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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奎昌致先生书，报告拟在鲁省运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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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舫随唐使由武汉赴沪，先后自东省议局转来四函，均代收阅，我公有意加惠齐鲁，钦颂无量。因雪未回京，佛苏又赴津门，是以迟迟未报。敝省联合会长夏君溥斋适往雪庽，共读来函，极表欢迎。弟与雪舫系儿女姻好，溥斋系雪妹倩，是以均可代雪主持此事，夏君毅然自任，定当竭力一图。刻下东省处于极端压制之下，捕拿政党，枪毙无辜，酷虐蛮横，惨无人理，藩、警均系承袁意旨。夏君此来欲向政府交涉，日内敝省各府代表即可到京，俟齐集后，即当共同商酌，再行续报。尔时雪舫当已回京。此举既得夏君同意，当可办到十之五六，所可虑者，少数党派不同之人，恐有猜疑，居间调停，此中颇费手续，一俟机会成熟，即当飞电相请。”（宣统三年谭奎昌《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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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三日，罗瘿公致先生书，报告京中情形和汪兆铭与袁商谈君主民主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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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中自袁入都，秩序全恢复，各部司员照常入署办事，商务照常贸易，每次入京车（京汉照常通车）人数比出京多。北省一般舆论有不满意于袁者，甚盼康、梁内阁，谓继袁非康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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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议和，系英国商界要请其政府出而调停，因由英领介绍停战，十五日开议解决君主民主问题。有谓英国必俟南京失陷，然后出而调停，则北中必易让步，否则未必肯多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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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兆铭自共济会后，时来往京津之间，先由严修介绍见袁。袁谓：‘国民会议，我极赞成，惟我站之地位，不便主张民主，仍系主君主立宪，万一议决后，仍系君主多数，君当如何？’汪答：‘议决后我必服从多数；惟以我观察时论之趋向，必系民主多数。如议决民主，公当如何？’袁谓：‘既经议决，王室一面我不敢知，我个人必服从多数。’汪复至津见唐，唐言此事是我发起，必以多数为服从。汪已屡与唐协商。（唐为正，杨士琦、严修为副，有严不愿行之说。）此次议会北中以唐为主体，南中以汪为重要枢纽，议决后战事当可望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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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当时尚未敢迫监国退位，及收禁卫军后，乃由唐代为计划，先将禁卫军炮队全数调援山西，再将药弹运送南伐之军，除调发外，京中所留仅三四千人，无炮无弹，决定洵、涛等必无能为，乃决请监国退位。旋派冯国璋充军统，尽收满人兵权（军谘府早已归徐，满人无一有兵权者。）而满人中最枭雄者为良弼，亦收为己用。于是满人之权，尽入己手，必无他虞。乃派大使赴汉口议和，无论解决如何，皆易办理，皆唐氏帷幄之功。冯国璋调京，系表明不与南军决战之意。南中有段祺瑞，系袁所最信，忠勇夙著，人言在冯国璋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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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军将领多袁旧人，甚为固结，只知听袁号令，不知满洲，更不知革命，袁足以自固。袁言南军日言北伐，惜其不来，若其来，以南人脆弱之躯，当苦寒之地，稍与濡缓，必不能支，则和议更为易成。日来北中以为和议必成，熙熙攘攘，若已经太平者，亦异事也。”