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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卿都护我兄足下：别来忽将十稔，相思发于寤寐。乃者若海东渡，同居两月，极道公拳拳相念之盛心。若海目光不可一世，其于论人少所摧挹，而独心折于我公，鄙人用是益以蚤得纳交，自庆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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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国势杌陧不可终日，中智以下，咸忧崩离，然历征我国史乘，大抵际阳九否极之运，然后有非常之才出而拯之，其枢机则在一二人而已。今后之中国，其所以起其衰而措诸安者，舍瑰伟绝特之军人莫属也。由此以谈，则天下苍生所望于公者，岂有量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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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海当代振奇之土也，生平所见，舍我公外，诚罕其比，其与鄙人之相昵，亦逾骨肉。今因其北游，辄修寸简，以写相思，书所不尽者，则若海面语也。新秋乍凉，惟为时自摄千万。启超顿首。”（宣统三年《致吴禄贞寿卿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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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出山后不久，他所组织的新内阁便于九月二十六日（11月16日）出现，阁员二十人中以先生为法律副大臣。九月二十八日《申报》专电记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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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内阁组织成立，二十六日由清廷批准，总理大臣袁世凯，外务大臣梁敦彦，副大臣胡维德；度支大臣严修，副大臣陈锦涛；法律大臣沈家本，副大臣梁启超；邮传大臣杨士琦，副大臣梁如浩；农工商大臣张謇，副大臣熙彦；陆军大臣王士珍，副大臣田文烈；海军大臣萨镇冰，副大臣谭学衡；理藩大臣达寿，副大臣荣勋；学务大臣唐景崇，副大臣杨度；民政大臣赵秉钧，副大臣乌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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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得到此项消息后，即致袁世凯一电，除恳辞法律副大臣一职外，并建议以开国民会议为解决时局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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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宫保鉴：阅东报，见新内阁员以超滥竽，且疑且骇，超庸愚，何足赞鸿猷，备员伴食，于国于公，两无所裨，谨坚辞。深负雅意，无任惭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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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窃欲进一言者，祸变至此，今后戡乱图治，必须视全国民多数意向，虽有非常之才，苟拂舆情，终无善果。传闻道路，谓新政府当主战议。同胞涂炭，岂有未极，何忍更加薙狝？况欲备战力，势且不得不有所仰于外，险象之乘，讵堪设想？公之忠诚明察，当不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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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惟有于北京、武昌两地之外，别择要区，如上海之类，速开国民会议，合全国人民代表，以解决联邦国体、单一国体、立君政体、共和政体之各大问题，及其统一组织之方法条理。会议结果，绝对服从，庶几交让精神得发生，分裂之祸可免。超一月以来，殷忧深念，从各方面穷思国家前途安危，悲喜参半，颇有所怀，容别函布。厚承雅意，聊贡愚诚。梁启超叩。勘。”（宣统三年十月初六日《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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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既坚辞不就，袁世凯乃于十月初一日致先生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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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卓如兄鉴：勘电敬悉。鸿谟硕画，倾佩良深！国势土崩，人心瓦解，凯起衰病，安任巨艰？廷命公推，坚辞〔疑漏“弗获”二字〕亟盼账哲，入救危亡。公抱天下才，负天下望，简命既下，中外欢腾。务祈念神州之陆沉，悯生灵之涂炭，即日脂车北上，商定大计，同扶宗邦。宦毋金玉尔音，至切翘。祷。”（宣统三年十月初一日，袁世凯《敦请任公先生回国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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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乃再于十月十三日致先生一电劝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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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梁大臣。洪奉旨：内阁代递汪大燮电奏梁启超称，患病甚深，不克起程，请代恳开缺等语。该副大臣素具热诚，曾受先朝特达之知，际此时局艰危，讵忍意存诿卸！著传语副大臣赶速调治，病体稍痊，迅即回国任事，毋再固辞。钦。”