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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处顷已有复书，今寄上，请一阅，当如何复之，尚欲公议乃发也。弟意欲即与论国会问题，言手段进行不能一致，何如？若彼处先发分离之议，则于我更易措词矣，诸公谓如何？请即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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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报之文弟即当预备，但此数日间刘鸣博在座，坐催文债，非四五日后未能著笔也。弟所欲作之文，一为《世界大势与中国前途》，一为《宪政之运用》，一为《货币政策》（此皆大意如此命题或尚有斟酌），颇欲对于政府举措，常为批评训导，如此乃尽我辈之责任。如彼现在有定币制之议，我即发表吾党对此事之意见，以后或自提出问题，促政府反省施行，或对于彼所施行者为之纠正，大率每期中为抽象的论文一二篇，泛论全局者也，为具体的论文一二篇，专论一事者也。如此则庶切实而有效力，诸公谓何如？报每月出一期，此可决定者，惟观云先生言叶数不必太多，鄙见颇持异同，此则弟为自便起见，盖弟每作文，动辄繁而不杀，而一文分登，号数太多，实令人生厌，若欲一二期登完，则每号将仅一二题矣。故鄙意谓新报必当厚于《新民丛报》，约与《中国新报》相等，定价或如丛报，或稍增亦无妨，印刷拟在东京托日人，初时未便，则丛报暂代印一二期亦可。盖丛报年来亏累太甚，即续出亦不欲自印，或交上海广智印刷所印之，改在未遽收者，实缘所赁之房未满期耳。故此后此报必须在东京托印，其关于印刷校对各小事，亦须在东京有人任之也。弟大约阳历初十前必一来相见后复返须磨，方从事于报中文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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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间与刘君议，欲在桂林开一银行，以党力办之，顷为拟草案，颇须费数日之力也。”（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廿七日《致蒋观云徐佛苏黄与之三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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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月间，徐佛苏致先生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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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员一节弟与观云先生正在熟虑之中，盖职员不定，对内则责任不专，对外则易滋摇动，近来入社诸君，无不以职务之组织及何人担任何事为问，弟等均无以对答也。其尤可虑者，现在社员逐日加多，若职员犹未派定，则将来议员何以发生，用选举法则政党绝对的无此办法，用指定法则社员恐又斥为专制，惟今日赶紧指定，则社员日后无隙之可寻。若最初即不以指派为然者，则必不至混入其中而生后来之怨望。尊意云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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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观云已拟一职员章程，与弟共决，伊之意视编纂甚轻，而视交际甚重，此殊不可解。夫未改党之先则编纂一部，为发扬本社之势力之大本营，其所谓交际不过在东联络同志，对于政府固无正当之谈判也，对于内地亦无甚许多组织也。若改党以后，则交际始日趋于重要，此事实之自然的现象也。乃观云必欲握交际一权，得毋轻重颠倒，虽然弟亦不必与之辨也。但编纂部各事观云其何能兼办耶？今日在交际部见客，明日负交际责任会客，岂尚有余力可以兼顾编纂事业，况观云性情最喜静养，贵手中握有一管时非万籁俱寂，四壁无声，不能作一文章。今交际与编纂两事，一主静寂，一主活静〔动〕，绝对的不能相容，伊何故欲兼跨此两大机关耶？先生与伊有函商时，当畅陈此性质之异同，然不必说弟有此意见也。观云为人极长厚，听忠告后，必不至坚执成见也。至为所拟总务员副总务员一节，果碻当否，亦当斟酌，弟则以为无大弊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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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前周应昆、陈敬民两君曾来政闻社，力陈两党将来必有可合之机，并表明多数人（周大烈、陈国祥、姚华、陈敬弟等）均不入讲习会，惟各个人面面活动，以俟将来并合，弟曾言此事万非政闻社所乐闻，盖政闻社之意只求立宪之发达，万不于立宪党中而无〔分〕疆界，此等言论畅发无遗，伊两人终以不入彼会为词，弟亦无可如何也。临别时弟曾发一重要语询于两君，谓‘政闻社之发生者，全系对于晢子感情不好，无可联络，与讲习会风马牛不相及，今讲习会既力辨晢子不在此内，与政闻社之恶感从何而来，得毋晢子个人恐受他人攻击而嫁祸于多数人，且激动多数人以与政闻社宣战耶？’弟发此言后，伊两人均无辞以对，惟云政闻社与讲习会原无恶感也。今蹇季常、陈敬民既来尊处，先生亦当力言与讲习会无恶感，且当言与晢子有恶感者，不独一观云，以塞彼党之乘隙，盖彼党近来对于弟与之兄极欲联络，而偏锋专向于观云一人，观云能力固不足与之相抗也，当合力助之。”（光绪三十三年徐佛苏《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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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月间，徐佛苏致先生书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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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社章程及格纸刻下已发布净尽，迟二三日可呈上，惟介绍不能填写先生之姓名，此略当注意者。