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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在社中见雪舫自申来书，同社诸公咸不以戛然而止为然，决议暂作无期延期，俟有款再行开办。森以为雪舫兄所述各理由，皆以吾社中人不能四面八方预为布置，故致雪舫一人陷于重围。无款不开办，犹可言也，若以外界之攻击，先自却步，则关系于吾社前途，正非浅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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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所言以后进行，一营生产事业，一有血性者须多入官场，广占势力，此则不易之论。森自来东后，屡与社友商量，吾国今日政治之基础，万不能置之国民身上。以大多数之愚民，虽日日哭诉于其旁，犹之无益，故欲借舆论以反抗政府，真梦想也。雪舫所言于他方面占势力，以图吾社之扩张，此真今后数年间所当力为预备，并必须持以实行之决心者也。现雪舫既不办《大江报》，其以后立身，先生何妨略与商榷。”（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张嘉森《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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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东京大部分社员也都反对完全停办《大江日报》。当日他们在给先生的信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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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接雪舫兄来函，谓《大江日报》有不能不中止之势。伸纸环读，惘然久之。窃揣吾社进行方针，以开办斯报为第一下手，迭次开会已经报告，印刷机器复已到达，倏尔中辍，恐招物议，未审尊意以为何如？雪舫来函谓怵于报律，碍难活动。抑知报律虽苛，乃对于一般报馆共同干涉，非独对于《大江日报》特为苛责也。一般报馆犹可续办，宁独《大江日报》不能开办乎？雪舫又谓杨晢子等造谣嫁祸，不如暂避嫌疑。抑知吾社宗旨，以监督政府为第一义务，虽赴汤蹈火，亦所不辞，若因一二谤言而我畏避之，似非本社之初意也。以上两者，皆不足虑，所虑者在人才缺乏，经济困难已耳。然所谓人才缺乏者，不过谓北京政界上着着落人后，各省特派员寥寥无几人耳。至办理区区报馆，当不患无其人也。惟经济困难，实费筹措，故拟暂缓其期，延至八月或十月，然后开办，尽此数月间努力集股，计东京可得二千金，淑予亦必函促，湖南各同志勉强招集，吴锦堂之款再迟数月或可望交到，若复得先生拨冗暂往台湾一游，或可招集一二巨股，则亦不难开办矣。开办之后，上海、汉口之股，亦可陆续接收。加以纸张墨料务求俭约，电报访事亦可取资于《时报》，次第办去，当不致亏本。只求此报成立，免失信用，虽局面狭小，犹愈于己。先生以为然乎，乞赐复一言，不胜翘企。”（光绪三十四年春政闻社同人《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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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先生曾致南海先生一书，除报告社中经济困难情形外，并详述拟办《大江日报》、法政大学和暑期法政讲习所各事。然原函残缺，不能窥见全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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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所为计，惟恃借贷，过一日是一日耳，而诸君学费每月四百余元，博在沪，觉顿在都，每月最少共须三百元，弟子自用亦不能出三百元以下，即此私费不关社政者，已月须千金，诚不计何以克支。今惟有再埋头著述，冀少助万一耳。社事，各社员热度日涨一日，各省支部之运动，日加发达，所以责望于吾辈者甚厚，而吾辈内情又不能出以示人，人将渐疑其有他，此亦前途一大危机。今既无法，只得安之。此间有一商人（吴锦堂宁波人），捐社款二万元，今惟恃此款暂为周转，而私款不继，已不免扯用矣。社中现在汉口办一大日报，此固兵家争武汉之诀，诚不可缓，而将来之累，亦将不让《时报》。社员又亟欲设一法政大学，此亦极要著，然今则只得从缓矣。惟今年暑假时，欲借法政讲习所之名，往各省开会，现各省愿任此事者咸有人，不欲辜其热心，且此亦扩张党势一妙法，我不行，他人将行之，故决欲办。但办此则虽各社员不领薪水，亦当给以川资及杂用，计每人最少须给以二百元（实不为多），每省派三人苟能得万金。”〔光绪三十四年夏初《致南海夫子书》（案：原函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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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闻社之被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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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月，清政府以政闻社社员、法部主事陈景仁电奏请速开国会，并攻击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案，谕令查禁政闻社。