（宣统三年十月十三日清内阁《致梁大臣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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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十一月间袁世凯又致先生一书促驾，清廷又致一电恳召归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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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初四日，袁世凯致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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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如仁兄大人阁下：昨展惠书，倾想丰采，有朱霞白鹤之观。十余年来，执事含忠吐谟，奔走海外，抱爱国之伟想，具觉世之苦心，每读所著文字，未尝不拊掌神往也。世凯衰病侵寻，久已忘怀仕禄，今秋鄂变猝发，以身受先朝知遇之隆，不得不勉承恩命。督师＜汉＞上。寻奉中旨，敦促入都，引荐英契，共搘危局。命下之日，中外欢迎。执事热心匡时，万流仰镜，现值国事羹沸之际，民生涂炭之秋，必不忍独善其身，高蹈远引，不思同舟之急难，坐视大厦之就倾。所冀叶公免胄，慰国民翘企之怀；君实入朝，副拥马不前之意。速临棨戟，同固金瓯，钦迟锋车，惄如饥渴。承示潘君若海，必为瑰异之才，闻因丁忧离京，无缘把晤，惆怅奚如。专布奉答，亟盼驾临。之忱，期于面罄。”（宣统三年十一月四日袁世凯《致卓如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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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二十一日，清廷再致先生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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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梁大臣。奉旨：内阁代递梁启超电奏恳恩开缺等语。该副大臣久羁海外，时以祖国存亡为念，乃朝廷所深知，现政治更始，百端待理等，即遵旨迅速回国，国势艰危至此，想亦不能忘情也。钦此。”（宣统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清廷《再召梁大臣回国电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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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归国计划，既未得达，乃于九十月间发表《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是时全国扰攘，舆论纷纭，因此先生欲就理论方面贡献其解决当前问题的意见。该文分上下两篇，上篇论单一国体和联邦国体的问题，下篇论虚君共和政体和民主共和政体的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先生主张采用单一国体，其理由甚多，可以参看原文。关于第二个问题，先生首举六种不同的共和政体而研究之，次即决定六种共和政体中惟英国式的虚君共和政体最适宜于中国。文中对于虚君共和政体与其他五种政体的利害得失的比较，及其所以最适宜于中国的理由，讨论的非常详细，惟对于如何采用的问题，因为种种困难的原故，没有作肯定的结论。先生最后对于这种本最适宜于中国而独不能遽即采用的制度的困难，很慷慨痛愤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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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中国亦可行此制乎？曰：呜呼！吾中国大不幸，乃三百年间戴异族为君主，久施虐政，屡失信于民，逮于今日，而今此事，殆成绝望，贻我国民以极难解决之一问题也。吾十余年来，日夜竭其力所能逮，以与恶政治奋斗，而皇室实为恶政治所从出。于是皇室乃大憾我，所以戮辱窘逐之者，无所不用其极。虽然，吾之奋斗，犹专向政府，而不肯以皇室为射鹄；国中一部分人士，或以吾为有所畏，有所媚，讪笑之，辱骂之，而吾不改吾度。盖吾畴昔确信美、法之民主共和制决不适宜中国，欲跻国于治安，宜效英之存虚君，而事势之最顺者，似莫如就现皇统而虚存之。十年来之所以慎于发言，意即在是，吾行吾所信，故知我罪我，俱非所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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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吾盖误矣。今之皇室乃饮鸩以祈速死，甘自取亡，而更贻我中国以难题。使彼数年以来稍有分毫交让精神，稍能布诚以待吾民，使所谓十九条信条者，能于一年数月前发布其一二，则吾民虽长戴此装饰品，视之如希腊、那威等国之迎立异族耳，吾知吾民当不屑断断与较者。而无如始终不寤，直至人心尽去，举国皆敌，然后迫于要盟，以冀偷活而既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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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国家之建设组织，必以民众意向为归，民之所厌，虽与之天下岂能一朝居。呜呼！以万国经验最良之虚君共和制，吾国民熟知之，而今日殆无道以适用之，谁之罪也？是真可为长太息也。”（《新中国建设问题》《合集·文集》之二十七第四十四—四十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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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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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民主共和制之种种不可行也既如彼，虚君共和制之种种不能行也又如此，于是乎吾新中国建设之良法殆穷。夫吾国民终不能以其穷焉而弃不建设也，必当思所以通之者。吾思之思之，既竭吾才矣，而迄未能断也。吾只能尽举其所见，胪陈利病于国民之前，求全国民之慎思审择而已。夫决定一国建设之大问题，惟全国民能有此权，决非一私人所能为役也。若曰一私人应出其意见，以供全国民之参考乎，则吾待吾再苦思有得，乃更以献也。”（同上书第四十六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