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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七日，先生致汤觉顿书，问运动开禁情形，并言与代表团建言并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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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不得公到京后书，悬情何已。山人[21]所事究若何，能示一二不？果有机者，则公遍谒当道之议，或反为山人所不□矣。惟出名请愿之人，必用外商，不解何故，且本人不到，又谁为代呈耶。在远不得其故，实迷惑。雪舫书言代表团中将有建言者。窃意此亦并行不悖，不审公等谓何如耳。此事最忌阁，一阁动辄数月，再举则与□始等其劳，前事历历可证。故既已疏通，则建言之人，似不宜有所择耳。公所调查之事，大率当以大清银行为主要。此次源丰润事件，能就近有所察否？银值骤涨，几等日俄战时。窃意币局买收生银政策，亦其影响之一（最大原因自在印度）。公有所见，曷不即草一文，寄《国风》耶？资政院似颇体面，或者政治趣味即从此渐进，总算一可喜之事也。日来读书颇多，公当妒我矣。”（宣统二年九月十七日《致荷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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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觉顿致先生书，报告抵京后所闻运动开禁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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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以舟行极迟，前日始到京，晤雪、佛诸公，粗悉请愿为难情形。连日代表团奔走王侯之门，皆深闭固拒，无一见者，想阅京报已知崖略，故不复赘。仆带来之呈，尚未写好，三数日后仆又须单独出马也。惟有人言总呈中已有日本四埠代表汤某名字，不必单递，亦绝无人肯收，不若合同运动为妙。其说亦是。故仆进行之法，顷犹未决，俟明公议乃定也。然无论如何，请公晤周将军等辈，若有问者，即言仆已极力运动便得，想悉此意也。仆仍别有函与渠等，忽念。兹事且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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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晨若老来，相晤板欢，促膝说至黄昏。此老见解究胜吾侪万分，而其进德之猛，磨练之勤，尤可钦佩。其精警之论甚多，未能备述。此后与若公相见必勤，俟归时再综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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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彼事，近更有眉目。希[22]翁住京数日，昨晤吉广，已允将此事向机房各位商量，即面请东家盼示耳。或尚须外间有发起人，此则已由壮悔觅得二人，惟须吉广辈真有此意，乃肯发，顷间因代表喧噪，必过此数日，方能著手。闻吉广所以毅然许诺者，因数日前银号曾对诸人言，目下外间事势甚紧，汝等宜好好干理，凡事不必尽顾老西面子，亦当为道德留地步云。言外之意，可见吉广杂□□主意，故有此一举也。要而言之，□□是老招牌，所最畏者，彼不受此物，今已受之，必有了文，静听而已。此事虽与吾侪无大关系，然果能成，则自然活动许多。为北江[23]计，尤以此为急耳。此最近差慰人意之消息也。若国事平，则仆敢引《孟子》一语曰：‘终亦必亡而已矣’，奈何奈何！此话又非数纸所能罄，且我辈亦早见及，不过仆此行亲得许多证明耳。故又不必赘矣。要言略尽于此。”（宣统二年汤觉顿《致双涛主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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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月间，麦孺博致先生书，石老和月均不知所指何人，吉即前函所说的吉广，龙当是隆裕后，此物当是指万元贿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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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老已将文章呈吉，吉转交随看，随问从何来？吉以亲戚对（即此一语已极得力）。将来尚须与月看后，共请龙办法。据吉云，龙前曾对彼辈言，凡事须为先皇留点面子，不可全顾孝一面云云，则此事龙必愿意也。石定二十前再来讨消息。惟一事颇费斟酌，石昨将此物交还，云暂可不需，需时再说。弟推其意含有两层：一则或者石老高义，一则或嫌太少，不能出光。然无论那一层，此物若不到，终恐不济。今已极力探取其意，若第一层，则尚易斟酌，若第二层，则又费踌躇矣。”（宣统二年十月麦孺博《致双涛大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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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月间，麦孺博再致先生和汤觉顿书，雪公即侯雪舫，季公即潘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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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上一书计入。英盼雪公来时，适得季公电言：‘此事可立谐秘’六字，已托雪公面陈，想闻之矣。顷又得季公书，乃知所谓事谐者，在彼不在此。原函（节钞）呈览。此间亦喧传陶氏发奋有为，力持开议，季公所言自当更确。但马鸣（“马鸣者，肃王也。肃上加草为萧，萧萧马鸣，诗语也，故以此呼之。”——原初稿批注。）前屡为大言，其后言皆不售。今此次消息，又得之彼，则反恐未必尽确。季将见良，不日必更续有报告，可审其信否耳。季言欲移向之运动吉翁者，以运动陶公，此议公等赞成否？弟复书与彼言，但求有济，吉、陶皆非所论（事机变动至急）。数千里外，弟等不知详情，无从遥断，请其相察机势，专断行之。公等以为何如？今日以往，变局日剧矣，有闻当即飞报。”（宣统二年×月廿二日麦孺博《致沧江、明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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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月间，潘若海致麦孺博书，北江指南海，沧即先生，桐或指那桐，土即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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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见马鸣云，开已决，非久发表。此次政局之变，全由陶公主动，而朗、良辅之。陶公锐意改革，欲谋组一新政府，为戊戌第二。渠极推重北江。沧在东时不见之，殊失计，实为桐（‘桐者凤山也，凤凰栖于梧桐，故以桐呼之。’——原初稿注。）君所误；桐君本另一路也。渠闻沧见桐，以之诘桐，桐不敢认。渠兄在南洋时，拒北江不见，渠亦大不以为然也。大约吉、那将作，荫、岑必起。外闻喧传土将起，初亦以为然，今乃知土无起理，今用随、唐亦姑为转捩耳。（此颇可疑，安有不起土而土之羽翼为转捩者，字或书随、唐已舍土而趋彼，则不可知耳。与附注。）