（宣统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罗瘿公《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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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五日，罗瘿公致先生书，报告各方面对君主民主态度并转达先生和南海“虚君共和”主张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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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上缄，想登览。现当停战期内，京津一带，极为静谧，议和已移至上海，唐、杨、严之外，加派杨晢子为参赞，范静生系范老约同行。时论谓君主一层，大有希望，而梁燕孙谓不过有三成把握而已。汪兆铭同时南行有黄为基者，与其发起共济会，则谓汪宗旨极和平，而沪中各报已攻击之。汪力调停于官革两方面，而革一边不甚有势力。南中各省代表多系宪友会人，如浙省陈敬第（江苏为雷奋）来缄，谓大势已趋共和，君位一层，开口即遭诟詈，恐不能不并入共和，将来解决民主，必举项城为总统，晢子谓项城仍可为拿破仑云。各报均言唐力主共和，梁燕孙谓绝无其事。梁征问公议论，略以相告，梁谓君位共和，项城与唐均同此旨，嘱将尊恉隐括简言由梁电告唐，资其议和之材料。即已电蜕将尊意见书暨北江致黄书，并录送唐阅，或可资其采择。惟深察南中情形，似非民主不可，若决定民主，则项城不知如何处置。有言俄、日、德三国断不容中国出于民主，必出而干涉，以兵力压制革党，此后隐忧方大，深望南中有深识之士，早为解决耳。日内拟谒项城，备达尊旨，已托其近习约期相见。燕孙谓项城得尊缄（已泄矣），询及若海，燕云：不识。适杨晢子（已泄）在座，谓其人在津，并略陈若梗概。项城甚欲晤谈，请即函若，粤事毕即北上可也。燕谓公言论机关，所需款几何？答言：非十万两不能开手，欲握言论之中坚，非绝大报不可。燕谓：大众商量，亦以公为君主立宪主持最力之人，得公主持于下，必可渐转舆论。其意似甚欲项城出资，组一机关报，此事当熟商之。鄙意谓间接为之，未始不可也。”（宣统三年十月二十五日罗瘿公《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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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九日，蓝公武[11]致先生书，言袁颇有借重先生和南海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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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城第一次借款不成，现复借款，在商议中，恐亦无效。奇窘万状，故和议内容，据人所述，不过借此延宕，若至万不得已时，则划分南北，挟隆裕、宣统而避居洛阳，以守北方。传说如是，虽未必可信，其能力之薄弱，于此可见一斑。今日冯君为邹嘉来邀去晤谈，微露项城有仰助于二先生之意（冯君本与邹君熟识）。冯君答以深信二先生有整理中国今日难局之力，以时机未熟，故尚未出山（我辈与二先生之关系一字未提）。推测其意，所以仰望二先生出山者，有二故：一欲借二先生以收罗人才，挽回舆论；一望二先生联络华侨，整理财政。惟项城颇惧南海先生，将来权在其上，故尚踌躇未决。而沧江先生则深愿其归国，且有副大臣不愿，则以大臣与之之说，此等言论，姑作参考，以观时局。武等以现在议和中万事谨慎，不欲十分活动，惟日侦探项城行动及政府情形与士夫之心理，以报告二先生，再定计划，余俟后详。据现在情形而睹，项城虽窘，当不可言，武等在此言论十分注意。”（宣统三年十月二十九日蓝公武《致南海任公两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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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初，蓝公武致先生书，报告袁方和南中各情并论将来趋势及本党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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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城计划已着着进行，表面所筹得之款，虽近七百余万，大约可望之款，（变卖宝器（此事恐难实行），勒捐亲贵，以及各处挪移。）约有两千万左右，借款运动，暗中亦甚进行，惟无从探悉其秘耳。总之，北方足支持三月。南方友人屡有函来，均言秩序已乱，首领及军队互相冲突，盗贼蜂起，民心厌乱，如苏州省城热闹之处，白昼抢劫之事，已见不鲜。孙中山并未携得款来。南方财政窘迫异常，虽设有种种劝捐勒捐之法，均无效力，如苏省以收田赋招民反对，已成不得了之势，南方之败，可立而待。昨友人深夜来告，孙中山在宁被刺（浙人所为）受伤甚重，未知确否。总之此等事实，在意中早晚所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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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前此表面上虽似退让到极点，有开国民会议公决之诏，实则皆项城之计画，借以敷衍时日，为其计画进行之地，前数函均已言及。