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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和议大决裂，南不肯让，北之军队大愤，闻各镇统制联衔劾唐，唐已辞职。项城撤唐，即已撤销唐前定条件。闻项城已将己之产业尽行抵押，以充军饷，为亲贵倡。似此情形，势必出于战。昨日佛上一书，言各事决议，宝云必北，想见，今隔两日，而事势又大翻异，宝云此时又必不可遽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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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公孝愿出，自是极佳，吾辈筹划，如愿以偿矣。惟仆对于此事，尚有所怀。公孝入粤自极佳，惟由巩用、黄牛推举使入，则已与之打成一片，以后种种必为牵动，甚必至于协力敌北军，于原文‘保境、息民、理财、练兵’八字，必办不到，而违前愿，甚且真至造成南北分立之局，则于吾国前途，更生大梗，尤非吾人本心矣。然不由其推举，则势固难行，且与之争地，又自树敌，亦极一难事。此最难解决之事，如何？请审酌之。仆明日欲亲谒公孝，再与详细磋商，彼既允此，当必无拒仆之理。然仆此时尚恐其左右之人阻其行。盖今日若木言此时，座有二高一朱在座，均不以此为然也。如何，再续陈。明早有船开，先行寄此。”（宣统三年十一月十六日麦孺博《致沧江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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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七日，岑西林致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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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如先生箸席：三奉手教，敬承一一。谭典虞兄晤谈一次，颇具条理，其沈著恳挚，尤非时下青年所能及，佩慰无似。柏原先生关心东亚大局，因有与公面谈之事，匆匆回国，鄙意已托其转达，面询便悉，不赘述。匆复。敬请箸安，不一一。愚弟岑春煊顿首。冬月十七日。”（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岑春煊《致卓如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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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八日，蓝公武致南海和先生书，报告与李家驹谈论两方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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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往见李柳溪[23]，渠云：和议无成，行政经费至本月十六日已尽，借款目下难望，一亲贵嫉视项城。渠又谓目下以筹得款项，按兵不动，（大约以亲贵捐款及卖却宫中宝物为敷衍一时之用。）徐待南方内讧，然后攻其一二重要地方，乃再以和平方法解决时局为上策。徐谈及二先生，为素所熟识者，极盼任公来此商谈，并即日将与梁士诒商谈，同见总理后再派亲信者来与南海先生商议大计云云。武答以任公以副大臣故一时未便来京，况现在和议中，非有重要之事，更不便来。袁派人赴东，是或一道。南海先生于现今时局，已有十分筹划，不过以时机未熟，暂作旁观。苟总理能虚心请益，则实为国家之福，至其筹划如何，则非武所能知。此武与柳溪会晤之情形也，姑观其后。此间又有发起国民会议之说。以武观之，时机尚早。一星期后，武拟复来须磨，再商大计，再往南方，一观情形。前呈之策，以为何如，乞速复示。”（宣统三年十一月八日蓝公武《致南海沧江两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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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二十二日，罗瘿公致先生书，报告转达袁氏各事及与梁士诒商办报问题，此外并劝先生勿为沪上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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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书谨悉。前晤公路，备达尊意，已于前函详陈。尊致若书，亦已出示之。尊论已撮要电告唐使，所谓虚君共和之制，唐已据商，伍仍执不允。今议和已成过去，撤退代表，由阁直接电商，两方均甚强硬。廿七停战期满，即为决裂之期。北军异常激昂，非战不可，若使外人不干涉，必血战矣。公路异常忙追，即伯鸾[24]亦早七钟赴阁，宵分归家，连日不到署，无从晤见。若专谒公路，非有特别建白，与之预约时间，必不能见，公如有建议，当示知，以便往商，若专为报事，非与伯鸾商妥，间接不可，俟晤伯鸾细商之。……看伯鸾如何，再行奉复。尊函谓或赴沪一行，此万万不可。沪中宣告死刑，各报登遍，公岂不知之？有京官数人在沪，偶诋共和，即或絷或戕，断无明知其火坑而故蹈之理。津中《民意》等报，彼党之明机关也，日描写康、梁丑态，昨又登梁微服入都，与袁密商，现匿袁处等。谓公有所计划，必以守定老策为主，若一离公位，危险立见，是非百出，故万无动理也。”