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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智事，哗不可言，若再派息，更无术。吾今决令铭三暗行顶股。前年已令季雨暗行，惜雨太谨，谓恐震动大局，今吾密令铭三坐收。芝楼月入（即擅借与张孝之十万）计每月溢千余可收。广智五六千之股本，汝可频促之，今加属砵属因此月捐不收，诚为急事矣，故虽紧极而无可忍。至汝忙极亦当自爱惜，不必再编《中国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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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报》除癸年经拨七万外，甲年拨捐款约二万（又借广智二万两），乙丙年皆过万，丁年一万，计合十五万（墨银行代出五六万，苦极），外另代交息（三年）三万余，合共总在廿万左右，无年不请款，似此实不可行。要之无论勉攻真否（已得勉书），亦必须派人总文字权，更须派人管账。（以廿万之款无不足之理，弟自明之，何待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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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所忧在款，吾所忧在派管账人也。一派管账，则无遁情，虽接济亦当勉强。某人有书来诉，谓人多谗于汝，汝大为惑，今所投命归心者在我耳云云。吾为一切之长，若他人与人得罪，犹不生心，若为我摈，则与本党永永反对矣。彼既知沪中人多攻之于汝，汝不妨派一管账人（派挺之可也，派擎一查数），若文字人亦由汝派（否则文字人由我派亦可），彼稍怨畏，吾作不知，乃抚慰之，则可两收其用，而彼亦不至有他。吾谓此可行，派孝实总文字亦可，不必定在博也。但一收账权，即可为所欲为矣。早一日，易办一日，可速为之。（吾欲派管账人久矣，因恐生大波，故不如汝派。）吾本欲在德国买一大机，价不贵，每时出纸数万，以款事未得人，故止耳。今经大事后百事皆易，惟托款无人，稍有知识，即不可靠，吾以此畏缩。商事已在别纸，以广西樟脑之大利（必须派人学造之），而吾津津数年，港局尚无人能办，今吾决欲停办（因无一商才，必败）。商务欲俟墨得利后，一切股本交还，惟留一二，或可补救，汝于意云何？天下无人才，万不能作一事，而商才与忠信尤为吾党所乏，如用一惠伯（汝当时请吾用之）即亏渔票酒店七万，尽加属九年之所捐，不足惠伯数月之所掷，抑可见矣。全会人才稍可（总持）者只章轩、宽卓二，然二人皆私心好利已极（宽卓割星公地十四博洛），若以全权付之，徒以吾二人之身名便其营私，他日仍供人骂，故无可卸之任，不如归还大众也。但无商款，则无可借，惟欠款甚多，以此为难耳。道远望书，必多书来，办事乃易，即如此书可值数万全〔金〕，（以吾关切，而乐于设法。）否则前四千，亦令拨云樵，可见。此问春祺 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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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西文住址，不能汇款，可写来。”（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七日康南海《与任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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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月间，先生致南海先生书，言联善耆打击袁世凯和荐汤觉顿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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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邸日盼觉顿往。昨日土尔扈特王来谭，（彼返都月余再东渡，来访于村居彼在都即主肃邸也。）言都中事颇悉，大约联诸刘以御王氏，自是不易之法，然敌势方日张，胜败正未可知也。（肃邸侦探布满，有言爱妾亦为敌用者，可叹！邸自言日坐针毡也。）今最急者，当为觉顿谋一官，使得安居都中，而不招忌。而现在经济如此之窘，真不得了。都中出一《大同报》，为旗人所设，办事皆吾社人，社中亦荐人（旗人以外之社员）为之主笔，然其经济亦甚乏，后此尚当思所以济之，不然，将失此势力。又今年六月，社员卒业归国者，殆数百，除分途设法荐往各幕外，仍须谋有以聚之，则上海编辑所之设，又万不容已。今款不继，百事皆将瓦解矣。港中每月一千，至今不肯拨来，非先生严饬之不可。美中卖古董事，宜早谋之，不然此十万金掷之洪水，至可惜也。”（光绪三十四年三月《致南海夫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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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汤觉顿致南海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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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肃邸纯为帝党，自戊戌以至今日，宗旨坚定，经千曲百折，曾不少变，于贵胄中诚为仅见，徒以平日不修边幅，好下交处士，往往受人指谪。去年项城入军机后，其他〔地〕位颇危，谨乃能保。自经此番阅历，甚能改从前之态度，接人发言，都极慎重，于吾党最为亲信，其接见弟子，极能以诚相待，非重弟子，实重吾函丈也。据言上实不病，即宫中事，渠亦布置妥帖，一旦那拉死去，必不致因他变而累及圣躬。且言前接函丈所赐书，属彼以此事，渠极佩服函丈，远在海外，而虑事之周，至于如此，诚感叹无地云云。此人他日纵不能得政权，（有醇在，肃或不能不稍逊一筹，然亦难言。）亦必占一重要之位置可勿庸疑。吾党今日得此人而联络之，天所赐也。”