当诏书未下时，闻李柳溪言南方之内讧，早在项城意料之中，汉口退兵一节，实以山、陕未平，兵力不宜分，况孤军深悬，既不得用，又犯大忌，故拟退至武胜关一带，反攻为守。至其进攻之军，则全凭张、倪两军，盖项城之意，欲先取安庆，然后一鼓金陵，将来开战之地，必在淮、徐一带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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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数函中述及项城欲与先生联络一节，并有资助经费等语，均系李柳溪正式转述项城之语。此事如何办法，尚待函示。惟以武等之见，此时仅宜虚与联络，万不宜轻动，俟战端开后，南方锐气尽时，我辈方可大活动也。盖南方之必败，识者早已料及。项城兵力虽厚，然欲借此以平十四省，则不仅势所不可，力所不能，且亦心所不敢。故南方败后，项城必仍以国民会议为收场地步，我辈活动当在此时。盖欲建设，非俟此时，亦仅空谈而已。项城虽有权术，然在今日南北兵力对抗之际，固其世界，而至用兵之时告终，以口舌笔墨争竞时，则彼之能力甚薄，盖武力者仅可以对抗武力，若国会报馆等，则非武力所能抗者也。武等急欲组织团体，惟以人才四散，在京之人，大都庸流黑暗者，不足以言大计，然反对项城静以待时之士夫，亦不乏其人。至南方士夫，则表同情于我辈者颇多，惟在民军威力之下，不敢轻动，故拟俟时机稍熟，即行发起一极大政党。此事已略有筹划，届时再行待商，前电已不可行。广东一面，能运动张、岑二公去布置亦是一策，惟二先生则万不可轻动，以伺其后者之人正多也。京城革党甚多，以民政部之力甚强，暗探亦甚得力，故彼等不能一动，徒以恐吓之手段对付耳（每日项城及民政大臣接收威吓信甚乡）。”（宣统三年蓝公武《致南海沧江两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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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间，麦孺博致先生第一书，报告进行粤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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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后，粤事大变。闻龙[12]已从革，且其兵已稍散：秦[13]已谢事解兵柄，只身至港（言李[14]已遁），此二者秦晦鸣、陈伯澜言之极碻，秦已解兵自无可言。至龙从革，则报亦言之，彼亦有文字发表，弟仍苦不得其从革之真相。闻伯器已至沪，询渠必得真耗，两日来仆仆访之，不得一见，顷有谓其尚未至沪者。以不得龙氏真消息，则与公孝[15]言太无把握，故尚未见公孝。且汉阳克复，武昌不支（黄已来此），北兵大增，（山东之第五镇，已调至武汉，天津之张怀芝，亦已南下，闻昨日已至临淮关。）高据上游，顺流而下，长江一带力必不支，政府之势日盛，且鲁又反正，则公孝更不敢（畏政府畏为第二北）冒险为此。弟于吾粤实不能舍，且现时舍此亦无可谋者。日内如不得见伯器，亦拟先见公孝一探之。局势一日百变，竭吾力以谋之而已。坚[16]确至此，不见客，弟请见已见拒，谓稍缓乃可见。彼在一大障碍，然亦止问龙氏如何，倘龙仍有力而心不变，则坚虽在仍有可图，尽吾力之所至，谋之而己。此次返沪后，深探彼党内情如乱丝（汉阳之失闻亦由内讧），如散沙，断难有成，亦不可久，不出一月即有形见势绌之一日，然十余省之俶扰，亦必不易遽定。事会之来，不忧其无，然必俟变端既见，然后有机可乘，此时且可布远势。公必不可妄动，则最要耳。”（宣统三年麦孺博《致双涛阁主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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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间，麦孺博致先生第二书，报告与岑商谈和各方面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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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前书后，次日即谒西林，后复谒数次，所谈各事，大约与前书所言者大略相同。渠极有意，且甚热，微窥之且似颇有布置（略耳未必能详密），龙、陆[17]皆有书与彼，必有联络，旧部不少，一呼可集，故乡之盗，亦非所畏。（铅山赴其珂里，今且作督矣，似亦公孝有布置在内。）商榷入路，由海遵陆，均无不可。遵陆则由湘至桂，挟路而东；遵海则议商假外国兵轮，或用前议，而先令龙返旆于其旧地，公孝至后，径入其军，且拟与巩先略通声气，托木堂周旋其间，皆可商行。谈商之归结，则曰出则必出，（以故乡为根据，彼十二分赞成欲动。）然非自有武力不可，自有武力非有饷不可，故必得大款乃可出，盖非有此物在手，此时固无可借手。吾人之意，亦如尊电所云云，然彼恐所筹不能见之事实，则狼狈不堪，必不肯冒险也。顷得季公书，所谋亦同此意，且颇有经画，然以仆揣之，亦非此物必不能动。仆以尊电令留，恐有事商，请公孝往商。