（宣统三年十一月廿二日罗瘿公《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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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八日，范源濂[25]致先生书，代达汪兆铭倾慕之忧，并赠二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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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示谆嘱，以毋为一局部之事所限。现亦觉株守非宜，已勉扩行动之范围，惟自愧学识疏陋，不足以胜艰巨，恐未必能于世事有裨毫末耳。吾师热心匡济，遇此时艰，知必益增忧悯，日夕难安。第时政极为纠纷，内容外表毫厘千里，且变化不测，瞬息万状，窃虑非远居海外所能遥度而的中也。汪君兆铭，前在津、沪，屡次晤谭，即倾慕师之为人，兹由沪来函敬为转呈，即希省览。濂平居俗冗纷如，性复疏慵，致常缺栽候，中心歉然，尚祈鉴谅。舍弟昨又东行，到时定当趋谒，未尽之词，自可由渠面陈。外寄汇票一纸计银元贰仟枚（合日币一千九百十九元四十六钱）以备尊需。此款前与荷公商过，系南中筹得，由汪君兆铭交来，渠心无他，惟有诚实仰慕之一念，濂深信之，可确为保证也。即乞惠收赐复（复汪君函可不必提及款事）。”（宣统三年十二月八日范源廉《致任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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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十一月二十九日（阳历一月十七日）汪兆铭致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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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先生执事：兆铭前此为反对君主立宪甚力之人，以此之故，致唇舌笔墨之际，往往开罪于先生，其实于先生之为人，未尝不心焉向往也。今者以国民之力，使中华民国立于大地之上，兆铭敢决先生必不以其与夙昔宗旨相歧之故，而不愿其有成。此其取证，盖有在语言文字之外者，想先生必不以为谬也。方今共和之治，毕露萌芽，中国前途，悲观乐观，交萦于爱国者之胸中。以积学养望，夙以指导国民为念如先生者，其可无以教之乎？吾党之士，于此常有含意未申之苦，兆铭冒昧辄为一言。如先生不以为不可教，乞赐复书，是所深祷。此上即请道安。后学汪兆铭顿首。”（民国元年一月十七日汪兆铭《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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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初九日，罗瘿公致先生书，报告北中各种情形，并言“虚君共和”主张已成过去，阻先生北行之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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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晤燕云：外交团对于中国，日俄最利中国之分裂，日来种种阻碍，皆日人为之鼓动，将来政治进行，惟日本之阻力最大，最好能于日本民党中阴为煽动，使其对于政府有种种之骚扰，则渠无能力以扰中国，此事任或可办到耳。以此意告任等，谓当时虽说之，然渠实未知日本民党之力大逊于政府党，公本日主持君主立宪，亦无从向民党煽动也，亦姑妄应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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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城之心，千孔百窍，外人无从捉摸，（燕言君号一层，南中承认，仅力结燕，项容言战否？燕言决不战，此则可以表示者也。）日日言君位，至今尚未改口，特松缓耳，而其左右自唐氏明赞共和外，如梁如赵如杨晢子及其余，皆均持共和（见所措置）均向共和一边进行。前者已有真在天津组织临时政府，定初二赴津，车已久备，因津宅已预定矣。亲贵哄闹之后，此事暂阁。此时去停战期满不过两三日，而项城神志从容，（此叶玉甫之言，至日日欲闻也。）纯无焦急，足以断定项城之主共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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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情形日夕万变。公在异国遥策国事，断不能亲切，所凭者东报耳，东报多不可靠。而近者东人，有思鼓煽以利中国之分裂，其言固多不可信也。此时袁氏断不能表示宗旨，其所谓联络者，欲其不为我敌且将收为我用耳。然断无推心置腹听客之所为，又断断然也。吾党与之结合，当在不即不离之间，断无委身其中之理。但使宿嫌捐弃，有可以相助者，略为助之而已。此时国体未能决以前，袁断不将真心出示吾党，亦无明助之理，但虚与委蛇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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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电嘱送燕、柳阅，此时虚君共和字样，京中久已消灭矣。至改中华国从汉姓一层，杨士琦提议不从，至今则无及矣。当派议和代表时，即行此策，撤去众射之的，犹可及，今则时已过矣。佛苏谓决不可送燕、柳阅，仆与宪同意，遂联名电复，请勿再电（电来无用，电费可惜），此时只有静候解决耳。