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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处消息沈沈，然未绝望，多疑寡断者诚无冀。然渠于军国重事且如是，况此耶？公自性急耳。顷得若公书，原书已寄北江，（北江已至港，有书来，已由擎转寄，此行极密，请秘之。）钞副呈览，非恶声也。然恐仍再须此物，则难题又至，将阁笔耳。然此事早晚必成，则可断也。”（宣统二年十月十九日麦孺博《致双涛大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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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三日，先生致汤觉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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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始得十三夕手教，慰甚，慰甚。昨在江户上一书，计与此同达。日来读报，知院奏非久当上，公行期计亦不远矣。老牌所引既已开始，则交货之期可待，吾辈善后策又不可不先决，若发表后能拉若老一来共商，尤佳耳。公未行之前，宜常以书与四埠。此间人（滨人尤佳）高兴异常，谓此次独来成，主有名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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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舟中竟能读尔许书，令人一惊，今后可不直道（京道）长矣。下走读教育书数日。宝文之经济（中多佳作）全书出，又移我情，主竟和侍中之癖，入人深也。源丰润事立刻已草一文，但甚简短耳。大清行事，亦竟无著论，吾辈虽忌器，器遂可保耶？何如一击此鼠子，公谓何如？”（宣统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致明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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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四日，先生致汤觉顿书所云景升豚犬，大概是指刘学询以振华案呈控南海和先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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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日书悉。公在都几日，悲观遽乃至是耶？此地真怪区，不识以不佞入其间，亦为所铄毁不也？院既决议上奏，无论俞否，非久终当见明文，公可以即行矣。若月末尚无消息者，则吾当相救。惟公总须有三四缄与彼辈，今不知已有几，若太少者，则虽至沪后，尚宜补一长函耳。此甚要，虽少劳，非得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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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人所事久则恐变，景升豚犬亦一魔障，不先不后而发于是时，吾总信湘乡天事人事相半之说。山人移山之志固可佩，否〔疑作亦〕终视蚩蚩横目者之业报何如耳。但无问出何涂，我与山人合并之日总不远，此最可喜耳。公行有日，尚乞示一电，用诗韵目一字，便得实，令小女从公一游耳。大抵吾辈乐事，终无以过于双涛园忍饥相对之时，亦深望公早日来共此情味耳。”（宣统二年十月二十四日《致荷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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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间，潘若海致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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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四上一函，谅已登览。兹资政院方、罗二君昨经将议案提出，（一泛言党禁，一专指二人。）审查之三十人，必能足数。惟提出后，能否通过，则待下文也。盖今日忌二公之人，不在旧党，而在新党（如子云之属）[24]，又前数日《天铎报》云云，闻全系江陵[25]（号称实业家者也，不确）之意，欲借此以尼公之返国，忌其夺彼党魁也。又肖公[26]疏系弟代草，不日即上，继之者尚有二人，别有地位。能上言之三数公，将继续言之。如此，将成为一种舆论。政府即无此意，尚当勉强应之，况周公[27]本有此意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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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一层可虑者，此事解决后，复有豚子一事。此乃私人情事，若不设法解脱，终恐为累。闻豚子诉词，周公暨各要人，均已见及。如弟之见，则宜请北江及香径致书于周公及二师力辩。此事似宜从速着手，不可迟也。公如以为然，即电告二公，函即由海外径发可也。弟一面在此与佛公商，拟在本京各报略辩，此事全归罪于象，言此案实由革命党借此以陷二公，再由同志会打一电与皮，言二公为天下仰望之人，今幸归国有机，中国前途之希望系此二人，今忽有此案关系，奸人借此倾陷，请其审慎办理，若因此以累及二公，是断中国前途之命脉，公论必不肯相容也。如此则皮或有所顾忌，而不敢出毒手，否则此人真不可思议也。弟在此苦心经营，全为兹事，而公等累函促返申，究为何意，乞即复示。局中人办事之苦心，料公必能谅也。”（宣统二年潘若海《致沧江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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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间，麦孺博致先生与汤觉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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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得美中书，云筹款万五千元，专济北需，谓已寄至尊处，不审已收到否？北中需款极急，若、石二公已以此事托人，势万不能中止。踞人著垆火上，断不能拱手坐视，若始乱终弃，则若何以对石公？此款倘至，望即寄来转北，以济急用，倘尚未到，则请往银行一询。此间收款凭电收取，倘寄款者别无电来，则银行阁置，直不相告，东中不审同此情形否？故请至银行询问，倘犹未至，则亦请示，并可告美，请其查究也。（此间前电催雪，据云已寄，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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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来以此事为请者，折四五上矣。（赵、温、黄三侍御杨京卿皆碻已上闻，尚有继之者。）然皆留上。资政折虽上，亦必无效。上亦确已有意，然非疏通则未易实行。雪狼狈甚矣，非此则无复立足之地。