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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七日，徐佛苏致先生一书，其时正值先生患病，所以信中除论《大江日报》事外，谈及卫生方法，所言吴款，系是日本华侨商人吴觐堂捐助该社两万元款项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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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曾屡劝公之注意卫生，乃漫然应之，今果何如耶？倘一旦医药未能得手，何堪设想，天生此躯，必欲戕贼之，不知其用意之所在？前事已矣，后来当百方调养。每日以三时看书，三时作文，三时游览物景，三时静坐，则尊体自可日趋健实。至如饮食寝兴四大节，尤当有确定之钟点，食时戒多言（不发一言更妙），睡时必当熄灯，（电灯不熄亦可，然能熄则开眼时无感觉，不至惹起思想，亦甚有益。）盖饮食下咽时，气盛则易消化，多言则气外喷。睡时正吐出炭气，吸收清气，倘吸收油烟，则志气不得清明。以上所言，皆先生最易犯者，而皆足以戕害生理。先生兼备此恶习，故弟久决不日先生必生大病，甚或一病不测。尊意以为何如？人当年少力强之时，如新造之汽轮，自能圆转如意，马力奋迅，若中年以后，则如汽轮用久，机牙不甚紧浃，倘工师尚不注意管理之法，不复能用。先生弗以日前未曾有疾病之为害，而概视中年以后也。弟身体羸弱，其所以今日尚留此残躯与公等相追随者，全恃此一二摄生之道。弟恒谓人生寿命之长促，不能以身体之强弱为衡者，甚有经验之言也。例如南海何以近来斑发返黑，有规律生活也。丹徒何以日见矍铄，饮食丰厌，寝兴有节也。（此老每餐必食大块肉，每夜必于十时就榻。）先生岂未之见耶。弟之视尊体较自身尤重，故不惜作此噢咻琐屑之言，乞谅其迹，而鉴其心，幸甚，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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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再将社务陆续上达。《汉报》原拟从速开办，数日前雪兄与楚兄酌商后，知非有一万五千金万不能开办，且开办后每月尚须有二三千金接济。盖一万五千金，只能敷三个月之用故也。据雪兄最近调查，汉皋一切用费，较沪上更贵，而房租尤甚，每月此项非须三百元不能适用，故雪兄近日甚为焦虑。昨自途次发来一函，则甚有在他处先谋生活，再办此报之意。弟之心亦甚灰冷，无法可以慰留。社中不能供办事者之生活，又无事可办，他人何能困守此间。故弟自接阅雪函后，郁愤不可名言。幸不过三时之久，接读公之来书，弟随飞函（并打电）报告雪兄，想此君必仍欣然就职也。此君之性情笃实直爽，虽以吾社中多天资深厚者，然视君尚有愧色。弟因蜕公不日来沪，曾促雪兄速来会商，俟吴款到时，必需划出万金，此外或在东京、神、滨、王处筹凑五千金，交雪兄作日报三月之费，想尊意必甚谓然。”（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七日徐佛苏《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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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相伯对该报持改良社会主义，以为果能开办，不至大受损失，此外并提倡兴办国民路矿协会，以供政党运动的经济基础。他当日给先生的信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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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以经济问题为要，不独我社然也。不才不担经济，亦断不以此相困，觉顿想已代达，但不可以此责望他员，雪舫以汉口应酬糜费过于上海，故不敢担任。愚意我社主义在改良社会，相随征逐，望报纸销畅乎？抑望资助亏耗乎？此绝非官商二界所能助力者，以故曾托英君敛之来汉，代为经报，英君亦慨允。窃以为汉口以西南北十省为我销报范围，持改良社会主义以为之，断不至大失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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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社经济（近拟在宁镇等地处购荒地）须求生息以自养乃可，社会不足以养人，人将群赴官界，赴官界则断不肯立宪。事前不问理由，事后不担责任，政府何等自在，谁肯立宪以自束缚。以此社会当求经济，左右思维，盖莫如国民路矿协会。每县以储蓄法设一信用组合，售小票时则借此为机关部，则学商界与下等社会皆可联合。故章程须兼用信用组合，人人以为然而惮于发起者，殆由社会所仰望之人不敢出而主持之，其不敢之故，殆亦仰望政府之心过切耳。近今耳目所触，无乙事不诒我须行宪法者。医头医脚而不医病根，不问理由，不担责任，如瘖瞽之人，其手足之动，断不能按规则也，今之政府何以异于是。日内拟遍请学界宣讲一番，能得二三百社员，必当再定社名，（今日社会人每以二字党败之，虽不出诸口，而心病则同。）再行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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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大江报》主笔务请代访妥人，盖英君道德甚高，非此亦不足以改良社会，即不才亦断不敢以纷华相率也。近三十年来，上中下社会无不公然嫖赌，故生财者日少，为匪者日多，社会之可痛哭者，无此为甚，所望我社能起而改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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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皮不准民立法政学校，若吴君果肯助一方，则在上海开一法政学堂，于社会必大有鼓动。