季公廿一丁内艰（有电至），不久亦可出也。要之无此物，则无论何人何地，均无可回旋之余地耳。若木在此，事彼中要人，颇相通声气，渠终有嫌疑，然其同学甚多，皆未有位置，倘有借手，渠可尽拉之来耳。若木在此得其家书，言若木在东所发第二电，即以彼意商公路[18]，路谓本实有此意，但今方□□□□（彼书此数字用西文，若木亦不解），故尚未便，务求宝云去，必极欢迎云云。子山舅书来云云，亦略同。此意想已有书奉告，今并其（子山）书呈上，（顷因澄已将此书焚去，不复寄矣。至所云报事，则谓燕孙在热有势力，渠询子山办报之事，子山言非十万不可，渠似有意，若以为可，则请宝云以一方〔书〕致燕交弟寄子山转致云可也。）至所云报事，公赞成否，请示。如赞成则以书来，照渠书中言行之，寄至此间照办可也。城北[19]极主联公。北谓公路力大，推公孝则与公路绝（公路、公孝必不能合），且恐南北之局自我而成，故仍主联公路，力主公孝事当少缓。彼至北后，细察内情，再以电来，此时此物未有实在消息，木堂又因病返，未能即与巩通入东声气，则自可待城北消息也。”（宣统三年麦孺博《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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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初六日，麦孺博致先生第三书，论对北方态度并报告在南中接洽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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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书附南佛一禀，计达。典虞[20]来，奉书具悉。对北计划，非不可，然必以得彼实情，能倾心相待，行我怀报〔抱〕乃可，必不宜孟浪也。典至此历见彼中重要人物，察彼内情，大约与弟前书所云无异，纷乱无纪，饷械缺乏，战斗力极脆弱，无足言者。顷方在磋议和事，然和实不易成，闻有外人之动。倘和不成，则土有词以谢外人，而可得借款之机会。土必穷极兵力，不可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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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谒山公[21]屡矣，均见拒，竭力托人达意，略告以谋划，彼亦不见。据伯器[22]之言，山公非无意者，伯器极赞成吾乡之议，但谓非由吾乡人拥迎不可，此一时何能立办。渠已回杭，大约就司令之席，盖先欲借其现有之武力，以为立足地。渠主推山公者，或山公暗有计画，未可知。秉又言，山公曾暗见太炎，太炎等方组一统一会，云亦欲推山公为首领，然此种会有何势力，山公左右非人，但欲因人已有之局面失计太甚。（即得之亦一傀儡，各省都督其前车也。）犬养至，求见亦未见（犬养大不高兴），顷方为犬养谋一见。天下多故，而瑟缩作新妇态，不亟吐握揽延英俊，吾知其无能为也。但其人资地可用，尚不欲决绝之耳。此间侦探极严密，（典及弟一访客，彼中亦知之。）典不欲露面通书，属转致。典在此运动同学极多，其同学数十人皆在此无事（各军皆已成之军，本省统带，无可安插），无可借手，欲谋组一镇，而不名一钞，无可借手。典云已运动甚至，倘有借手，即可立集。（典云有款即可用此数十同学，练兵亦可，然自无根据地，极无用，兄请商之长者，以为何如。）渠尚拟日内至宁及各处细察内情云。尊处近计划如何？北中消息如何？至望示，典极盼尊处消息也。”（宣统三年×月六日麦孺博《致双涛主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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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六日，麦孺博致先生第四书，报告与岑商谈入粤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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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木今日偕木堂等见公孝，公孝大动（若木力谓彼此时必不可不出之故），木堂力劝其入建业，公孝以为木堂已与巩用黄牛说妥，愿拥戴彼也，则大喜，满口承允，愿入建业。木堂行后若木乃力陈建业之难办事（若木不便言黄牛之不愿拥戴），其中纷哄之无用，且因人已成之局面，终必为其傀儡，不如吾乡之可用，极力敷陈，彼乃跃然愿行。但谓此行非招集旧部不可，乃为一切计划，欲由黄牛推彼往任粤事，则其势极顺，盖此时黄牛已无计治粤，当愿推渠往，如此则行动甚便利。海道可行，则由海道，如不可则由湖南入粤西，即用陆提之兵并龙之力以入粤，一面招集旧部，事必可行，惟一切须款，尤当先有款以济龙军，非得一二百万不可。故亟当先筹备款项，以赴事机，当即发一电奉闻，电文云‘公孝允赴粤，云有款乃可行，请先筹划，电示柏原、丹波来函详’云云，想达签掌。柏原于入粤之议，似尚不甚了了，盖木堂等本力说其入南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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