社中已入之社员，约百人，其陆续入社者尚多，看此趋势，万不患社员之不发达，惟重要之人物实难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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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日方君绶章逐函约弟商议合并事，弟已于二十五晚至方处时，雷君道亨（即雷光宇）亦与议，故力言彼此万不能不合之势，惟方即加入政闻社，亦决不至有许多异议，并力证杨晢子未在讲习会之内，弟见其情词迫切，且方之言论尤光明磊落，亦力陈合并之利，弟责晢子前日不应坚持成见，排斥多人，伊两人皆承认晢子之骄傲，据此情形，彼方无难合并之势。其最要者，政闻社之根本上的组织不能变更，彼辈既公认先生为社长，则一切职务，均应受先生支配，而不可稍有牴牾之见，彼方之重要分子，如熊、方二人，自当稍予以优异之地位，如‘常务议员之类或更兼一部主任’，先生以为何如？弟已函致方、雷二人属其与熊熟商，如熊毫无他见，然后彼处派代表人来政闻社谈判，弟想合并之议，虽直接之利益不多，然间接所收之利益实甚不少，盖彼处虽无多人物（彼处性情之纯洁以方为长），然中立派之态度则可取消也。昨并商观云，亦毫无异议，如此议果可成立，则先生迟日亦当来东旅行之说似可从缓。张君劢兄亦与弟同见其函词，并呈上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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晢子现在十分冷落，怨悔集于一身，盖除熊、蹇数人外，皆无不反对晢子之骄傲者。以晢子今日急迫之情形，虽加入政闻社亦决无妨碍，因其一部分之资望与其势力均已扫地，不足以动摇政闻社之基础，况其容许入社之权，当操自我，更何畏哉。弟以为讲习会万无难合之点，乞酌之。”（光绪三十三年徐佛苏《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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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五日，麦孟华致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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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来政府大有变动，北洋入军机之说已确，道路且有立储之谣。惟现在江、鄂、直三督，苏、浙二抚，均告病假。观此现势，则朝廷必有非常举动无疑。西林病假才满，即奉旨开缺，盖已陷于全行失败之地位矣。粤督为丰润张公[17]（原在东时已拟报及之），此人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博深知其人，料其抵粤之后必无十分振作，且彼与西林颇有意气，（政府之中伤西林皆以康梁为词。）恐其尽反西林所为也。政闻社事如何？现在内地生莫大阻力，而在东学生大失信用于政府，（近日有刘某奏请尽撤回留学生，已奉书议奏。）恐公所举，徒劳无功。以博细察时机，非于中央施以动力，决无转机，鄙人不敏，当为公力任其难也。近日内地文网四布，动辄得咎。各处寄信，邮局皆擅自拆查。如公有信来，乞勿署大名乃妥。仆因母病，欲速归省，大约月中便当南归矣。”（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五日麦孺博《致梁任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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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些材料反映了先生和蒋观云等发起组织政闻社的经过情形，及他们与杨晢子等人的矛盾。后来徐佛苏在《创办政闻社之主义及其源流》一文里，对政闻社成立经过有一段简要的记述，兹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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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清乙巳丙午年间，吾国留日学生达二千余人，对于祖国救亡之主义，分‘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两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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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种族革命者，欲以激烈手段推翻满清君主也。所谓政治革命者，欲以和平手段运动政府实行宪政也。梁先生者，久在日本横滨主办《新民丛报》，鼓吹革命者也。此时见留日学界主张立宪之人渐多，又恸心于国内历次革命牺牲爱国志士过多，而仍未能实行革命，乃亦偏重于政治革命之说，发挥立宪可以救国之理，于是于丙午[18]年间与马良、徐佛苏、麦孟华、蒋智由、张嘉森及留日学界三百余人创设政治团体于日京，名为政闻社。当时除吸收社员刊行《政论》杂志外，并派员归国，劝告清室，速颁立宪之诏，迨社员增多，立宪主义倡明之时，曾在日京锦辉馆开大会，发表主张，并柬邀日本维新元勋大隈重信、板垣退助两伯爵及犬养毅、矢野文雄、尾崎行雄诸君与会演说。会事甫毕，突有激烈党学生数十人，入场狂呼，几至互殴，经日本警士劝阻无事。此为吾国立宪党成立团体之始期，亦即革命党与立宪党交哄之始期也。丙午[19]冬间，政闻社迁居上海，会员更增，旋因联络各省志士，发起国会期成会，警告政府速颁宪法，并电劾亲贵权奸丧权辱国，致大触当时所谓南、北两洋大臣张之洞、袁世凯之愤忌，竟奏恳清主下令解散政闻社。于是社中同志秘议分赴各省，劝导各省谘议局联合呈请政府限期召集国会，而民众参政之思想由此勃兴，致有辛亥年各省谘议局反抗铁路国有而酿成革命之结果，此政闻社之源流也。”