（光绪三十四年三月汤觉顿《致南海夫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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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月间，南海先生复先生和麦孺博书，里面除论攻袁问题外，并讲到广智书局事，引起党事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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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博二子：得书悉。□□情状，语语深中，不然何至媚外至此。今凤山[8]不西，盛怀[9]内召，或有转移耶？彼虽谍探宏多，若从宗室，满人下手，攻之亦不难，彼实在嫌疑之地。老妪阅事多矣，极少信心，中之至易，是在所布置之人才耳。鲁难未已，则以聂政行之，亦不得已也。楚甚恐之，力主勿大办。惟今之资政院已开，各省会政党争出，迟则各有所主，以是为忧。彼等当国，断无开禁之理，是以进退维谷也。今先其大者，自以倒劭为先，然乘此各省哗争路捕之时，莫若合为一体，自必江粤为魁。所合各省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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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争外交为名，请凡外交之事归民间担任，由各省举代表一二人常驻北京为外部议员，从议员公举一人为议长，即请简为尚书，否亦为会办大臣，其有决裂之事，由民间任兵筹饷。如此为题，合十八省要请之，如此既可隐开国会（今日必不能速开议院如此已偷来），明拒外侵，既大得民心，必能大集人望，于国事必有益。但此权（党魁）必在王文韶手耳（马相伯名位恐未能领袖也）。否则岑春煊乎？此事可行否，可酌之，勿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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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岑可深结，或以岑领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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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智（停息）之事哗怒不可思议（广智尚有多不妥事），加中三埠尤甚。既大骂汝，（凡百数十函，本欲收拾寄汝，计汝已知，不复扰汝心事矣。）因攻我■迫不可闻。福基似发狂。汝又前误（汝亦大披露矣），有《新民报》事复函，致为口实，吾无可解，以其语太甚，不能不盛怒责之，然恐其决裂矣。惟不责之，其语无状，动云自立，甚难闻之。广智事实吾党理亏，不能不了之，明甚。决意大顶其股以了此。汝欠《新民》款若干，亦望告我，俾设法了之。福基等大怪汝数年不通书。吾虚与逶迻，事事复之，彼又字字诘难，答不可胜答，又复布告，真难与处。疑心既起，无一事而可，抚解皆穷，彼既久不缴款，又日议加属自立，广智余波一至于此，可不慎欤？为此密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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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浑（始于加，亦败于加，后此恐日为彼扇动，而河内尽失也）内地好消息，可多以慰加属人。”（光绪三十四年康南海《与任博二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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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七日，先生致南海书，报告汤觉顿在京活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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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顿从都中最近来书，谨呈览。中所云良乃臣者即良弼，乃宗室中最才者，而革党恨之最深，日思中伤者也。刘伯刚为第一次学陆军毕业之人，亦一血诚士，得此二人暗中主持，诚可喜也。觉顿约于三四日后便到此间，届时面述一切，细情当续报。孔希伯从广西有书来，所述多要语，俟觉顿来后，与之共阅，乃寄呈请训。大约坚帅[10]不满于云樵，而欲牵觉顿往桂，第觉顿顷所负荷如此其重，岂能舍三韩以营巴蜀，如司马错所论邪？惟桂中顷无人去，致可惜耳。君勉在南极不得志，不图革党势力在彼竟猛进至此，想君勉别有禀矣。勉意忽欲弟子移住南洋，此奚可者，第南洋固亦不可放弃耳。绶卿简暹使消息，现未碻，但亦可望。鄙意今日首辅非贿不行，欲将前此在欧所购之晶床献之，以为索偿之左券，统俟觉顿到商，如以为可，请专行之，不待命矣。”（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致南海夫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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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徐佛苏在他的《梁任公先生逸事》里，对于密谋倒袁的事也有一段很简括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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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社于丙午[11]年秋成立，后即派员归国，分赴各省，各界签名预备向清廷请愿，速颁宪法，开国会，声势颇振。