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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访章太炎，托词事繁不见，仅以书答，盖其左右厄之也。窃察书旨所答，究对何人，暧昧不能晓，乃浼其左右欲面求说明，而此辈少年，意气用事，镇目怒视，几将谩骂，觉不屑与较，婉言诱之，左右似亦谅觉意，为再问太炎，传言象答长书者，答书另纸条呈。先生观之，度亦不能得要领，且书中有诞语焉，唯先生察之。觉微闻章太炎左右数人，嚣张浮华，专事阿谀，颇有视太炎为奇货可居之慨，而章太炎似亦竟为所蒙蔽者然。甚矣哉！君子可欺以其方，小人无往而不在也。噫，前数日（十四日乎）上海已开国民会，公举黄兴为假大元帅，而黎副之，以宋教仁为总理，现均已往南京。觉屡访黄、宋，均未遇，今拟与熊先生略一商议后，再往南京一游说也。”（宣统三年十月十七日盛先觉《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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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先觉代转章太炎致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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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帝犹在，而蒙古已宣告独立，是虽存清帝之号，未足羁制蒙古也。况清帝若无实权，则非蒙古所惮；若有实权，则是一国二君，其祸甚于蒙古背叛。若只戴清帝为元首，而欲汉人柄政，此非袁世凯辈不作此妄言。蒙古果叛，中国本部遂不足自立耶？此亦不然。本部之地大于日本七倍有余，日本犹足以自强，况中国本部乎？要之，兵强财盛，本部足以雄视世界；兵孱财尽，虽有无数外藩，亦何所益耶！徒以地之广狭论国之强弱，谓外藩一失，中国遂不能自持，此亦愚者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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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政体既就，蒙古必无恶感。仆所见蒙古人，其恨满人至于衔骨，其对汉人犹有同舟共济之意，所患者俄人诱之耳。然即清帝不退，能使俄人无蚕食之心耶？俄人能运动蒙古人，汉人亦能运动蒙古，岂在持清帝之虚名以招致之乎？”（宣统三年十月章太炎《复梁任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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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盛氏作跋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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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系章太炎原书，所答似系专对觉言，而且尚有误觉意处。至于第二段尤属无谓之谈。觉以被阻不能见面，不得与太炎剀切议论，甚可憾也。要之革党万不能就虚君共和之策，较温和如章太炎者，所说犹然，况其余乎？黄兴专注北伐，似不可动，可动者其宋教仁乎？惜未能相见也。南海尝谓达赖为不足用，今西藏欲迎归达赖，已见于报纸矣。南海意以为如何？愿窃闻之。”（宣统三年十月章太炎《复梁任公书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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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日，张汉章致先生书，报告在山东省运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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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敝省山东此次独立，原系运动军队，皆已成熟，始敢宣告。后军队内部争权，致有反对。项城乘隙派人到东，得以取消独立，各界以军队暂不为用，抵抗既无实力，不能不从权承认，然内容之进行，较更猛也。仆系前谘议局书记长，勉从诸同人之后，襄办独立，因在联合会仍充书记长职。现联合会虽被迫解散，诸同人多半暂避自由活动，仆仍收拾残局，始终未离，现正联合同志，重张旗鼓，以洗此羞。况受此一番惩创，再接再厉，或不至蹈前覆辙。惟事体重大，山东所处地位，究宜取急进主义，抑取缓进主义，先生高见，尚乞明以教我。且山东之举动，与南北战局颇有关系，究应如何策应，先生关怀时局，指挥早定，乞勿吝金玉为荷。”（宣统三年十月二十日张汉童《致梁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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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奎昌致先生书，报告拟在鲁省运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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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舫随唐使由武汉赴沪，先后自东省议局转来四函，均代收阅，我公有意加惠齐鲁，钦颂无量。因雪未回京，佛苏又赴津门，是以迟迟未报。敝省联合会长夏君溥斋适往雪庽，共读来函，极表欢迎。弟与雪舫系儿女姻好，溥斋系雪妹倩，是以均可代雪主持此事，夏君毅然自任，定当竭力一图。