（徐佛苏《创办政闻社之主义及其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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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先生在民国元年十月二十一日《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辞》里也追述政闻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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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丁未夏秋间，与同人发起政闻社，其机关杂志名曰《政论》，鄙人实为主任。政闻社为清政府所封禁，《政论》亦废。”（《合集·文集》第十一册之二十九第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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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一日（10月17日）政闻社开成立大会于东京神田区锦辉馆，当日有革命派张继、陶成章等多人到场轰闹会议，关于当日该社开会的详细情形和与革命派冲突事件，有《政闻社开会纪事》（《政论》第二号第一三九页）和《政闻社开幕之武剧》（《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二十五章第二〇二页）两篇文章，可以参考，现在只把徐佛苏《梁任公先生逸事》里记当日与革命派冲突情形的话抄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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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闻社于清光绪丙午[20]秋成立于日本东京，会员约一千五百人，均系留学生，在锦辉馆开成立会，选推职员百余人。梁先生演说约二时余，畅论‘世界各国政治革命不注重国内种族问题’之理由及‘政党政治’之先例。演说未毕，突遇同盟会人张继氏率领廿余人闯入会场，直扑演台。梁先生神容镇静，口不辍演。旋经在场日警劝阻，反对党人出场。顷刻，当地警长复率警卒十余人到场查询敌派扰乱情形，并云政治集会结社是经警署特许者，警署即有保护开会人之责，如甲派人开会而乙派人闯入毁物殴人，是违反警律及刑律，本署故特派人来会场调查实情，以便决定是否以法律解决此事。当时梁先生深恐吾国人因政见不同之细故，致烦外国官厅之传讯，乃派会友向日警力白会中之稍稍纷扰，纯系本会中人偶起争论之故，既非他党来袭，亦未毁物殴人，请贵厅勿介意此事。日警唯唯而退。后来日本名流及报纸颇赞美梁先生之有‘政治德量’云。”（徐佛苏《记梁任公先生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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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同盟会的章太炎在《民报》上就此事发表评论，题为《记政闻社员大会破坏状》，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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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历十月十七日，政闻社员大会于锦辉馆，谋立宪也。社以蒋智由为魁，而拥护梁启超。启超往，徒党几二百人，他赴会者亦千余人，又召日本名士八辈为光宠，犬养毅者，其气类相同者也。革命党员张继、金刚、陶成章等亦往视之。梁启超登，力士在后，与会者以次坐，政闻社员在前，革命党员在政闻社员后，他留学生在革命党员后。启超说国会议院等事，且曰：‘今朝廷下诏刻期立宪，诸君子宜欢喜踊跃。’语未卒，张继以日本语厉声叱之曰：‘马鹿。’起立，又呼曰：‘打。’四百余人奔而前，启超跳，自曲楼旋转而坠，或以草履掷之，中颊。张继驰诣坛上，政闻社员持几格之，金明自后搤其肩，格者僵，继得上。众拊掌欢呼，声殷天地。政闻社员去赤带徽章以自明，稍稍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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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遂言曰：‘吾不应参政闻社员事，然所以不能默者，将有所诘问于犬养毅。毅前在早稻田，语支那学生曰：中国当速行革命。吾亲闻之。今何故附会立宪，猥鄙至是？’毅俯首谢，则登台作酬应立宪语，既卒，徐曰：‘支那或革命，或立宪，任人为之，在速行耳。’当是时，蒋智由先知有变，不至，会亦遂散。继本意欲痛驳立宪，以塞莠言，会事急至用武，亦未竟其说也。”（《民报》第十七号时评一九〇七年十月廿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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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八日，莲涧先生来信规劝先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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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之议，似未必真，太过强逼，仍恐遭忌，盖姑听之；若与革党辨驳，似亦不必过为已甚，各行其志便是。锦辉馆一闹，幸不伤人，然未免贻笑邻邦矣。”（丁未十月十八日《示宏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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