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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先生以偿还正金银行借款事急，曾两次致书徐佛苏，请设法代筹千金，可见先生这时候的经济情形仍然很窘，现在依次抄在下面，借见先生当日生活情形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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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六日致徐氏第一书，读了可见先生向正金银行借款的原因和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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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君拟助《国风报》，万不敢受，盖此报乃营利的，非慈善的也。况陆君又非素封耶，乞为我敬谢，非客气也。独有一小事欲公或能援手者。弟三四年来，在滨、神两处负债至数千金，皆零碎之项，甲数百，乙数百者，实觉太不好看，至去年乃从正金银行贷五千金悉偿之，定期以今年阳历四月三十日偿正金。弟别无所恃，惟恃《国风报》定阅者稍多，或可了此。今据上海信，则每号印三千部虽悉罄，然大率零售者多，其各处代售者虽或有定阅全年，而报费总不能遽收得（取收者须为继续印刷费）。现在距期限不满一月，决无从得此款，而此款乃由日本友人担保，且去年借时期以六个月，实已破银行之例，今若不还，即不致缧绁之辱，然已大不好看。今四处张罗，未知能有一二应者否？即应亦不能足额，不识公能间接设法，为借得千金否？以《国风报》之现状，三个月以后度得此数千金断不难，特缓不济急耳。若能借得，则三月内必能偿还也。呜呼！以公之贫，殆天下所罕，而今犹求助，真可叹也（一年来节衣缩食乃至思顺之学校亦停却，真可笑也），然亦可想其窘急之状矣。度公恐未必能办到，姑为此一途耳。若他处有得，则可无须也。但其期限为阴历三月十九日（即阳历四月三十）。若能筹者必于三月十五六以前寄到，始有效，否则无谓也。”（宣统二年二月二十六日《致佛苏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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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徐氏对该书作的跋注，惟所云辛亥当是庚戌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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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函系辛亥年发，当时梁先生生计极窘，托余在京代借银千两，所示期限极促。余亦毫无经济能力，然不得已转借债于华侨国会请愿代表粤人陆劼夫君，名乃翔，其人竟于数日之内借汇千金，与先生济急。嗣后三个月，先生曾还银二百两，后并由余代还此款。此可见昔年先生办报养家，境遇艰苦，及吾辈有无相通，甘苦合作之一斑。虽然，此系细事耳。至于余昔年服劳先生之事，有什倍重于此事之处，则不烦缕述矣。”（宣统二年二月二十六日《致佛苏先生书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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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晦，先生致徐氏第二书，里面除续言借款事以外，并详言当日的著述和生活情形，最后论中国前途，不在政府，而在同志少数人的话，可见先生这时候的政治见解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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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一日书敬悉。公之念我，发于梦寐，此皆由爱国至诚至深极厚，而借弟以寄之。弟之不德，何以当此。弟近日心境略具二十六日书中，想已达。至日用饮食之节，则一年以来，虽力思自矫，求为有规则的活动，然二十年结习，革之实难，兴居之节，尤莫能自主，晚睡晏起之时终多，达旦不卧亦常有之，无如何也。然已成习惯，此固不足病耳。今每日平均作文五千言内外，殊不以为苦。文大率以夜间作，其日间一定之功课，则临帖一点钟，读佛经一点钟，（又颇好作诗，每作必极苦吟，终不能工，此结习甚可叹也。）读日文书一点半钟，课小女一点钟，此则自去年七月初一日（从是日起每日用日记，誓持以毅力，幸至今未间断）至今未尝歇者也。心境常泰，虽屡遇拂逆，未尝以撄吾胸，（弟生平于事虽尽力，谋所以应之，然力已尽而无如何者，则惟听之，若以忧伤生，弟断不肯为此愚举。）精神尤充足，过于前此，（湘乡言，精神愈用则愈出，此诚名言。弟体验而益信之。）吾兄勿为我多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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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隅处今日方有复书，谨以呈上，既已如此，似不能强之。按月寄稿，似亦未为不可，公谓何如？来书言办杂志不易，诚然。盖今当举国不悦学之时，读报者本少，而杂志之性质极难为通俗的；况公所办之报，限于政治问题，导以兴味，更非易乎。（《国风》本意原不限于政治问题，但今所出各号，已全毗于此，此亦因弟之所嗜本在此故耳，以后拟稍矫之。）故弟意谓办日报为佳，今更不能，则亦惟有于此范围中求特色耳。至询弟能否有寄稿一节，若《国风》未出，弟稍有所任，本绝非难，今者《国风》每号之文弟所作过半，实更无力以旁及。若旧稿则惟《财政博议稿》存有三十余万言，（《国史稿》虽亦有十余万言，更绝对不适用矣。）但其体裁不适于登报。且弟稍筹得款，便当付印，恐不足以应公之需，奈何，奈何。公知我深，必能谅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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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书言及弟为正金银行借款事，想已达。