又国民路矿协会，其办事及权限章程请示尊意。”（光绪三十四年春马相伯《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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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麦孺博居沪负责整顿《时报》事，他对于《大江日报》，主张可缓不可停。当日徐佛苏因为痛愤东京社员的攻击，有辞常务员并请改选的事，这也是该社政治运动中一小波澜。现在把麦孺博二月二十四日给先生的信节录两段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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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人颇有攻佛苏者，佛极愤，已函东京请改选，彼谓必辞常务员。弟之常务员亦一赘疣，去年已欲辞之，今佛苏既辞，且彼致函东京改选，则并弟在内，弟似不可不辞，否则下不去矣。常务员与否，本皆无关要紧，然弟为之，则弟既足妨社（弟出名，诸人均异常惊诧），而常务员亦未尝不妨弟，故辞去亦妙。至常务员在此无事可办，则固早知之。湘老在此，则此直不置常务员亦无不可，公谓何如！如以为可，则请代草数行告东京社员辞之，省弟待兄回书久费时日。盖佛苏函已去，而其函内亦及弟，谓弟在此亦不能作团体之活动，则弟辞亦不可不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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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经济极困，且先站定勿再生波澜，《大江报》决不停，惟必大股既集乃开办，至他事皆请暂缓，现时不可遽有兴举。彼讲习会究有何举动乎，我亦何必汲汲办大事者，当取势远，不必急急争目前一二小事，先站定脚，立于不败之地，然后谋进取，若日日浪战，虽小胜亦终必败。用兵之道固如是，立党之道亦谓如是。请兄暂勿高兴，亦暂勿焦急，先为深沟高垒，兵势既集，然后出战，万勿因督战者急遽遂又匆匆浪战，既已费财，又必狼狈。《大江报》事可为前车，必勿再蹈前辙，至叩至盼。”（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麦孺博《致梁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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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三月二日一书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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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报》缓办而不停办，此自无疑义，然缓办亦必当大股既集，足敷一二年，方可再张旗鼓，已一误矣。此时必当准备一二年之经费，万万不可遽又提议兴办。一二年非三万不可，极少亦须二万（除前已用者不计外），二万亦仅支一年，且恐不足，故非于社款外，确得二万元已到手，必不能再提开办。万万不可指望海外，或仅得海外复书允筹而又遽办，必海外之款汇到乃可。前此之狼狈，何济于事，徒令人轻视失笑，自损声望耳。求急反缓，一误万勿再误。兄来书又颇有铺张扬厉之意，恐东京诸公又一拥而起，误事不少，故不辞赘，为兄言之。望兄勉思鄙言，勿急激也。”（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日麦孺博《致任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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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孙敏斋志曾曾致先生一书，论办国民路矿协会和法政学堂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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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鄙人所最注意者，曰国民路矿协会，曰私立法政学堂。以路矿启发人民之权利思想，固顺导之而易为力。久之商会林立，银行遍设，体大用宏，必收奇效。而以绝大财团之势，既可以握全国之财政权，即可以左右全国而操纵之，制政府之死命，箝疆吏之威权，可联合则联合之，可倾倒则倾倒之；至经济益充，党力益厚，凡伟人杰士可网罗则网罗之，可利用则利用之，反对吾政党者则剪灭之，妨害吾政党者则攻击之。利权在手，一呼万诺，为吾党权势之所及，即为人民视线之所归。由此渐推渐广，不难再造新邦，驾列强而上之。所谓蓄之既久，发之愈宏，藏之既深，则成之必大。先生戊戌之举，虽有旋乾转坤之能力，而不能达圆满之目的者，即蓄之未久，而藏之未深也。虽然即当日果能遂其希望，而举国臣民必有疑先生，毁先生，而出其死力以对先生者，以其时机不熟，故也。夫时机非可待而熟，必有以造而熟者，所谓英雄造时势，为古今贤豪所公认，而必历万难，遭万劫，以委曲而成就之。故今日路矿之导线，即为造时势之先机，亦即应世变之迁流，而不得不如是者，先生真识时俊杰也。马相伯先生为之担负此任，皆先生热诚之感召，所由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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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私立法政学堂，为吾辈造就人才，扩张势力之根据地，较报馆而尤居其要焉。学堂多一学生，即本社多一党员，学生中获一明达之士，即本社中得一用世之才。德国柏林大学约数百人，而多数人才即出其中，政党之成败，即以政治团体之发达及政治思想之普及与否为前提，而欲发达其团体普及其思想，又非起点于学堂不为功。久之群材迭起，布满国中，无往而非党员，无往而非志士。