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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期成会事所运动之省份，以吾社为独多，而总共人数尚不满万。（安徽六七百，山东□□，湖南二千余，江苏现所签者不过四五百。）此间社员觉办事人于此方面并未注意，故此次甚望多得一二万人，为一极大之请愿，以雪吾社不能活动之耻。前在神户所谈，谓合广东西两省，得万余人尚非难事，则函致粤中时，必须得一极热心、极有力之人运动此事，以必达此目的而后已。此最东京社员所希望者也。（徐君勉先生通信处乞示知。）”（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张嘉森《致任公蜕庵两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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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二日，预备立宪公会郑孝胥、张謇、汤寿潜电请速开国会，以二年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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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政闻社便以该社全体名义致宪政编查馆一电，请限期三年召集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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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宪政编查馆王爷中堂军机大人钧鉴：开设国会一事，天下观瞻所系，即中国存亡所关，非宣布最近年限，无以消弭祸乱，维系人心。且事必实行，则改良易；空言预备，则成功难。凡事如斯，岂惟国会？近闻有主张十年、二十年者，灰爱国者之心，长揭竿者之气。需将贼事，时不我留，乞速宣布期限，以三年召集国会。宗社幸甚，生灵幸甚。”（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五日《申报》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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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该社自去冬以来计划开办之《江汉日报》和江汉公学，这时以经费无着停止进行。侯雪舫在二月十二日致先生书里，论开办报馆的困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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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日报》非得确凿巨款不可冒然开办也。延爽初以为汉口诸凡较沪上节省，今驻久两下比较，始知房舍用费一切比上海昂贵许多，其与上海平等或少廉者，柴米之琐屑而已，其房舍费、应酬费、用人费，皆比上海超越甚多。况吾报社又带有政闻社支部之性质，则他报馆所无之酬应费，吾必不能少焉。房舍应酬已立于应缩小不能之地位，而报之有价值与否，则视主笔与访事电报数者。主笔吾社虽甚足，而访事与电报若撙节过甚，则仍难出色，不能餍阅者与诸社之望；毁谤之书必且丛来；然则外形与内容皆有不能不多费之势。初议欲比《时报》规模缩小，今实立于万难遇事缩小之地。而开办费只吴君觐堂所捐之万元，闻购机器已耗去四千，下余六千，尚未兑来。昨与楚青细商，开办费至少须三千元，以后每月须两千元开支，是除去开办费之三千元，余三千元只足月半粮耳。倘两月后股金不集，将奈何？今欲为稳妥之计，先租一事务所，安顿机器与人工，俟连招股共有万元或至少万五千元时，然后再租大房，定期出版，方不至竭蹶。此股金须先自社员从速交纳，若招外股，恐非出版后不能得也。此延爽与楚青、佛苏诸位筹度再四，非此不可。若孟浪开办，毫无确实来款接济，出版后必有大忧。”（侯延爽《致梁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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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十三日侯氏致书徐佛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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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日报》事反复思之，无限为难，昨与楚卿一谈，倍加忧思。盖非确有两万元至少万五千元，不能着手开办，而此巨款向何处筹得乎？今除以四千元买机器外，只有可恃之底款六千元，此外即社员认股踊跃，充其量不得一万，盖勿谓社员多，口说易，实行难也。统计之，难足万五千之数，此外则须仰给各处招股。爽以为此皆镜中花耳，万不能恃以集事。为今之计，于底款外（社员入股在内），非每月得有确实千余元之补助，此报万无成立之理，（有千余元之月款再足以随时所招之股，始可为也。）是即极小办法也。且爽自维庸懦，实不足以当此重任，而老亲弱息，饥饿都门，债台已增百级，更无颜托钵向人。爽行将他谋，以给菽水耳。然无论至何处，皆不忘扩充吾政闻社，是敢矢死于诸公者也。此意乞转致湘伯先生，并寄上任公裁夺为盼。”（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三日侯延爽《致佛苏我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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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七日，徐佛苏致先生一书，其时正值先生患病，所以信中除论《大江日报》事外，谈及卫生方法，所言吴款，系是日本华侨商人吴觐堂捐助该社两万元款项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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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曾屡劝公之注意卫生，乃漫然应之，今果何如耶？