以此事求助于公，直可谓无聊之极思，然即此益可见其窘状耳。来示言伯葵公子盛意，本极惭愧不敢当，但今实困极，若能苏此涸辙者，则此后方可为力无已，则公或更一言之可乎。今上海当可得千金内外（沪书呈上一阅），弟亦四面张罗，或有一二处能应，然总欲公能设法，在都凑借得千金内外，乃可有恃不恐，惟其期乃三月十九日，距今不过十日，非期前到达，决无用耳。弟前此于私人生计太不留意，以致有今日之困，虽曰小事，然未尝不稍为心境之累，以后当稍从事检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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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谓党禁之开，此为一梗，诚亦有之。然吾意总谓此事实关于四万万人之业力，孟子所谓‘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也。’弟昨日见一极要之人，述都中政界实状甚悉（所谓宪政改革云者），诚无复一线希望，然弟终不以此自沮。盖弟向来不望政府，若民间能有希望与否，则此责仍在吾辈耳。故弟于政府之态度，虽未尝不日祝其向上，惟本原则不在此，故闻此亦不惊也。今日国之存亡，实全系于吾党同志之少数人；此少数人者，若起厌世思想，则国真万劫不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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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在都凡见我所亲爱者，或虽我所未相识之人，而亲爱我者，乞常以此语相劝勉，至幸。雪舫、木鲁、骏声皆吾所极念，乞以此书示之。与之、希明亦不通书久矣，每日劬于他事，作书实不易，公能并为我达此两书之意否耶？”（宣统二年二月晦《与佛苏吾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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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各省谘议局请愿代表进行二次请愿。同月二十一日（6月27日）清廷谕令，仍俟九年筹备完全后再行召集国会，但各省代表仍进行不懈，决定为第三次之请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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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由徐佛苏主持的国会请愿同志会机关刊物《国民公报》出版，以后先生为该报撰文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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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资政院开院。十月三日（11月4日），清廷应资政院、谘议局和各省督抚之请，谕令宣统五年召集国会。上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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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者，人民代表吁恳，既出于至诚，内外臣工，强半皆主张急进，民气奋发，众论佥同，自必于人民应担之义务，确有把握，应即俯顺臣民之请，用协好恶之公。惟是召集议院以前，应行筹备各大端，事体重要，头绪纷繁，计非一二年所能蒇事，着缩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先将官制厘订，提前颁布试办。予即组织内阁，迅速遵照。”（《宣统政纪》卷二十八页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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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上谕颁布以后，国会请愿代表中除少数人外，仍觉不满，并拟继续运动，非达到即开国会之目的不止。是时先生的主张尤坚决，以即开国会为唯一的目标，所以先生读这次上谕以后，他立即草《读宣统二年十月三日上谕感言》一篇（载《国风报》第二十八号），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可见先生不满清廷之措施和愤慨情形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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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局危急，极于今日。举国稍有识，稍有血气之士，佥谓舍国会与责任内阁无以救亡，尔乃奔走呼号，哀哀请愿，至于再，至于三，于是，资政院全体应援之，而有九月念六日之决议上奏，各省督抚过半数应援之，而有九月念三日之电奏。旬日以来，举国士辍诵，农释耜，工商走于市，妇孺语于闾，咸喁喁焉翘领企踵，庶几一朝涣汗大号，活邦国于九死，乃不期而仅得奉十月三日之诏。”〔《合集·文集》之二十五（上）第一四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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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国会请愿运动发生以来，先生就极端表示同情，所以除暗中主持和鼓励外，在言论方面尤积极赞助。国会请愿同志会二次请愿失败以后，先生曾撰两文：一篇是《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国风报》第十七号），一篇是《为国会期限问题敬告国人》（同上书第十四号）。