刻下东省处于极端压制之下，捕拿政党，枪毙无辜，酷虐蛮横，惨无人理，藩、警均系承袁意旨。夏君此来欲向政府交涉，日内敝省各府代表即可到京，俟齐集后，即当共同商酌，再行续报。尔时雪舫当已回京。此举既得夏君同意，当可办到十之五六，所可虑者，少数党派不同之人，恐有猜疑，居间调停，此中颇费手续，一俟机会成熟，即当飞电相请。”（宣统三年谭奎昌《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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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三日，罗瘿公致先生书，报告京中情形和汪兆铭与袁商谈君主民主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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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中自袁入都，秩序全恢复，各部司员照常入署办事，商务照常贸易，每次入京车（京汉照常通车）人数比出京多。北省一般舆论有不满意于袁者，甚盼康、梁内阁，谓继袁非康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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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议和，系英国商界要请其政府出而调停，因由英领介绍停战，十五日开议解决君主民主问题。有谓英国必俟南京失陷，然后出而调停，则北中必易让步，否则未必肯多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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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兆铭自共济会后，时来往京津之间，先由严修介绍见袁。袁谓：‘国民会议，我极赞成，惟我站之地位，不便主张民主，仍系主君主立宪，万一议决后，仍系君主多数，君当如何？’汪答：‘议决后我必服从多数；惟以我观察时论之趋向，必系民主多数。如议决民主，公当如何？’袁谓：‘既经议决，王室一面我不敢知，我个人必服从多数。’汪复至津见唐，唐言此事是我发起，必以多数为服从。汪已屡与唐协商。（唐为正，杨士琦、严修为副，有严不愿行之说。）此次议会北中以唐为主体，南中以汪为重要枢纽，议决后战事当可望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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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当时尚未敢迫监国退位，及收禁卫军后，乃由唐代为计划，先将禁卫军炮队全数调援山西，再将药弹运送南伐之军，除调发外，京中所留仅三四千人，无炮无弹，决定洵、涛等必无能为，乃决请监国退位。旋派冯国璋充军统，尽收满人兵权（军谘府早已归徐，满人无一有兵权者。）而满人中最枭雄者为良弼，亦收为己用。于是满人之权，尽入己手，必无他虞。乃派大使赴汉口议和，无论解决如何，皆易办理，皆唐氏帷幄之功。冯国璋调京，系表明不与南军决战之意。南中有段祺瑞，系袁所最信，忠勇夙著，人言在冯国璋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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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军将领多袁旧人，甚为固结，只知听袁号令，不知满洲，更不知革命，袁足以自固。袁言南军日言北伐，惜其不来，若其来，以南人脆弱之躯，当苦寒之地，稍与濡缓，必不能支，则和议更为易成。日来北中以为和议必成，熙熙攘攘，若已经太平者，亦异事也。”（宣统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罗瘿公《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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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五日，罗瘿公致先生书，报告各方面对君主民主态度并转达先生和南海“虚君共和”主张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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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上缄，想登览。现当停战期内，京津一带，极为静谧，议和已移至上海，唐、杨、严之外，加派杨晢子为参赞，范静生系范老约同行。时论谓君主一层，大有希望，而梁燕孙谓不过有三成把握而已。汪兆铭同时南行有黄为基者，与其发起共济会，则谓汪宗旨极和平，而沪中各报已攻击之。汪力调停于官革两方面，而革一边不甚有势力。南中各省代表多系宪友会人，如浙省陈敬第（江苏为雷奋）来缄，谓大势已趋共和，君位一层，开口即遭诟詈，恐不能不并入共和，将来解决民主，必举项城为总统，晢子谓项城仍可为拿破仑云。各报均言唐力主共和，梁燕孙谓绝无其事。梁征问公议论，略以相告，梁谓君位共和，项城与唐均同此旨，嘱将尊恉隐括简言由梁电告唐，资其议和之材料。即已电蜕将尊意见书暨北江致黄书，并录送唐阅，或可资其采择。惟深察南中情形，似非民主不可，若决定民主，则项城不知如何处置。有言俄、日、德三国断不容中国出于民主，必出而干涉，以兵力压制革党，此后隐忧方大，深望南中有深识之士，早为解决耳。日内拟谒项城，备达尊旨，已托其近习约期相见。燕孙谓项城得尊缄（已泄矣），询及若海，燕云：不识。适杨晢子（已泄）在座，谓其人在津，并略陈若梗概。项城甚欲晤谈，请即函若，粤事毕即北上可也。