陈电全文未见，现在把革陈职和查禁政闻社的两道上谕抄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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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奉上谕：政闻社法部主事陈景仁等电奏，请定三年内开国会，革于式枚谢天下等语。朝廷预备立宪，将来开设议院，自为必办之事，但应行讨论预备各务，头绪纷繁，需时若干，朝廷自须详慎斟酌，权衡至当。应定年限，该主事等何得臆度率请？于式枚为卿贰大员，又岂该主事等所得擅行请革？闻政闻社内诸人良莠不齐，且多曾犯重案之人。陈景仁身为职官，竟敢附和比暱，倡率生事，殊属谬妄，若不量予惩处，恐诪张为幻，必致扰乱大局，妨害治安。法部主事陈景仁，著即行革职，由所在地方官查传管束，以示薄惩。钦此。”（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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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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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十七日奉上谕：近闻沿江沿海暨南北各省设有政闻社名目，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类，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害治安。若不严行查禁，恐后败坏大局。着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顺天府严密查访，认真禁止，遇有此项社伙，即行严拿惩办，勿稍疏纵，致酿巨患。钦此。”（《查禁政闻社上谕》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十八日《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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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景仁案发生后，政闻社社员中多有主张解散该社者，先生在七月十二日致蒋观云书里商论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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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示敬悉。一以数日来在暑假中，同人归国道出此间者，络绎不绝，自晨讫夜，未尝无座客，无作书之余地。一亦以此问题所关重大，一时未能决定，故无以复命。想公悬望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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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最近所来书，主张解散团体，雪舫、慕鲁自都来书主此说，东中则除公以外，惟君劢主此说，其他皆反对者，佛苏顷已归沪，与湘老、觉顿诸公会商，欲竢彼中会商结果何如，再行决定。此事之来，颇出意外。庆处本早已通气，允不干涉吾社，不解何忽中变？想是庆太无魄力，为袁所压，不能争之。昨日雪舫又有一书来，言慈宫见陈电，初不甚怒，袁面奏政闻社系某某等所发起，因有此谕云。然则主动所在可见矣。改名存案，不过表面上事，若内关不通，留此不生不死之团体，有害无益，诚如尊论，但解散之举，鄙意仍欲待智尽能索后乃用之。非有所留恋，实则解散后欲再结集甚难，且信用一失，影响于将来者亦甚多也。今庆、张处不难，所难者唯袁。唐少川使美，不日当过此，弟拟要而见之，面与言吾党对袁之态度，以释其疑。若此著不得要领，则再议解散，公谓何如？陈氏闻系南洋豪商，新入社者，其卤莽固可恨，其热诚亦可嘉，其不解事亦可恕。要之，未经训练之政党，此等乱脉偾动所不能免，责之亦无谓，徒失人心耳。公又谓何如？座客未散，抽暇率复，容俟续罄。”（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十二日《致蒋观云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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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该社有通告全体社员一书，说明陈案的经过情形。七月二十六日，《申报》载该书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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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通信云，日昨政闻社发出通告全体会员公启一纸，其词如下：敬启者，恭读六月廿七日上谕，称政闻社法部主事陈景仁等电奏云云。本社对内对外，皆以总务员马君良为代表，屡次建议发电，皆用马君名义。其余社员，政治上之行动苟不悖于本社主义，固所欢迎，但只认为社员个人之行动，不能指为代表全体。向例，惟有专折奏事权者，乃能电奏。今陈君一法部主事，何以谕中称为电奏？本社及海内外学界、商界，以电报请愿于政府者，非止一次，何以陈君此电独能上尘天听？本社内地事务所设在上海，陈君之电非上海所发，何以恭读上谕语气指为代表全社？政府态度颇为难解。吾社以主义相结合，期于贯澈初终。政府压制舆论，为各国宪政萌芽时代所必经。本社蒙兹挫折，亦意中事，要在坚忍委曲，以期不负吾辈爱国之本意而已。因社员散处各方，于此次受挫折情节，未及周知，特为说明。以后对于此事若何解决，当再公告。本社一切行动，光明正大，各社员若有疑问，望迳函询本社事务所，勿为外间谣言所惑，是盼。政闻社同人公启。”