫而来。惠伯不肯挪路款，十电来美，墨、欧请发十二万，不得不拨之，遂发九万。庇能、米绞与蔡氏全顶（不顶则大败，顶则自操全局），不顶则蔡氏已支过六万元，故迫于必顶，遂支美银六万（华银十二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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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会派息，须支数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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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墨中承得电车（长八英里，有非常大利）须拨三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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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四事，皆即已拨款。合前港中代收支各数，凡十余万，及去年办货款，遂存无几矣。而墨地之当买尚另计，故与宜甫商（日本）炒地件亦不以为极佳，故不复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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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墨地大溢利，吾去年以五百买之一博洛，今卖得八千，所获几廿倍，顷更待万数乃卖，计可卅余万，若开电车尚不止此，得此全局皆能支持矣。诚幸事也。今吾为商会做十万，为广智《时报》各做万，广智从此可以稍纾矣。（今每股溢利千元，年尾不止对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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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汝做墨银行商会合万金，今汝可从容。闻《新民报》已止，汝专学耶？抑来欧耶？汝可告我，为汝筹定，今汝月费须几何，吾欲为汝筹定之（月二百抑三百乎）。今汇回二千元，可查收，即以兼支各学费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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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此再开大开宪政会，会已议定月捐人一钱八分，未知能行否。若果能得半，则五万之款亦易筹也。复问任弟动定。二月二十六日。”（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康南海《与任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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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三十日，清廷法部尚书戴鸿慈为法部与大理院权限事，曾致书请教于先生，这也是一件值得记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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