清大吏窃恐人民要求立宪后，准拨两难，急欲事前中伤之。又值康先生有为自海外秘电某当道，请劾奕劻植党揽权，及外间有康梁秘联粤督岑春煊谋倒张之洞、袁世凯之谣，于是袁党力促张之洞奏请清后举发康梁乱政秘谋，张氏甚恐留日学界鼓吹立宪，为康梁所利用，乃毅然奏请解散政闻社，通缉首犯，而清廷谕令即下。按政闻社被封禁时，系丁未[12]秋间，此时社址已从日本迁归上海，租宅于英租界大马路。”（徐佛苏记《梁任公先生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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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袁的事，马相伯也极力主张，他在给先生的一封信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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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某谓得京信，湖南请愿书上，复恐将立宪律继报律等而先颁也，故请愿书应如雪片飞上。然个中要义，一贿，二丸，徒恃口无用也。一则已蹈险为之，约定书中要义要言如数，则大大衍亦如数。张君真可人哉！第二则一丸送土足矣，而皮党竟为土党参利用可恨。粤所主持者，沪将以口不以笔，盖势则然也。大士每以难不见谅言，而不悟其难也，其自造之，恃一不读书之土头，将何事而不难耶。张又谓京信有先去小土意，而复出大土于辽东，恐将予以根据地也。”（光绪三十四年马相伯《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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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碧泉尔音是政闻社一位重要职员，袁氏为摧毁政闻社计，曾有招致的计划，但是徐氏至终未往。彭渊恂在当日给先生的一封信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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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泉北上及北京支部两节，关系甚大，殊不可轻率取决。恂意，袁以阴险诡诈闻，其于碧泉，决非谓其有奇才异能，诚心延致之，不过欲借以探本社消息，图所以摧折我者而已。我欲窥其秘密，决不易得，因彼固以政门社一分子视碧泉，必一切皆不使之与闻。且袁之秘密，其大者固已昭著，为有目所共见。吾党力能排之，直排之可也，焉事再探侦之？且本社于闽、蜀两省，所恃惟碧泉，即江鄂等处其交游亦多，如一旦北行，虽彼若何忠于本社，决不能身出运动，即欲以一纸书说之，恐亦碍于所处之地位而不可得，吾何必弃一有力分子，并弃闽、蜀数省之经营，以希望此不可得、不必要之结果也。支部之设，在网罗人才。现在能于北京活动者，多甘受政府之网罗，而醉心仕宦者。吾辈不揣冒昧，欲于彼处有所作为，是真与政府争人才。以今日北京之黑暗，虽他党无特殊障碍者，犹恐不能存立（如雪舫述熊铁崖之不能长居北京），我乃直撄其锋，殆恐其不我仇而自挑战也。吾党方略，惟有潜布势力于民间，待党局大定，而后直捣北京，在现时但可以个人关系，暗联络其有人心者，俾为他日之声援。果有确能为本社尽力而急思有所建树者，尤当顾惜之，阻止之，不使败露，以俟党势之养成。先生盍商之上海诸人何如？总之，恂所主张，现在党势脆弱，地不过一隅，人不过数百（严格言之实只数十人耳），曷堪摧压，惟有极力避之，决不可骋一时理想，以招人忌克，而自取败也。此间近有以排斥袁为辞，而非难本社者（多举《时报》及马先生之言论以为证）。其所主张，皆谓一旦袁倒，现政府中无能继起负责任者，政闻社排之，是惟计己党之活动，而不顾大局也云云。足见国民于袁之希望心尚未能纯然断绝，吾党于此时决不宜稍露形迹，不然，他党将居为奇货，以排我也。”（光绪三十四年彭渊恂《与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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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张南皮方面，政闻社不但没有谋倒他，且有联结他的计划，彭渊恂在给先生的另一信里述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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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晨晤蔗青，谈及程君于本社甚表同意，并力任婉说南皮，（以得其赞成为止。）并谓南皮入京之目〈的〉在速立民选议院，以庆、袁反对甚力，志不得遂，乃主张先设谘议局，意谓此举一经成立，不久必四方一致，而为国会运动，则其结果自能良好。其定该局章程，颇费苦心，隐含有监督行政长官之权能。故南皮深恐一般人民不解其命意深远，膜不经意，极欲各新闻杂志有以引伸其义，而鼓吹之，居常每以未得一机关新闻为憾。若《大江日报》成立，彼可借此说其提携，且云欲函致或一见先生，得详陈其关于谘议局之意见，以祈大力提倡。吾党得此公于南皮处为力，诚大好机会，故恂已切央蔗青、抟九等力与周旋。但均谓必得先生一函乃能见重，且以使其与先生直接。务祈即日书寄蔗青转达，为至祷。”（光绪三十四年彭渊恂《与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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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愿速开国会是政闻社进行各事中一件最大的事，是时该社社员在国内之活动，颇形积极，而尤以运动签名请愿速开国会事为最，这是惹起清廷大吏妒忌的主要原因。二月二十三日，张君劢嘉森致先生一书里面讲该社运动请愿速开国会的情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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