（《政闻社通告全体社员》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申报》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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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七日，查禁该社的上谕发表后，先生再致蒋观云一书，商解散该社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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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上谕想已见，此亦意中事，然政府之肺肝，更予天下以共见矣。得都中同人十日前来书，已知将有此事，盖宪政公会之周大烈忽登报脱党，且与龟山绝交，同人早知其将有非常举动。周氏不以为然，故先自退出，以求脱离关系云云。大约风潮尚不止此，此不过大风之初起于苹末耳。其以后所次第行者，则非政闻社之问题，而或为宫廷之问题也。事既至此，除形式上之解散外，更无别法，惟精神上之结合，当益加巩固耳。其解散之手续如何，及解散后之态度如何，待与上海商定再以奉商。顷黄与之新自上海来，惟彼动身时尚未知此事，上海现在情形如何，已有电往询，得复电当即飞告也。”（光绪三十四年七月《致蒋观云先生及社中诸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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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书商自请召讯之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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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示并悉。自请召讯之议，诚为现在惟一善法，但有一难焉，则应召讯之人是也。以形式上论，马先生当最宜，但以七十高龄当此冲，殊所不安。其次则佛苏与孺博，（先生亦可，然先生亦有嫌疑可供其罗织。）然此两人皆系前此有案之人，若罗织之，则即不以此次名义而追其前罪，则囹圄之厄亦意中事，吾侪能营救之耶？此实宜以弟挺身任之，乃为适合情理，而弟之地位又万不能出此，奈何。若弟能自任之，则敢发此议，或更约数人同为之可也。今弟既不能，自身则逍遥海外，而使同志冒此危险，纵同志不责我，我何以自解？此弟所以审顾两日夜，而不敢决然奉命也。要之，此举必先定肯应召讯之人乃可，而弟之地位实不敢指定某人，公意中知有其人否耶（即其人肯任而总不宜由弟问之公谓何如）？乞见示，若实无其人，则止能照登公所拟解散之通告耳。公函已寄沪酌办矣。”（光绪三十四年七月《致蒋观云先生书社中诸同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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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先生有致学习馆诸公一书，论谋补救的事。里面所说的肃与长便是肃王和长受卿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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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电不敢发，恐累受电人（肃与长皆在嫌疑中），但已数函往矣。庆处缓颊，已力托之，料弟信未到前，彼亦自能办。因前一次谕下时，长已有报告来，且言顺天府尹系某之走狗，恐生波澜，彼等已预为之防云云。捕人之说，数日来不见发动，或系虚声恫喝，使解散，或有从中调护者，或敌稍缓，为一网打尽计，皆未可知。惟吾辈在外，今日所能设法者，惟有函托都中一二要人而已。”（光绪三十四年七月《致蒋观云先生书学习馆诸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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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政闻社终于解散了。七月二十七日《申报》载查禁该社的原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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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七日上谕查禁政闻社，严拿社伙，闻其原因系缘陈景仁等请斥革于式枚一电，某邸颇滋不悦，随分电各省调查该社内容。数日前已得某省电复，有立社处所甚多，社伙甚众，且有要犯混迹其中，故当日召见时面奏情形，随下严行禁止，饬属拿办之谕。”（《申报》《政闻社谕拿原因》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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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闻社被查禁的近因，除陈景仁案以外，五六月间南海先生所主持的海外亚、美、非、欧、澳二百埠中华宪政会华侨公上请愿书一事，大概也是一个原因。请愿书所请九件事中，有（一）立开国会以实行立宪，（二）尽裁阉宦，（三）尽除满汉之名籍而定名曰中华，（四）营新都于江南以宅中图大等四条。——这都是清廷忌讳的事。此外，预备立宪公会所发动的各省国会请愿代表，也正齐集京师，进行请愿运动。所以结果才有这霹雳一声的查禁上谕。七月二十八日《申报》再详志其原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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