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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归国计划，既未得达，乃于九十月间发表《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是时全国扰攘，舆论纷纭，因此先生欲就理论方面贡献其解决当前问题的意见。该文分上下两篇，上篇论单一国体和联邦国体的问题，下篇论虚君共和政体和民主共和政体的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先生主张采用单一国体，其理由甚多，可以参看原文。关于第二个问题，先生首举六种不同的共和政体而研究之，次即决定六种共和政体中惟英国式的虚君共和政体最适宜于中国。文中对于虚君共和政体与其他五种政体的利害得失的比较，及其所以最适宜于中国的理由，讨论的非常详细，惟对于如何采用的问题，因为种种困难的原故，没有作肯定的结论。先生最后对于这种本最适宜于中国而独不能遽即采用的制度的困难，很慷慨痛愤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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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中国亦可行此制乎？曰：呜呼！吾中国大不幸，乃三百年间戴异族为君主，久施虐政，屡失信于民，逮于今日，而今此事，殆成绝望，贻我国民以极难解决之一问题也。吾十余年来，日夜竭其力所能逮，以与恶政治奋斗，而皇室实为恶政治所从出。于是皇室乃大憾我，所以戮辱窘逐之者，无所不用其极。虽然，吾之奋斗，犹专向政府，而不肯以皇室为射鹄；国中一部分人士，或以吾为有所畏，有所媚，讪笑之，辱骂之，而吾不改吾度。盖吾畴昔确信美、法之民主共和制决不适宜中国，欲跻国于治安，宜效英之存虚君，而事势之最顺者，似莫如就现皇统而虚存之。十年来之所以慎于发言，意即在是，吾行吾所信，故知我罪我，俱非所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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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吾盖误矣。今之皇室乃饮鸩以祈速死，甘自取亡，而更贻我中国以难题。使彼数年以来稍有分毫交让精神，稍能布诚以待吾民，使所谓十九条信条者，能于一年数月前发布其一二，则吾民虽长戴此装饰品，视之如希腊、那威等国之迎立异族耳，吾知吾民当不屑断断与较者。而无如始终不寤，直至人心尽去，举国皆敌，然后迫于要盟，以冀偷活而既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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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国家之建设组织，必以民众意向为归，民之所厌，虽与之天下岂能一朝居。呜呼！以万国经验最良之虚君共和制，吾国民熟知之，而今日殆无道以适用之，谁之罪也？是真可为长太息也。”（《新中国建设问题》《合集·文集》之二十七第四十四—四十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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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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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民主共和制之种种不可行也既如彼，虚君共和制之种种不能行也又如此，于是乎吾新中国建设之良法殆穷。夫吾国民终不能以其穷焉而弃不建设也，必当思所以通之者。吾思之思之，既竭吾才矣，而迄未能断也。吾只能尽举其所见，胪陈利病于国民之前，求全国民之慎思审择而已。夫决定一国建设之大问题，惟全国民能有此权，决非一私人所能为役也。若曰一私人应出其意见，以供全国民之参考乎，则吾待吾再苦思有得，乃更以献也。”（同上书第四十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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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这种“虚君共和”主张发表后，就遣人赴国内与各方面联络，冀有所成就。乃不料革命派方面，因为主张和立场的不同未能采纳，而袁世凯方面，则别有所图，虚与委蛇。所以结果这次计划又告失败。到十一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十二月南北议和成功，清帝退位的时候，局面就全变了。现就有关这次运动的材料摘录几篇比较重要的在下面，借见其经过的大概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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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三日，罗瘿公致先生书，除报告与袁世凯接洽外，并述及时局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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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上两缄想登览。昨奉手示，谨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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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谒项城，备达尊恉，项城言，极盼渠来帮忙，何以不来。答言尊意甚厚，惟渠一时不便来。因代达兵事项城任之，言论自任之意。渠言：用何办法？答：拟发表意见，并办一报，转移舆论。渠言：此亦易事，惟时艰孔亟，以卓如大才，正当出而发舒，岂宜办报。因复言：司法事，非渠所习。渠言：不必拘定司法；若肯来时，欲办何事，可听其自择。答言此时实有未便之故。渠言：是亟怕革命党，他向来与革命党不对，岂独今日，何必畏之。因询公对于时局之议论，略以相告。渠言：我总抱定十九条宗旨；我自出山即抱定君主立宪，此时亦无可改变。答言：按十九条，便非立宪，纯是共和，南军既要求共和，我当允其共和，但当仍留君位，可名为君位共和。渠言：我主张系君主立宪共和政体。当下不便驳之，但答云：不如君位共和之直截了当，君主无否决之权，无调海陆军之权，但当名为君位耳。渠颔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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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复言：各国公使意见皆赞成中国君主立宪，一昨有电致唐、伍两代表云：奉本国政府命令，忠告中国两方，非赶紧解决不可，现不用正式公文，先以朋友之义忠告等语，如延不解决，各国必出而干预，欲求为现在之局面而不可得。又言：革党人如汪兆铭之类，已见过数次，屡以不入耳之言相劝，我屡与解说满、蒙、回、藏之问题，汪兆铭似有所悟，然南边全尚意气，非推倒满洲不可，如何办得到？复问其闻伍秩庸极固执，恐不易转圜。渠言：伍本我的老门生，其人已老，脑筋已不活动。渠本主张君主立宪，近日始改变宗旨。惟秩庸虽充代表，未必全体服从，试观南省各府有都督，县有都督，岂能统一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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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询潘若海现在何处，答言：丁忧南归。渠言：已寻过数次，不知其已南归，其人如何？答言：有旧学，而极明时局，与卓如交厚，卓如甚敬之。渠言：甚好，急欲得其帮忙，请即电催之来。