今日为政法之学堂，即他日为政党之舞台，此鄙人敢断言而无疑者。特是学堂必设于适中之地，迨根基既固，将来始有发达之期，夫沿江各省，既以汉口为中心点，学堂之根据不得不注意于此。现闻宪政讲习会在长沙汉阳之间，以学会形式而实充其宪政之党势，凡足迹所到之处，无不为讲习会之势力范围。吾辈尤迟迟观望，则事落人后，恐无插足之区，望先生努力为之，勿稍退步，以贻在会诸君子忧。”（光绪三十四年孙志曾《致梁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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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四日，侯雪舫致先生一书，论办《大江日报》的困难，主张改营印刷业，并促先生出国筹款，为政闻社谋经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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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教敬悉，并由他函得知我公数月来，大为造化小儿所苦，不胜恻然，今刻已占勿药否也，念念。《大江日报》事进行甚难，前与觉顿在汉左右踌躇，无从着手，今到沪与佛苏诸位商之，不如竟作罢论，改营他业较为得计，今一一为我公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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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筹款之艰难。前曾详禀，此不再赘，且吴氏之款，今亦并未接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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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律之羁束。新报律之野蛮，并挂洋旗者亦羁绊之，想先生已于东报览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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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他党之倾陷。杨晢子于武昌及南京等处遍散谣言，谓政闻社目的专在排袁，延爽在汉之办报，为排袁之先锋，前于沪新任道蔡某前媒孽延爽之短，不遗余力，到南京亦复如是。盖蔡道此次莅沪，乃某军机授意，令其镌刻党人碑者，杨晢子又从而加功焉。（此系督幕中某友密谓爽云云，且谓不速离汉，则祸将及也，党狱若起，必连及岑西林，某军机授意如是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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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此种种困难，则《大江日报》立于绝对的不能办之地步，故沪上诸社员亦无不以暂作罢论为是也。所难为情者，则因此报取消，吾社对于新界人及泛泛之社员必负不信用之恶声。然成大事者，不顾众讥，况两害相形，必取其轻者，此恶声殊不必惜也。吾社以后进行之方法，必注全力于经济界，而社员之手段，必从各方面作其表面示人以静，裨忌者排者无从肆其毒螫之手。数年后，社内之经济裕，官场之局面不能不有所变更，然后为一鸣惊人，一飞冲天之举，而此刻则万不可空凭理想，为形式上之张皇，知雄守雌，无以逾此者也。报馆取消，已运到之机器可转运来沪，与广智书局合营一印刷所。据擎一云，两处机器合并外，再益以万元之流动金，即为最好之印刷业。如得吴氏之捐款二万元时，拨一半营此，或社员之报股移入于此皆可。觉顿、佛苏诸位皆然是议，未知我公以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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爽前禀曾劝我公急游欧美，今反复思议，除此则政闻社别无生路，且将有不解自散之虞。君勉今虽有急到南洋之言，然闻其夫人病尚重，恐终难成行，且即行亦必不能远。爽意仍请先生康健回复之后，速出一行，或偕觉顿同出亦妙。盖觉顿北京之行，爽以为纯系书生理想，非徒无益，将滋害焉。觉顿之位置最好是筹得经济，请其在汉口专营实业，以固政闻社之基本，不然则须捐一职活动于政界。实以觉顿之才，苟稍得凭借，则静足以守，动足以攻，为吾党最难得之将，断不可以孤注掷之，致蹈不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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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有种种实业可营，并邓少云（孝可之弟）、容翰屏诸位皆能积极为我代谋，决无虞失也。至延爽一身之进退，既处处为杨某所陷，在汉不可，在京亦恐不相能，意不如欲随次帅入川、而嫌疑既深，遽难入幕，意不如先改就知县，使政府不吾疑，而间接以达政闻社之目的，一二年后再出头，直接担任社务，于事较为有济。此亦沪上诸社员洞烛情形，赞成此议者，先生其何以教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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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行兵者必先储粮，筹经济办实业，为吾社近今之无二上策，至于外间之讥评，可置之不理。张季直、韩缄古诸位，亦皆此议论，马先生则注重于此。东京社员或因我表面腐败，致于改体，亦所不必顾，然后可与议进取也。”（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四日侯延爽《致任公先生大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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