倘一旦医药未能得手，何堪设想，天生此躯，必欲戕贼之，不知其用意之所在？前事已矣，后来当百方调养。每日以三时看书，三时作文，三时游览物景，三时静坐，则尊体自可日趋健实。至如饮食寝兴四大节，尤当有确定之钟点，食时戒多言（不发一言更妙），睡时必当熄灯，（电灯不熄亦可，然能熄则开眼时无感觉，不至惹起思想，亦甚有益。）盖饮食下咽时，气盛则易消化，多言则气外喷。睡时正吐出炭气，吸收清气，倘吸收油烟，则志气不得清明。以上所言，皆先生最易犯者，而皆足以戕害生理。先生兼备此恶习，故弟久决不日先生必生大病，甚或一病不测。尊意以为何如？人当年少力强之时，如新造之汽轮，自能圆转如意，马力奋迅，若中年以后，则如汽轮用久，机牙不甚紧浃，倘工师尚不注意管理之法，不复能用。先生弗以日前未曾有疾病之为害，而概视中年以后也。弟身体羸弱，其所以今日尚留此残躯与公等相追随者，全恃此一二摄生之道。弟恒谓人生寿命之长促，不能以身体之强弱为衡者，甚有经验之言也。例如南海何以近来斑发返黑，有规律生活也。丹徒何以日见矍铄，饮食丰厌，寝兴有节也。（此老每餐必食大块肉，每夜必于十时就榻。）先生岂未之见耶。弟之视尊体较自身尤重，故不惜作此噢咻琐屑之言，乞谅其迹，而鉴其心，幸甚，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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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再将社务陆续上达。《汉报》原拟从速开办，数日前雪兄与楚兄酌商后，知非有一万五千金万不能开办，且开办后每月尚须有二三千金接济。盖一万五千金，只能敷三个月之用故也。据雪兄最近调查，汉皋一切用费，较沪上更贵，而房租尤甚，每月此项非须三百元不能适用，故雪兄近日甚为焦虑。昨自途次发来一函，则甚有在他处先谋生活，再办此报之意。弟之心亦甚灰冷，无法可以慰留。社中不能供办事者之生活，又无事可办，他人何能困守此间。故弟自接阅雪函后，郁愤不可名言。幸不过三时之久，接读公之来书，弟随飞函（并打电）报告雪兄，想此君必仍欣然就职也。此君之性情笃实直爽，虽以吾社中多天资深厚者，然视君尚有愧色。弟因蜕公不日来沪，曾促雪兄速来会商，俟吴款到时，必需划出万金，此外或在东京、神、滨、王处筹凑五千金，交雪兄作日报三月之费，想尊意必甚谓然。”（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七日徐佛苏《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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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相伯对该报持改良社会主义，以为果能开办，不至大受损失，此外并提倡兴办国民路矿协会，以供政党运动的经济基础。他当日给先生的信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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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以经济问题为要，不独我社然也。不才不担经济，亦断不以此相困，觉顿想已代达，但不可以此责望他员，雪舫以汉口应酬糜费过于上海，故不敢担任。愚意我社主义在改良社会，相随征逐，望报纸销畅乎？抑望资助亏耗乎？此绝非官商二界所能助力者，以故曾托英君敛之来汉，代为经报，英君亦慨允。窃以为汉口以西南北十省为我销报范围，持改良社会主义以为之，断不至大失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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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社经济（近拟在宁镇等地处购荒地）须求生息以自养乃可，社会不足以养人，人将群赴官界，赴官界则断不肯立宪。事前不问理由，事后不担责任，政府何等自在，谁肯立宪以自束缚。以此社会当求经济，左右思维，盖莫如国民路矿协会。每县以储蓄法设一信用组合，售小票时则借此为机关部，则学商界与下等社会皆可联合。故章程须兼用信用组合，人人以为然而惮于发起者，殆由社会所仰望之人不敢出而主持之，其不敢之故，殆亦仰望政府之心过切耳。近今耳目所触，无乙事不诒我须行宪法者。医头医脚而不医病根，不问理由，不担责任，如瘖瞽之人，其手足之动，断不能按规则也，今之政府何以异于是。日内拟遍请学界宣讲一番，能得二三百社员，必当再定社名，（今日社会人每以二字党败之，虽不出诸口，而心病则同。）再行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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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大江报》主笔务请代访妥人，盖英君道德甚高，非此亦不足以改良社会，即不才亦断不敢以纷华相率也。近三十年来，上中下社会无不公然嫖赌，故生财者日少，为匪者日多，社会之可痛哭者，无此为甚，所望我社能起而改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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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皮不准民立法政学校，若吴君果肯助一方，则在上海开一法政学堂，于社会必大有鼓动。又国民路矿协会，其办事及权限章程请示尊意。”（光绪三十四年春马相伯《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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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麦孺博居沪负责整顿《时报》事，他对于《大江日报》，主张可缓不可停。当日徐佛苏因为痛愤东京社员的攻击，有辞常务员并请改选的事，这也是该社政治运动中一小波澜。现在把麦孺博二月二十四日给先生的信节录两段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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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人颇有攻佛苏者，佛极愤，已函东京请改选，彼谓必辞常务员。