临行嘱函告公，代达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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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闻和议极不易着手，昨日唐使有八次电来，项城复电仍坚持。现一面候和议，一面备战。从两方面观察，皆不能复战。然南军持之至坚，如和议不成，势必再战。日人调兵已集奉天，必来干预，后事恐愈弄愈坏。而青年相见，论及外人干涉，必嗤之以鼻，谓必无此事，南中言论无不如此。南北分两大派，北方均盼和议成立，君位存在；南方均思破坏和议，锄去满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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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中志士，近日皆已南下，京、津中几绝迹矣。然平日讲宪政著名之人，在南中行动不能自由。佛苏在沪寸步有人监察；有自北来者，动疑为政府侦探。在沪中而不从革党者，地位极危险，云：近闻禁卫军有变动之象，今晚已传有变（昨日冯国璋接任），不知确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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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已电告蜕，将尊意见书及北江致黄兴速录送唐大臣，并将尊意见电告唐，由燕孙发出。今日又告燕孙，请其将君位共和名义电告唐，私向彼党密商，谓君主不过装饰品，何必流无数血以争此虚名。我既承认共和，彼许留虚君，则和成矣。燕颇韪此言，已允电唐矣。唐已与黄兴晤谈甚久，黄持甚坚，谓正式会议时，各人必致大冲突，当大决裂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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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人揣测，谓袁将为总统。昨见袁时，气度极闲暇，言下似甚有把握，不知其心如何。窃谓总统当非其所利耳。渠现迁居外务部（东四牌楼石大人胡同），新署为内阁公所，前后戒备极严。今日已将尊缄及致若海书送去，并托燕孙询其办报赞成与否。候复到再奉达也。”（宣统三年十月三日罗瘿公《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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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初六日，先生复罗瘿公一书，要罗向袁世凯陈述他不就法律副大臣职的理由及拟为袁效力之计谋，该信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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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上一书，计达，不审已谒项城否？今日由使馆转来初三日明谕，敦促就道，奉读恻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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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人既确信共和政体为万不可行于中国，始终抱定君主立宪宗旨；欲求此宗旨之实现，端赖项城，然则，鄙人不助项城，更复助谁？至旁观或疑为大势已去，引身规避，此则鄙人平生所决不屑者。鄙人既抱一主义，必以身殉之，向不知有强御之可畏。昔者与不法之政府斗，率此精神；今日与不正之舆论斗，亦同此精神。项城若真知我，当不至以此等卑劣怯根性疑我也。至此次所以坚辞不就职者，凡办事贵期于有成，当不惟其名，而惟其实；当用所长，而不当用所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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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自信，项城若能与我推心握手，天下事大有可为。虽然，今当举国中风狂走之时，急激派之所最忌者，惟吾二人，骤然相合，则是并为一的，以待万矢之集，是所谓以名妨实也。吾自问，对于图治方针，可以献替于项城者不少；然为今日计，则拨乱实为第一义，而图治不过第二义。以拨乱论，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也。鄙人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多数人由急激而趋于中立，由中立而趋于温和，此其所长也。分途赴功，交相为用。而鄙人既以此自任，则必与政府断绝关系，庶可冀国民之渐见听纳。若就此虚位，所能补于项城者几何？而鄙人则无复发言之余地矣。此所谓弃长用短也。熟思审处，必当先开去此缺，乃有办法。望公以此意代达项城。项城明眼人，必能相喻于无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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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之病，今已见端，不出三月，国民必将厌破坏事业若蛇蝎，渴思所以治之。其时，则我辈主义获伸之时也。而此三月之中，最要者需保京师无恙，其下手在调和亲贵，支持财政，项城当优为之。次则因势利导，转变舆论，鄙人不敏，窃以自任。鄙人无他长处，然察国民心理之微，发言抓着痒处，使人移情于不觉，窃谓举国中无人能逮我者。今所为文已成者不少，惟当分先后，择时然后布之。如用兵然，前锋主力相机而进，攻瑕不攻坚，避其朝往，击其暮归。今兹革军之奏奇功，得诸兵力者仅十之三，得之言论鼓吹者乃十之七。今欲补救，固不可，然非与项城分劳戮力，则亦无能为役也。望公为达此意。”（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研究室编《历史与文物》第一期《梁启超复杨度亲笔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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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七日，盛先觉致先生书，报告返国后与南中各方面接洽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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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于九〔十〕月初八（阳十一月二十八）夜九时抵下关，即访太谷尊由于其逆旅，渠因有客，命部下某之深通我国情形者相周旋，言次并突问觉旅费充实否，意欲馈赆，觉乃重谢其厚意而婉却之。甚矣哉，日人用心之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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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九（阳十一月二十九）旁午访太谷光瑞于下关之光明寺，尊由亦在焉。交谈约时许。光瑞善谈，且关于我藩部事颇有所陈，受益不少。谈毕敬致南海及先生意，光瑞亦屡致意于南海及先生焉，遂互道珍重而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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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午后四时拔锚西行，初十（阳十一月三十）晨抵长崎，得汉阳失守武昌垂危消息，舟中有引见为黄兴咎者，觉因不得其详，未敦赞一辞焉。午后四时发轮西行，十一（阳十二月一日）全日航行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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