燕谓公言论机关，所需款几何？答言：非十万两不能开手，欲握言论之中坚，非绝大报不可。燕谓：大众商量，亦以公为君主立宪主持最力之人，得公主持于下，必可渐转舆论。其意似甚欲项城出资，组一机关报，此事当熟商之。鄙意谓间接为之，未始不可也。”（宣统三年十月二十五日罗瘿公《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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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九日，蓝公武[11]致先生书，言袁颇有借重先生和南海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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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城第一次借款不成，现复借款，在商议中，恐亦无效。奇窘万状，故和议内容，据人所述，不过借此延宕，若至万不得已时，则划分南北，挟隆裕、宣统而避居洛阳，以守北方。传说如是，虽未必可信，其能力之薄弱，于此可见一斑。今日冯君为邹嘉来邀去晤谈，微露项城有仰助于二先生之意（冯君本与邹君熟识）。冯君答以深信二先生有整理中国今日难局之力，以时机未熟，故尚未出山（我辈与二先生之关系一字未提）。推测其意，所以仰望二先生出山者，有二故：一欲借二先生以收罗人才，挽回舆论；一望二先生联络华侨，整理财政。惟项城颇惧南海先生，将来权在其上，故尚踌躇未决。而沧江先生则深愿其归国，且有副大臣不愿，则以大臣与之之说，此等言论，姑作参考，以观时局。武等以现在议和中万事谨慎，不欲十分活动，惟日侦探项城行动及政府情形与士夫之心理，以报告二先生，再定计划，余俟后详。据现在情形而睹，项城虽窘，当不可言，武等在此言论十分注意。”（宣统三年十月二十九日蓝公武《致南海任公两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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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初，蓝公武致先生书，报告袁方和南中各情并论将来趋势及本党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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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城计划已着着进行，表面所筹得之款，虽近七百余万，大约可望之款，（变卖宝器（此事恐难实行），勒捐亲贵，以及各处挪移。）约有两千万左右，借款运动，暗中亦甚进行，惟无从探悉其秘耳。总之，北方足支持三月。南方友人屡有函来，均言秩序已乱，首领及军队互相冲突，盗贼蜂起，民心厌乱，如苏州省城热闹之处，白昼抢劫之事，已见不鲜。孙中山并未携得款来。南方财政窘迫异常，虽设有种种劝捐勒捐之法，均无效力，如苏省以收田赋招民反对，已成不得了之势，南方之败，可立而待。昨友人深夜来告，孙中山在宁被刺（浙人所为）受伤甚重，未知确否。总之此等事实，在意中早晚所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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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前此表面上虽似退让到极点，有开国民会议公决之诏，实则皆项城之计画，借以敷衍时日，为其计画进行之地，前数函均已言及。当诏书未下时，闻李柳溪言南方之内讧，早在项城意料之中，汉口退兵一节，实以山、陕未平，兵力不宜分，况孤军深悬，既不得用，又犯大忌，故拟退至武胜关一带，反攻为守。至其进攻之军，则全凭张、倪两军，盖项城之意，欲先取安庆，然后一鼓金陵，将来开战之地，必在淮、徐一带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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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数函中述及项城欲与先生联络一节，并有资助经费等语，均系李柳溪正式转述项城之语。此事如何办法，尚待函示。惟以武等之见，此时仅宜虚与联络，万不宜轻动，俟战端开后，南方锐气尽时，我辈方可大活动也。盖南方之必败，识者早已料及。项城兵力虽厚，然欲借此以平十四省，则不仅势所不可，力所不能，且亦心所不敢。故南方败后，项城必仍以国民会议为收场地步，我辈活动当在此时。盖欲建设，非俟此时，亦仅空谈而已。项城虽有权术，然在今日南北兵力对抗之际，固其世界，而至用兵之时告终，以口舌笔墨争竞时，则彼之能力甚薄，盖武力者仅可以对抗武力，若国会报馆等，则非武力所能抗者也。武等急欲组织团体，惟以人才四散，在京之人，大都庸流黑暗者，不足以言大计，然反对项城静以待时之士夫，亦不乏其人。至南方士夫，则表同情于我辈者颇多，惟在民军威力之下，不敢轻动，故拟俟时机稍熟，即行发起一极大政党。此事已略有筹划，届时再行待商，前电已不可行。广东一面，能运动张、岑二公去布置亦是一策，惟二先生则万不可轻动，以伺其后者之人正多也。京城革党甚多，以民政部之力甚强，暗探亦甚得力，故彼等不能一动，徒以恐吓之手段对付耳（每日项城及民政大臣接收威吓信甚乡）。”（宣统三年蓝公武《致南海沧江两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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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间，麦孺博致先生第一书，报告进行粤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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