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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归国计划,既未得达,乃于九十月间发表《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是时全国扰攘,舆论纷纭,因此先生欲就理论方面贡献其解决当前问题的意见。该文分上下两篇,上篇论单一国体和联邦国体的问题,下篇论虚君共和政体和民主共和政体的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先生主张采用单一国体,其理由甚多,可以参看原文。关于第二个问题,先生首举六种不同的共和政体而研究之,次即决定六种共和政体中惟英国式的虚君共和政体最适宜于中国。文中对于虚君共和政体与其他五种政体的利害得失的比较,及其所以最适宜于中国的理由,讨论的非常详细,惟对于如何采用的问题,因为种种困难的原故,没有作肯定的结论。先生最后对于这种本最适宜于中国而独不能遽即采用的制度的困难,很慷慨痛愤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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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中国亦可行此制乎?曰:呜呼!吾中国大不幸,乃三百年间戴异族为君主,久施虐政,屡失信于民,逮于今日,而今此事,殆成绝望,贻我国民以极难解决之一问题也。吾十余年来,日夜竭其力所能逮,以与恶政治奋斗,而皇室实为恶政治所从出。于是皇室乃大憾我,所以戮辱窘逐之者,无所不用其极。虽然,吾之奋斗,犹专向政府,而不肯以皇室为射鹄;国中一部分人士,或以吾为有所畏,有所媚,讪笑之,辱骂之,而吾不改吾度。盖吾畴昔确信美、法之民主共和制决不适宜中国,欲跻国于治安,宜效英之存虚君,而事势之最顺者,似莫如就现皇统而虚存之。十年来之所以慎于发言,意即在是,吾行吾所信,故知我罪我,俱非所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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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吾盖误矣。今之皇室乃饮鸩以祈速死,甘自取亡,而更贻我中国以难题。使彼数年以来稍有分毫交让精神,稍能布诚以待吾民,使所谓十九条信条者,能于一年数月前发布其一二,则吾民虽长戴此装饰品,视之如希腊、那威等国之迎立异族耳,吾知吾民当不屑断断与较者。而无如始终不寤,直至人心尽去,举国皆敌,然后迫于要盟,以冀偷活而既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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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国家之建设组织,必以民众意向为归,民之所厌,虽与之天下岂能一朝居。呜呼!以万国经验最良之虚君共和制,吾国民熟知之,而今日殆无道以适用之,谁之罪也?是真可为长太息也。”(《新中国建设问题》《合集·文集》之二十七第四十四—四十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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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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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民主共和制之种种不可行也既如彼,虚君共和制之种种不能行也又如此,于是乎吾新中国建设之良法殆穷。夫吾国民终不能以其穷焉而弃不建设也,必当思所以通之者。吾思之思之,既竭吾才矣,而迄未能断也。吾只能尽举其所见,胪陈利病于国民之前,求全国民之慎思审择而已。夫决定一国建设之大问题,惟全国民能有此权,决非一私人所能为役也。若曰一私人应出其意见,以供全国民之参考乎,则吾待吾再苦思有得,乃更以献也。”(同上书第四十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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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这种“虚君共和”主张发表后,就遣人赴国内与各方面联络,冀有所成就。乃不料革命派方面,因为主张和立场的不同未能采纳,而袁世凯方面,则别有所图,虚与委蛇。所以结果这次计划又告失败。到十一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十二月南北议和成功,清帝退位的时候,局面就全变了。现就有关这次运动的材料摘录几篇比较重要的在下面,借见其经过的大概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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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三日,罗瘿公致先生书,除报告与袁世凯接洽外,并述及时局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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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上两缄想登览。昨奉手示,谨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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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谒项城,备达尊恉,项城言,极盼渠来帮忙,何以不来。答言尊意甚厚,惟渠一时不便来。因代达兵事项城任之,言论自任之意。渠言:用何办法?答:拟发表意见,并办一报,转移舆论。渠言:此亦易事,惟时艰孔亟,以卓如大才,正当出而发舒,岂宜办报。因复言:司法事,非渠所习。渠言:不必拘定司法;若肯来时,欲办何事,可听其自择。答言此时实有未便之故。渠言:是亟怕革命党,他向来与革命党不对,岂独今日,何必畏之。因询公对于时局之议论,略以相告。渠言:我总抱定十九条宗旨;我自出山即抱定君主立宪,此时亦无可改变。答言:按十九条,便非立宪,纯是共和,南军既要求共和,我当允其共和,但当仍留君位,可名为君位共和。渠言:我主张系君主立宪共和政体。当下不便驳之,但答云:不如君位共和之直截了当,君主无否决之权,无调海陆军之权,但当名为君位耳。渠颔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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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复言:各国公使意见皆赞成中国君主立宪,一昨有电致唐、伍两代表云:奉本国政府命令,忠告中国两方,非赶紧解决不可,现不用正式公文,先以朋友之义忠告等语,如延不解决,各国必出而干预,欲求为现在之局面而不可得。又言:革党人如汪兆铭之类,已见过数次,屡以不入耳之言相劝,我屡与解说满、蒙、回、藏之问题,汪兆铭似有所悟,然南边全尚意气,非推倒满洲不可,如何办得到?复问其闻伍秩庸极固执,恐不易转圜。渠言:伍本我的老门生,其人已老,脑筋已不活动。渠本主张君主立宪,近日始改变宗旨。惟秩庸虽充代表,未必全体服从,试观南省各府有都督,县有都督,岂能统一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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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询潘若海现在何处,答言:丁忧南归。渠言:已寻过数次,不知其已南归,其人如何?答言:有旧学,而极明时局,与卓如交厚,卓如甚敬之。渠言:甚好,急欲得其帮忙,请即电催之来。