弟之常务员亦一赘疣，去年已欲辞之，今佛苏既辞，且彼致函东京改选，则并弟在内，弟似不可不辞，否则下不去矣。常务员与否，本皆无关要紧，然弟为之，则弟既足妨社（弟出名，诸人均异常惊诧），而常务员亦未尝不妨弟，故辞去亦妙。至常务员在此无事可办，则固早知之。湘老在此，则此直不置常务员亦无不可，公谓何如！如以为可，则请代草数行告东京社员辞之，省弟待兄回书久费时日。盖佛苏函已去，而其函内亦及弟，谓弟在此亦不能作团体之活动，则弟辞亦不可不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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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经济极困，且先站定勿再生波澜，《大江报》决不停，惟必大股既集乃开办，至他事皆请暂缓，现时不可遽有兴举。彼讲习会究有何举动乎，我亦何必汲汲办大事者，当取势远，不必急急争目前一二小事，先站定脚，立于不败之地，然后谋进取，若日日浪战，虽小胜亦终必败。用兵之道固如是，立党之道亦谓如是。请兄暂勿高兴，亦暂勿焦急，先为深沟高垒，兵势既集，然后出战，万勿因督战者急遽遂又匆匆浪战，既已费财，又必狼狈。《大江报》事可为前车，必勿再蹈前辙，至叩至盼。”（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麦孺博《致梁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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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三月二日一书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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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报》缓办而不停办，此自无疑义，然缓办亦必当大股既集，足敷一二年，方可再张旗鼓，已一误矣。此时必当准备一二年之经费，万万不可遽又提议兴办。一二年非三万不可，极少亦须二万（除前已用者不计外），二万亦仅支一年，且恐不足，故非于社款外，确得二万元已到手，必不能再提开办。万万不可指望海外，或仅得海外复书允筹而又遽办，必海外之款汇到乃可。前此之狼狈，何济于事，徒令人轻视失笑，自损声望耳。求急反缓，一误万勿再误。兄来书又颇有铺张扬厉之意，恐东京诸公又一拥而起，误事不少，故不辞赘，为兄言之。望兄勉思鄙言，勿急激也。”（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日麦孺博《致任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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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孙敏斋志曾曾致先生一书，论办国民路矿协会和法政学堂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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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鄙人所最注意者，曰国民路矿协会，曰私立法政学堂。以路矿启发人民之权利思想，固顺导之而易为力。久之商会林立，银行遍设，体大用宏，必收奇效。而以绝大财团之势，既可以握全国之财政权，即可以左右全国而操纵之，制政府之死命，箝疆吏之威权，可联合则联合之，可倾倒则倾倒之；至经济益充，党力益厚，凡伟人杰士可网罗则网罗之，可利用则利用之，反对吾政党者则剪灭之，妨害吾政党者则攻击之。利权在手，一呼万诺，为吾党权势之所及，即为人民视线之所归。由此渐推渐广，不难再造新邦，驾列强而上之。所谓蓄之既久，发之愈宏，藏之既深，则成之必大。先生戊戌之举，虽有旋乾转坤之能力，而不能达圆满之目的者，即蓄之未久，而藏之未深也。虽然即当日果能遂其希望，而举国臣民必有疑先生，毁先生，而出其死力以对先生者，以其时机不熟，故也。夫时机非可待而熟，必有以造而熟者，所谓英雄造时势，为古今贤豪所公认，而必历万难，遭万劫，以委曲而成就之。故今日路矿之导线，即为造时势之先机，亦即应世变之迁流，而不得不如是者，先生真识时俊杰也。马相伯先生为之担负此任，皆先生热诚之感召，所由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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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私立法政学堂，为吾辈造就人才，扩张势力之根据地，较报馆而尤居其要焉。学堂多一学生，即本社多一党员，学生中获一明达之士，即本社中得一用世之才。德国柏林大学约数百人，而多数人才即出其中，政党之成败，即以政治团体之发达及政治思想之普及与否为前提，而欲发达其团体普及其思想，又非起点于学堂不为功。久之群材迭起，布满国中，无往而非党员，无往而非志士。今日为政法之学堂，即他日为政党之舞台，此鄙人敢断言而无疑者。特是学堂必设于适中之地，迨根基既固，将来始有发达之期，夫沿江各省，既以汉口为中心点，学堂之根据不得不注意于此。现闻宪政讲习会在长沙汉阳之间，以学会形式而实充其宪政之党势，凡足迹所到之处，无不为讲习会之势力范围。吾辈尤迟迟观望，则事落人后，恐无插足之区，望先生努力为之，勿稍退步，以贻在会诸君子忧。”（光绪三十四年孙志曾《致梁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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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四日，侯雪舫致先生一书，论办《大江日报》的困难，主张改营印刷业，并促先生出国筹款，为政闻社谋经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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