马鸣允介见良。良极有力，倘见彼，或可因以谒陶也。吉渐无甚力，欲移此物以运动陶，公以为然则请电示遵办。”（宣统二年季公《致麦孺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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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三日，先生致徐佛苏、侯雪舫、黄与之三君书，促鼓吹开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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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论鼓吹解禁事，未识公等于意云何？故未续作文。此事若并力谋之，当乞援于各省同志会、谘议局及督抚。能由北京同志会分函各处最妙，此恐断难办到。次则用十数人出名（分函）亦可，惟孙伯兰之名，似必须出耳。公等若有意为此，请即示复。其文吾当捉刀也。”（宣统二年十月十三日《致佛苏雪舫与之三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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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九日麦孺博致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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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处消息沈沈，然未绝望，多疑寡断者诚无冀。然渠于军国重事且如是，况此耶？公自性急耳。顷得若公书，原书已寄北江，（北江已至港，有书来，已由擎转寄，此行极密，请秘之。）钞副呈览，非恶声也。然恐仍再须此物，则难题又至，将阁笔耳。然此事早晚必成，则可断也。”（宣统二年十月十九日麦孺博《致双涛大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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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三日，先生致汤觉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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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始得十三夕手教，慰甚，慰甚。昨在江户上一书，计与此同达。日来读报，知院奏非久当上，公行期计亦不远矣。老牌所引既已开始，则交货之期可待，吾辈善后策又不可不先决，若发表后能拉若老一来共商，尤佳耳。公未行之前，宜常以书与四埠。此间人（滨人尤佳）高兴异常，谓此次独来成，主有名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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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舟中竟能读尔许书，令人一惊，今后可不直道（京道）长矣。下走读教育书数日。宝文之经济（中多佳作）全书出，又移我情，主竟和侍中之癖，入人深也。源丰润事立刻已草一文，但甚简短耳。大清行事，亦竟无著论，吾辈虽忌器，器遂可保耶？何如一击此鼠子，公谓何如？”（宣统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致明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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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四日，先生致汤觉顿书所云景升豚犬，大概是指刘学询以振华案呈控南海和先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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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日书悉。公在都几日，悲观遽乃至是耶？此地真怪区，不识以不佞入其间，亦为所铄毁不也？院既决议上奏，无论俞否，非久终当见明文，公可以即行矣。若月末尚无消息者，则吾当相救。惟公总须有三四缄与彼辈，今不知已有几，若太少者，则虽至沪后，尚宜补一长函耳。此甚要，虽少劳，非得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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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人所事久则恐变，景升豚犬亦一魔障，不先不后而发于是时，吾总信湘乡天事人事相半之说。山人移山之志固可佩，否〔疑作亦〕终视蚩蚩横目者之业报何如耳。但无问出何涂，我与山人合并之日总不远，此最可喜耳。公行有日，尚乞示一电，用诗韵目一字，便得实，令小女从公一游耳。大抵吾辈乐事，终无以过于双涛园忍饥相对之时，亦深望公早日来共此情味耳。”（宣统二年十月二十四日《致荷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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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间，潘若海致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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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四上一函，谅已登览。兹资政院方、罗二君昨经将议案提出，（一泛言党禁，一专指二人。）审查之三十人，必能足数。惟提出后，能否通过，则待下文也。盖今日忌二公之人，不在旧党，而在新党（如子云之属）[24]，又前数日《天铎报》云云，闻全系江陵[25]（号称实业家者也，不确）之意，欲借此以尼公之返国，忌其夺彼党魁也。又肖公[26]疏系弟代草，不日即上，继之者尚有二人，别有地位。能上言之三数公，将继续言之。如此，将成为一种舆论。政府即无此意，尚当勉强应之，况周公[27]本有此意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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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一层可虑者，此事解决后，复有豚子一事。此乃私人情事，若不设法解脱，终恐为累。闻豚子诉词，周公暨各要人，均已见及。如弟之见，则宜请北江及香径致书于周公及二师力辩。此事似宜从速着手，不可迟也。公如以为然，即电告二公，函即由海外径发可也。弟一面在此与佛公商，拟在本京各报略辩，此事全归罪于象，言此案实由革命党借此以陷二公，再由同志会打一电与皮，言二公为天下仰望之人，今幸归国有机，中国前途之希望系此二人，今忽有此案关系，奸人借此倾陷，请其审慎办理，若因此以累及二公，是断中国前途之命脉，公论必不肯相容也。如此则皮或有所顾忌，而不敢出毒手，否则此人真不可思议也。弟在此苦心经营，全为兹事，而公等累函促返申，究为何意，乞即复示。局中人办事之苦心，料公必能谅也。”（宣统二年潘若海《致沧江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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