对于国会必须速开之理由，不速开之危险，和政府诸公无理阻挠之失职各点，讨论非常详尽。此外先生尚有《国会期限问题》和《立宪九年筹备案恭跋》两篇文章，也都是讨论国会期限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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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佛苏在《梁任公先生逸事》里记先生赞助国会请愿运动的经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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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来京二三月，各省谘议员多数北上，集议如何促进立宪之法。于是议决：（一）联合全国谘议局及各界民众，呈请政府废除立宪年限、立即召集国会后，再由国会协订宪法。（一）由各省谘议局议员筹款创办一日报于首都，并推定余为请愿国会及日报之主撰人。于是梁先生精神大振，深信今后大可接洽全国议士及优秀人士，灌注其政见学说。而常由余向各议员汤化龙、林长民、孙洪伊、黄远生诸先生通简论政，联络公义私交。嗣后《国民公报》发刊，先生于开办数月之内，每三四日平均寄文一篇，畅论国民应急谋政治革命之理由，言论精透，胜于《新民丛报》。盖出版伊始，余即预求先生赐文提倡，并约定报中论文应贯彻《国民公报》之名实，专对国民发言，而痛除并时报纸上两种积习，（一）不对政府及私人上条陈，（二）不对革党及他派下攻击。梁先生非常奖许鄙意，故能〔疑衍〕赐稿均能开导国民宪政上之智识及兴味，而《国民公报》遂为立宪运动之大本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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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先生自就立宪政治发表数文之后，各省优秀人士，群谋与先生订交论政，信仰倍增于平昔。先生尤乐对人平等博爱，往返通简无虚日，新交渐多，先生并常募款补助报业。在此庚戌辛亥年余之间，系先生与国内人士通函论政最多之时，亦即先生于戊戌变法后，最为欣慰之时，亦即余爱戴先生最笃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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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公报》于己酉年发刊之后，一面利用排满革命之暗潮，痛诋清政而鼓吹立宪，（查此报之言论记载，不仅无一语诋及革命党人，且余之报中文字，常因有左袒革命之意义，致招公私两面人士之质责。）一面即以报社作各省议员及请愿国会团体之会场。当时团体之坚，民气舆论之发扬，足以揭破清廷之昏暴，引导民众革命之激潮。故孙洪伊等代表首次呈请速开国会时，清廷即下谕旨，承认对于筹备立宪之期限缩短三年。此为吾国历史上以平民姓名呈请君主颁行大法之创举，亦即清廷发布明谕承认平民干涉朝政之创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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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梁先生仍不满意清廷缩短立宪期限之举，曾函勉余与孙洪伊诸君，谓吾辈同志为预防全国革命流血惨祸起见，劝告各省法团向政府和平请愿，此原系至缓进之法。不料吾辈要求声嘶气绝，而政府毫无容纳之诚意。然吾辈何颜以对国民及各省请愿代表，并何颜以对激烈党人乎？故今后仍当作第二次、第三次之激进请愿，不达到即开国会之目的不止。余等闻先生之主张，至愧至悚，孙洪伊先生更有血忱义愤，百折不挠，乃复领袖法团继续请愿。及第二次请愿书留中，孙君更愤。其第三次请愿书中，措词则甚激昂，略谓：政府如再不恤国民痛苦，不防革命祸乱，立开国会，则代表等惟有各归故乡，述诉父老以政府失望之事，且代表等今后不便要求国会矣等语。窃按末次请愿书措词如此愤激者，其言外之意，系谓政府如再不允所请，则吾辈将倡革命矣。更不料清廷因此震怒，立下明谕，勒令代表等出京还里。各代表闻此乱命，亦极愤怒，即夕约集报馆中，秘议同人各返本省，向谘议局报告清廷政治绝望，吾辈公决秘谋革命，并即以各谘议中之同志为革命之干部人员，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则各省同志应即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云云。此种秘议决定之后，翌日各省代表即分途出京，返省报告此事。然清廷毫无所闻，方幸各省请愿代表已经出京，则中央政府仍可苟安无事矣。”（徐佛苏《梁任公先生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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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注）“窃溯昔年请愿国会之始，余与孙洪伊诸君于请愿团之外，并已组成一宪政团体，名曰宪友会。梁先生始终与闻其事，且于会中多撰论著。此会之组织系以总会设于北京，分会遍设于各省区，总会设常务干事三人，各省分会各设会长一人，均由总会会员选任之。当时选出总会常务干事三人，其姓名：徐佛苏、雷奋、孙洪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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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分会会长大半系就各省谘议局议长选任之。其第一次选出之各省会长，约有十余省，就余脑中所能记忆者，其姓名：直隶籍忠寅、河南方贞、山西梁善济、奉天袁金凯、湖北汤化龙、湖南谭延闿、四川蒲殿俊、江西谢远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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