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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更有一言欲忠告于公者。公之构此狱，岂不以云樵之言哉？然公之知云樵不如仆之深也。其生平遗行，罄竹难述，殊不屑以污我笔墨，且亦良不欲以讦为直，但其貌不扬，其心必异，以公之明，岂无所察者。他不必论，即以彼受南海二十年饮食教诲之恩，其稍立身名于社会，何一非南海之赐者？人有畜狗，犹不忍蹴踏，况于义则师弟，而恩犹父子者耶？而乃既挤之于前，复陷之于后，必期致诸死地而后为快，是尚得为有人心者哉。仆之恶其人也，非自今日，而乃在五六年以前，尝屡言诸南海，惜不能用也。晋侯之告里克曰：子弑二君与一大夫，为子君者，不亦难乎？公若常昵此宵人，后必悔之。少闲与仆仅一面，不能深知其为人，然才非云樵敌，则可断也。惠伯则古今第一等君子人，而土木偶者也。今振华则云樵之振华耳，以云樵之振华而谓能得良结果，仆请抉吾目悬门以俟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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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振华则何与我事者？虽然此固国民实业之一端，系念国家者固祝其荣长，而不忍其摧残。抑我公亦贤者也，且畴昔所以遇我不薄，知之而不为公言之，亦不能以自即安；若视为相诟者之无善言，则固在公矣。仆之言，略尽于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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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之作此书也，无一事诞妄，无一语矫饰，任聚二十四史酷吏传中人物于一堂，尽出其深文周内之伎俩，终不能得与吾书反对之证据，吾所敢自信也。吾作此书已，仰不愧，俯不怍，浩然自得于怀，亦使人录副袭诸箧底，至万不得已时，而始以自白于天下。窃谓我公宜勿徒中于先入之言，稍一平情，澄以察鄙言之诚否一二有当于情实，果有当者，则系铃解铃，公必有以处之矣。若谓是谰言，不足听闻也；或惮于反汗，虽知过而且遂之也，则吾之力何足以御公者？逋亡之余，虽褐宽博得而戮之，况万乘之君哉！而徇一细人之意，周内以入人罪，他日情实暴露之后，吾知公必将有终身自疚于神明者矣。若仆则何有焉？世人皆欲杀，宜九死之日久矣。所患者，立德立言不足以自致于千古，若乃不洁之蒙，莫须有之陷，则天下万世，自有公论，吾有所以自信者，吾不畏也。言尽于斯，惟公察焉。”（宣统元年己酉九月二十三日《致张坚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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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初一日（10月14日），各省谘议局开第一届会议。十一月十六日，各省谘议局代表于上海开联合会，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十二月，该会各代表入京请愿。同月二十日，清廷上谕，令仍以九年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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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时起，徐佛苏就正式参加各省谘议局代表的团体，从事于请愿国会运动，这是政闻社和国内团体发生关系之始。先生以后和各省谘议局代表之接近，大半都是徐佛苏的努力。徐氏在他的《梁任公先生逸事》里面记先生主动并鼓励他参加请愿速开国会运动的经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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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自政闻社被封禁后，清大员如奕劻、张之洞、袁世凯诸人，深恐民气激昂，流为革命，乃请清主颁布‘预备九年立宪’之上谕，并创设宪政编查馆，专司预备立宪各事。当时清大吏不解宪政为何物，其馆中重大文牍，大率秘密辗转，请求梁先生代筹代庖。尤可笑者，例如当年之法部与大理院两署，常争论权限，又皆无精当之主张，而两署皆分途秘求梁先生代为确定主张及解释权限，甚至双方辩释之奏议公函，均出于先生一人之手，而双方各自诩主张之精辟。故先生当年代宪政馆及各衙署各王公大臣所秘撰之宪政文字，约计有廿余万言。惟此种著作，均系机械的，不能由先生有自动的主张，故清廷筹备宪政一事，毫无系统及彩色也。及预备立宪分期之程序已定，而中央之资政院及各省之谘议局，乃于宣统元二年依次成立。当时梁先生常寄函上海，嘱余注意联络资政院谘议局之各议员，使其一面努力建议发言，一面运动缩短立宪年限。余遵先生之计议，当时向京外素有交谊之议员，条议促进宪政之函牍，日夕发邮，不下数十百通。各省议员对于鄙议，辗转传观，至为信仰，并有多友力劝余赴京主持言论，齐一同志之思想步骤。余即于清宣统元年冬间赴京，启发朝野，共谋立宪救亡。梁先生闻余北上，欣慰无极，指导余进行之手札，约计三日必有一通，而当时彼此生计之窘，及亡国之悲观，不堪言喻。且先生在神户迭因不能履行债务契约，日夕难眠，尤无钱购纸出报，迭嘱余在京筹凑小款济急。