临行嘱函告公,代达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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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闻和议极不易着手,昨日唐使有八次电来,项城复电仍坚持。现一面候和议,一面备战。从两方面观察,皆不能复战。然南军持之至坚,如和议不成,势必再战。日人调兵已集奉天,必来干预,后事恐愈弄愈坏。而青年相见,论及外人干涉,必嗤之以鼻,谓必无此事,南中言论无不如此。南北分两大派,北方均盼和议成立,君位存在;南方均思破坏和议,锄去满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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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中志士,近日皆已南下,京、津中几绝迹矣。然平日讲宪政著名之人,在南中行动不能自由。佛苏在沪寸步有人监察;有自北来者,动疑为政府侦探。在沪中而不从革党者,地位极危险,云:近闻禁卫军有变动之象,今晚已传有变(昨日冯国璋接任),不知确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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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已电告蜕,将尊意见书及北江致黄兴速录送唐大臣,并将尊意见电告唐,由燕孙发出。今日又告燕孙,请其将君位共和名义电告唐,私向彼党密商,谓君主不过装饰品,何必流无数血以争此虚名。我既承认共和,彼许留虚君,则和成矣。燕颇韪此言,已允电唐矣。唐已与黄兴晤谈甚久,黄持甚坚,谓正式会议时,各人必致大冲突,当大决裂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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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人揣测,谓袁将为总统。昨见袁时,气度极闲暇,言下似甚有把握,不知其心如何。窃谓总统当非其所利耳。渠现迁居外务部(东四牌楼石大人胡同),新署为内阁公所,前后戒备极严。今日已将尊缄及致若海书送去,并托燕孙询其办报赞成与否。候复到再奉达也。”(宣统三年十月三日罗瘿公《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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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初六日,先生复罗瘿公一书,要罗向袁世凯陈述他不就法律副大臣职的理由及拟为袁效力之计谋,该信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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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上一书,计达,不审已谒项城否?今日由使馆转来初三日明谕,敦促就道,奉读恻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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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人既确信共和政体为万不可行于中国,始终抱定君主立宪宗旨;欲求此宗旨之实现,端赖项城,然则,鄙人不助项城,更复助谁?至旁观或疑为大势已去,引身规避,此则鄙人平生所决不屑者。鄙人既抱一主义,必以身殉之,向不知有强御之可畏。昔者与不法之政府斗,率此精神;今日与不正之舆论斗,亦同此精神。项城若真知我,当不至以此等卑劣怯根性疑我也。至此次所以坚辞不就职者,凡办事贵期于有成,当不惟其名,而惟其实;当用所长,而不当用所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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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自信,项城若能与我推心握手,天下事大有可为。虽然,今当举国中风狂走之时,急激派之所最忌者,惟吾二人,骤然相合,则是并为一的,以待万矢之集,是所谓以名妨实也。吾自问,对于图治方针,可以献替于项城者不少;然为今日计,则拨乱实为第一义,而图治不过第二义。以拨乱论,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也。鄙人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多数人由急激而趋于中立,由中立而趋于温和,此其所长也。分途赴功,交相为用。而鄙人既以此自任,则必与政府断绝关系,庶可冀国民之渐见听纳。若就此虚位,所能补于项城者几何?而鄙人则无复发言之余地矣。此所谓弃长用短也。熟思审处,必当先开去此缺,乃有办法。望公以此意代达项城。项城明眼人,必能相喻于无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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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之病,今已见端,不出三月,国民必将厌破坏事业若蛇蝎,渴思所以治之。其时,则我辈主义获伸之时也。而此三月之中,最要者需保京师无恙,其下手在调和亲贵,支持财政,项城当优为之。次则因势利导,转变舆论,鄙人不敏,窃以自任。鄙人无他长处,然察国民心理之微,发言抓着痒处,使人移情于不觉,窃谓举国中无人能逮我者。今所为文已成者不少,惟当分先后,择时然后布之。如用兵然,前锋主力相机而进,攻瑕不攻坚,避其朝往,击其暮归。今兹革军之奏奇功,得诸兵力者仅十之三,得之言论鼓吹者乃十之七。今欲补救,固不可,然非与项城分劳戮力,则亦无能为役也。望公为达此意。”(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研究室编《历史与文物》第一期《梁启超复杨度亲笔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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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七日,盛先觉致先生书,报告返国后与南中各方面接洽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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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于九〔十〕月初八(阳十一月二十八)夜九时抵下关,即访太谷尊由于其逆旅,渠因有客,命部下某之深通我国情形者相周旋,言次并突问觉旅费充实否,意欲馈赆,觉乃重谢其厚意而婉却之。甚矣哉,日人用心之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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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九(阳十一月二十九)旁午访太谷光瑞于下关之光明寺,尊由亦在焉。交谈约时许。光瑞善谈,且关于我藩部事颇有所陈,受益不少。谈毕敬致南海及先生意,光瑞亦屡致意于南海及先生焉,遂互道珍重而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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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午后四时拔锚西行,初十(阳十一月三十)晨抵长崎,得汉阳失守武昌垂危消息,舟中有引见为黄兴咎者,觉因不得其详,未敦赞一辞焉。午后四时发轮西行,十一(阳十二月一日)全日航行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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