故渠筹款至力，而催追亦至急。豚已控察、理二院，理发粤查。而玉田实有意为难，顷尚暗主其事。望开一成，彼可见风转柁，否更将支节横生也。”（宣统二年×月间麦孺博《致远公明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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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二十四日，伍宪子庄致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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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会存案之议不合例，未可行，统一党之组织已详函海外言之。但今日第一重要问题，在于解禁，此问题不解决，则在北京办事难著手，即向海外筹款，亦难号召。今北京士大夫，对于此事亦多协力，似极可乘之机。无奈事势瞬息又变，资政院虽提议，而久不上奏，言官之封事又留中，恐尚有阻力，此真国之兴亡有天命在，诚莫可如何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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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京将一月，目击社会种种怪状，不忍言，亦不胜言，人心风俗若此，非有大力量人从根本上问题整饬一切，不可以救，而天固扼吾党，不令得伸其志，言之真痛，如何如何！四次请愿，正拟加入，而奉天代表而以严谕去，资政院亦取消此案不提，今断不能独力为之，则亦听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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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各埠每月必发二函，虽无真实好消息，亦不能不以此鼓励之，维系之。前接雪来函，墨事失败，已归纽。外势窘至此，如何展拓？同志会及《国民公报》本可略助之，但美中汇返之旅费，由广智代收一千四百元，擎公以款绌用去。弟此次到京仅挟二三百元，真爱莫能助，惟有发函海外劝筹而已（《国民公报》已有报股公启寄海外）。党禁果解，此事不难（但收回月捐则年可得十万），现在则恐难如愿矣。港亦窘极，紫珊来函，每视叹息。故今日吾党之生死问题，全在禁解与否。各事另详若翁函中，弟不赘述。”（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伍庄《致任公我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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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间，潘若海致先生书，谓开禁事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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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上一函暨小诗，谅必登览。今午晤吴统制[28]，言从巨源[29]处得消息，云此事大有希望，大约开年后必有明文。前者政府对于院奏非不以事实为然，乃不以院为然，故稍停顿，即另寻题目作文章矣。是院之此举，不特不能促进步，反阻进步，当时仆已虑及之。以后请子房、文客凡有对于政府举动，万不可从人民一方面着手，盖政府之与人民犹冰之与炭，水之与火，实不相容也。”（宣统二年潘若海《致双涛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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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晢子度于十二月初，自上一折，请赦用先生。折上，闻载沣以先生系得罪先朝之人，碍难赦用，故留中不发。兹录杨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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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为恳恩赦用逋臣，以裨宪政恭折仰祈圣鉴事：臣闻人情穷极则呼天，劳苦疾病则呼父母，天地之大犹有一物之不容，父母之慈犹有一子之失所。以臣所见，逋臣梁启超者，殆其人也。启超自戊戌去国，至今十余年矣，流转于欧、亚之间，究心于政学之事，困心衡虑，增益所能，周知四国之情，折衷人我之际，著书立论数十万言，审论国情，开通民智，为力之大，莫与伦比。此士夫所能谈，中外所共睹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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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臣所欲言者，则以启超爱国之心，久而愈挚，忠君之念，在远不渝。数年以前，海内乱党孙文之流，倡民生之说，持满汉之词，煽动浮言，期成大乱，寡识之士，从风而靡，启超独持君主立宪主义，以日本宪政为规，力辟其非，垂涕而道，冒白刃之危，矢靡他之志，卒使邪说渐息，正义以昌。近年海内海外谈革命者，改言立宪，固由先皇帝预备立宪，与民更始，有以安反侧而靖人心；然天地不以覆载为功，圣人不以成功为烈，则启超言论微劳，不无足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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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启超之获罪，以戊戌倡言仿行各国宪政故耳。十余年中，宗旨如一，不为异说所摇，复以负咎之身，忍死须臾，悲号奔走，致皇上为立宪之神圣，国人为立宪之臣民。孤孽之心，亦云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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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朝廷立宪之期已定，海内延颈以望太平。而当日违众建议负罪效命之人，独使窜伏海隅，鹪鹩枯槁，睹故国之旌旗，恸生还之无日，抱孤忠而莫自，将槁死于殊乡。是则庶女之怨，不达于彼苍，文王之仁，不及于枯骨，此臣所为欷歔而不能自已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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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处事不以恩怨，用人不以亲疏者，人君之德也；穷达不变其道，荣辱不易其心者，臣子之义也；别嫌明微，表不白之忠，以告君父者，朋友之责也。臣自戊戌以来即与启超相识，因学术各分门户，故政见亦有参差。其后游学日本，相处数年，文字往还，于焉日密，亲见其身屡濒危，矢志不变，每与臣谈往事，皆忠爱悱恻，无几微怨诽之词，是以深识其人，性行忠纯，始终无贰。倘蒙朝廷赦用，必能肝脑涂地，以报再生之恩。此臣之愚，所能深信。倘启超被赦之后，或有不利于国之为，惟乞皇上诛臣，以为臣子不忠之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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