余虽系至贫之人，然以平日安贫仗义之血忱，当能见信于朋友。故余旋京仅数月，幸能迭次借款汇东。此可见昔年彼此订交，纯系道义的互助，且余之奋斗救国，不谋生计，纯系为先生之精诚及道学所激励者也。”（徐佛苏记《梁任公先生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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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先生所作散文中除《嘉应黄先生墓志铭》外，有论时事者三篇：《论各国干涉中国财政之动机》、《张恰铁路问题》、《城镇乡自治章质疑》。（均见《国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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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十月二十四日，三女思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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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年谱长编 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庚戌） 三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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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国风报》出版。五月，各省谘议局国会请愿同志会再度请愿速开国会。九月，资政院开会。十月，清廷应资政院和各省督抚之请，谕令改于宣统五年召集国会。十一月，先生有发起国民常识学会之议。是年朝野议开放党禁之事甚烈，但卒未有成。南海是年与先生书最多，除报告海外事业失败情形和生活状况外，并讨论解禁、币制、为诗、作书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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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二十九日，《国风报》[17]出版。是报为旬刊，每十日出版一次，内容分谕旨、论说、时评、著译、调查等十四门。出版之初，先生撰叙例一篇、《说国风》上中下三篇，阐述该报的宗旨、使命和价值。现把该报出版时登于《申报》之广告抄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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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以忠告政府，指导国民，灌输世界之常识，造成健全之舆论为宗旨，月出三册，每册八万字，逢一日出版。内容分谕旨、论说、时评、著译、调查、记事、法令、文牍、谈丛、文苑、小说、图画、问答、附录，凡十四门，议论宏通，记载详确，谈丛、小说各门饶有趣味，诚报界之伟观，而立宪国民之粮也。定阅全年六元五角……上海四马路国风报馆。”（宣统二年一月十二日《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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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在《国风报》时之言论，比以前各报时尤为切实，所以该报出版后颇为风行，南海先生极称道之。但从宣统二年十月以后，因清廷政治愈益腐败，所发表之言论又趋激烈，先生在《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辞》一文里，论当日言论主张的情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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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乃复营《国风报》，专从各种政治问题为具体之研究讨论，思灌输国民以政治常识。初志亦求温和，不事激烈，而晚清政令日非，若惟恐国之不亡而速之，刿心怵目，不复能忍受。自前年十月以后至去年一年之《国风报》，殆无日不与政府宣战，视《清议报》时代殆有过之矣。犹记当举国请愿国会最烈之时，而政府犹日思延宕，以宣统八年、宣统五年等相搪塞。鄙人感愤既极，则在报中大声疾呼，谓政府现象若仍此不变，则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此语在《国风报》中凡屡见，今亦成预言之谶矣。”