所谓生米煮成熟饭，特未开饭耳。必谓非生米不可则徒费饲耳。前两日恭邸甚激昂，泽亦甚主持听袁辞职，可以铁组织内阁。若辈徒哄闹耳。太后决不敢听袁辞，袁亦必不辞，若辈纷纷主战，非不能战也，若辈战则义和团之故辙，徒增糜烂，以至亡国耳，袁必不肯。观日内袁氏从容之态，而知袁之必不放手也。昨日遂有袁氏封一等侯之事，此极笑话。日昨，醇王谒太后，出即往告袁氏，即为此事，当系以此安其心，使其效忠，此真妇人孺子之见。皇位存废已在其手，一侯爵岂足以■之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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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来已告燕及玉甫，燕言既未暇见，请至见之。已略达来意，略谓：两先生与项城同以救国为目的，此来探听项城主意如何，后此两方可以稍为接近，谓甚空虚，至问是否要达到项城？仆谓：此时可以不必。玉谓：甚善，俟稍为解决后再商如何？仆谓：甚善。宪既寓《国民公报》，如京中消息不佳，当挈之赴津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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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言北行事，仆期期以为不可。公一举足，天下属目，生出无数障碍，公但安居须磨，候解决后为活动之开始，不患无事可办。平日所抱宗旨，已断断无丝毫之效矣，静以俟之可也。或谓行事当冒险，若沈几观变，将待到何时，此言固也。然冒险而有万一之希望，则径行可也，万一之望已绝，明之其绝望而故冒之，则何益也。此时南北双管齐下办法，仆极谓然，现在南事计划如何？成效如何？仍望相示，必当秘之。若南事不知，专向北进，必有窒碍之处。”（宣统三年十二月九日罗瘿公《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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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八日，罗瘿公致先生书，报告北中决定共和经过，并言前所谋划均成过去，最后所说蒙王公发电的事，发生于十二月初旬，该电属实，惟事后该王公等因环境恶劣未敢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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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来共和政体已决定，君主议论已渐灭无余，京中报馆并改变言论，所尚持君主论者，仅资政院议员所开《民视报》耳，仅数百纸，不足轻重也。日日言发表，终未实行者，或言大纲虽定，尚有细目待磋商，南中未全见之，故或言太后虽已默许，仍待臣下决议，屡议皆含糊而散。项城必欲出诸众人之口，而众人皆不肯开口，故至今不能发表。再有一说，诏纸已备好，盖宝交到项城之手（袁部分之人不肯认）。项城挟以为与南磋商之据，已电知孙氏，此说最近之。所称日日发表者，非无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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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君共和’名称，长者创之，成为一种议论，袁辞爵折，竟以此名词入告，已奇矣。近日报中常发现‘虚君共和’字样，谓将来发表为虚君共和。其字面则同，其内容绝非，盖宣布共和后，仍留此虚君号以存旧君名义耳，非虚君共和政体也。不意长者费多少心血，供他人涂饰耳目之用，至可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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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国民日报馆，仆日到照料，本无碍。日前佛苏赴津，病不能来，而都中有一种议论，谓共和发布后，旗人恨极，往焚报馆杀人以泄愤。另一种谓暗杀党，列君主党名数十人，必尽杀之，佛苏名前列，其所亲函嘱勿来京。则宪在此究难安然，是以劝其赴津，渠在此亦无事可办。大局已如此，亦断无可商量之余地，只能待大定后，另谋组织耳。前此所谋皆成过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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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电遍查诸蒙王，均云无有。那王接复电，殊诧异，后闻有人在津所发原电，刊《大公报》中。尊复电文未得见，如仅属与佛苏商量，尚无大毛病；如著议论，则太不妥矣。发电人是何用意，不可得知。此后宜十分慎重，万勿径行发电，恐彼党假冒，得公等凭据，以为攻击之具。尤甚者，电招公来，施其暗杀，不可不防。此时宜持十分稳健之态度，万不可妄动。试思须磨所策划，均以为完满，一出发后，机局全然更变，无益费精神，亦大可不必矣。”（宣统三年十二月十八日罗瘿公《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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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十二月初六日（阳历一月二十四日）蒙古王公那彦图致先生电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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