（《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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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清廷命军谘大臣载涛赴日、美、英、德、法、意、奥、俄考察陆军事宜，先生于日本上载涛一书，历陈立宪应如何进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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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以为中国危急存亡之机，未有甚于今日者也。先帝洞察天时人事，知挽救之道，惟恃立宪，乃涣降大诰，与民更始。今举国官吏以至士庶，亦既靡然向风矣。虽然，立宪之政，唯其实不唯其名，苟实之不举，而徒袭此名以上下相蒙，未有能济者也。夫国家之有政治，犹轮船汽车之有机器也。机器事件有一不具，或虽具而稍有锈坏，则不能以运行。以甲种机器事件移置以于乙种机器，则枘凿而不相入，其究也归于两败。故古今中外之治国者，莫急于统筹全局，纲举然后目张。而我国今日之筹宪政，譬诸则用锈坏之旧机器，杂取他机器之一二事件以搀入之，而又不能具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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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自筹备宪政以来，亦既若上下戮力，惟日不足，而某顾乃以此比之者何也？盖无论欲举何政，必委诸行政机关，而任之者则在司此行政机关之人。今试以我国行政机关比之东西诸立宪国，其有一相类者乎？以我国司行政机关之人，比诸东西诸立宪国，其又有一相类者乎？以行政机关论之，则京与外署不相联络，京署之中，各部与各部不相联络；外署之中，各省府、州、县互不相联络；而无论京署外署，其署内职司各不相联络。责任无所归，功过无所考，冗员充牣，糜帑而不事事，此我国现在行政机关之情状也。以司机关之人论之，则内外群僚，其乃公国家忠于职务者，千万人中不得一二焉；即有一二，又未必明于世界大势，知立宪国官吏所当有事，唯蹈常习故致谨于簿书期会之间已耳。然此已其最贤者也。其他则大率恃苞苴奔竞以进，视官职为市易之具，巧立名目，罔利自肥，一切要政，悉以敷了之，此我国现在司行政机关之人之情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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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以机关则如彼，以司机之人则如此，此如董仲舒所谓琴瑟不调甚者，必改弦更张，然后可鼓。苟非挈裘振领，正本清源，于整饬纲纪澄肃吏治之道，痛下一番功夫，而务举其实，则复何一事之可办者。而今也不然。旧制之弊，旧习之坏，一切因而勿革，而徒骛新政之名，朝设一署，暮设一局，今日颁一法，明日议一章，凡他国所有新政之名目，我几尽有之矣。然人之有之，则以为国利民福之具，我之有之，则以为钻营奔竞之资，信如是也，则不如其无之，犹可以不致浪糜国帑，而斫丧国民之元气也。且国家凡百庶政无一不互相连属，而其缓急先后之序，非统筹全局，则无以剂其宜。同是一要政也，往往有非先办甲事而乙事万不能着手者，一误其序，则并归于无成而已。乃今之筹备宪政，其本末倒置者不知凡几，此某之所最为寒心也，试举一端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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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政无大小，其举之莫不需财，故欲办一事，必须将此事所需之财源立一计划，确有把握，然后兴作。一国财源只有此数，而应办之事太多，则权其轻重缓急而分配务使得宜，此施政之本也。乃还观我国之财政则如何？岁入不满二万万，而偿外债本息去其六十万，所余者乃分配于中央政府及二十二行省，以为政费，即新政一事不办，夫固已竭蹶不可终日。今也朝设一署，暮颁一法令，条诰两集，责吏民以奉行。而奉行之经费，则唯挪东补西挖肉补疮，而绝未尝有一定之计划，此而欲其办有实际，安可得乎？今且勿论他事，殿下所司者军政也，请言军政。陆军三十六镇之计划，创之已数年矣。而考其所以程功之道，则唯有分配各省而责成于督抚，无论督抚未尝实心任事也。即有实心，而费又安从出？各省所入，其支销皆已前定，而未有一省入能敷出者。今中央政府责某省练若干镇，某省练若干镇，文告急如星火，而一语及费之所出，则不复能置词，唯曰饬该省督抚，无论如何，必须先尽此款而已。督抚虽极公忠，虽极多才，而无米之炊，云何能致。陆军既吝是矣，而海军则亦有然。今之筹办海军，非欲借此以自齿于东西诸强之列耶，而试观现在世界海军之趋势则何如？各国每次之扩张案，其经费动十余万万，一战舰之制造费，动数千万。今我国之筹备海军，其将以为装饰之美观耶，抑期于可以一战耶？若期于可以一战，而先不从财政着手，以现今区区之岁入，就令将大小庶政一切停止，而悉举以投诸海军，阅十年之久，而无所成就者，犹不足与欧洲第三四等之海军国比，况乃列强哉。今于陆军海军财政一无所计划，而唯责督抚以报效，报效者虽逾千万，而迁延年余，实缴者不及二三十万。夫恃千余万以办海军，已如九牛一毛，不知何用而可，况并此而为虚数也哉！而各督抚所认报效之款，又岂尝将该省财政通盘筹画，确见有此余闲款项可以随时提支者，不过以此买政府欢心，得为升迁之资，迨升迁他适，而前此所报效之责任，非复吾事矣。凡今日督抚之所以对付政府者，胥是术也。由此言之，则殿下与诸邸虽日夜不遑启处，以图陆海军之发达，而其效又乌可睹耶。然此固不能尽为各督抚咎也。每岁所入，仅有此数，而待支之款百出而不穷，今日陆军军谘处及陆军部曰：无论款项若何紧急，先尽陆军；明日海军筹办处曰：无论若何紧急，先尽海军；又明日则邮传部曰：先尽其铁路；又明日则民政部曰：先尽警察；学部曰：先尽教育；其他凡百庶政，莫不有然。要其结局，则无论何项皆不能尽。以其尽无可尽，且虽不尽，而政府亦无辞以相难也。各督抚亦知其然也，故唯悉置不理，一味敷衍迁延以塞责，或揣测某部某处权力较大者，则略为应酬，以谋升迁地，其他非所闻也。然则无论若何良法美意，但以财政不给之故，即阁置不能举，借欲举之，则不过京外文牍往还，涂饰了事。此实我国近数年来政界之现状，无可讳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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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使其弊徒在新政之不能举办，犹可言也，而最危险者，乃在假新政之名，而日日朘人民之脂膏以自肥。数年以来，各省所兴种种杂捐，名目猥繁，为古今中外所未闻，人民之直接间接受其荼毒者，至于不可纪极。殿下特未尽知之耳。苟其知之，必将瞿然愀然而一日不能以安者。夫以各国租税所入与吾相较，则吾民之负担似不得云重。虽然此当视其国民之富力何如，未可以皮相断也。盖欧美列强，国民财产，平均每人约二千余圆，其每岁收入赢息，平均每人二百余圆，故虽纳十余圆之租税于国家，毫不觉其重。今我国家财产收入未有调查，虽不能言其实数，然各种生利事业，尽为外人所夺。十年以来，入口货物所值平均过于出口者一万三千万两，合以外债本息，每年漏卮于外者，合计约二万万两，以上积十余年，为二三十万万两，民力几何？奚以堪此！故二三年来，各处城市，破产频仍，恐慌屡起，今日全国实已至民穷财尽之时，更事诛求，不出数年，悉成饿莩矣。然则国家将一切不取诸民而坐听各种新政经费无着悉置不办乎？是又不然，苟能遵财政学之公例，以理一国之财，则自有许多新税源，可以绝不厉民，而增国帑数倍之收入者。以某之谫陋，前此曾略拟一《中国改革财政私案》，窃谓苟能实现施行，则每年得十万万元之收入，殊非难事。但非将财政机关从根本以改革之无从措手耳。今不此之务，而唯竭泽而渔，以朘削贫窭之小民，充其量，所得不能增数千百万，而举国已骚然矣。夫民不能自赡其生，则铤而走险，何所不至。无曰养兵，即可以防乱，试观唐、宋、元、明之末叶，何一非由财政紊乱酿成巨变，以至于宗社为墟耶？试观英国、法国百年前之革命，何一非由赋税繁重，民不堪命，举起而与王室为难耶？夫即以财政一项论，苟非及今以霹雳手段经理之，而其祸之所极，已不堪设想，况乎今之所谓筹备宪政者，其纷纠而无纪，敷衍而无实，无一非财政之类也。夫苟非迫于时势之万不得已，则亦何取乎立宪？既曰立宪矣，苟徒袭其名，思以涂饰天下耳目，而实际乃与立宪政治之原则相反，则将来患之所中，必有视专制为更甚者。彼波斯、土耳其两国，固与我国同一年宣布立宪者也，徒以阳托其名，而阴反其实，遂以酿成大乱，两国之皇室几覆焉。殷鉴不远，此去年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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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者，举国官吏见朝廷立宪明三令五申也，则人人自托于筹备其奏报之文，虽若甚美，而究其实心实力，忠于国家，忠于宪政者能有几人？大率供此为干进之阶，罔利之途，择肥而食，饱则飏去耳。彼辈视官职为传舍，精华已竭，褰裳去之，国之安危，于己无与也。故人人明知外患内忧之岌岌不可终日，顾各怀得过且过之心。若殿下则安能？殿下与国家为一体，与朝廷为一体，国家朝廷，万年有道，则殿下安富尊荣，与天无极；国家朝廷脱有不讳，则殿下欲为长安一布衣，岂可得耶？某岂好为此不祥之言，实有见夫今日官方之颓坏如彼，民力之雕悴如此，而徒日托于筹办新政，毫不审缓急先后之序，绝不为综核名实之谋，此如久病之夫，而杂进庸医之药，不至速其死亡而不止。此某所为椎心泣血而不自觉其言之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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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某更欲有言者，殿下今方总戎政，或且深自引嫌，不愿干与国家大计。然以某所闻，彼立宪国军人，不谈政治者，指偏裨以下言之耳。若在元戎，岂以此论。日本首相桂太郎，非陆军大将耶？况殿下以旦奭之尊，秉方召之寄，与国休戚，为民具瞻者哉！殿下而犹谦让，则天下将何赖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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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逋逃之余，罪当九死，岂宜仰首伸眉，论列大计？徒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更念尝受先帝一日之知，无以为报。十年以来，不敢自暇，窃博考列国图治之轨迹，按以宗邦当今之时势，所怀万千，欲陈无路。今值车莅止，吐握贤劳，窃愿假阶前盈尺之地，俾得谒拜献其刍荛。某自审获戾甚深，非敢有所希冀，以求肆赦，且闭户著书，足以自给，更无借此干进之心。唯迫于忧国愚诚，不能自已，故不避冒昧，愿贡狂瞽。惟殿下垂鉴而赐接见，不胜大幸。”（《上涛贝勒书》，引自《近代十大家尺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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