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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先生执事：兆铭前此为反对君主立宪甚力之人，以此之故，致唇舌笔墨之际，往往开罪于先生，其实于先生之为人，未尝不心焉向往也。今者以国民之力，使中华民国立于大地之上，兆铭敢决先生必不以其与夙昔宗旨相歧之故，而不愿其有成。此其取证，盖有在语言文字之外者，想先生必不以为谬也。方今共和之治，毕露萌芽，中国前途，悲观乐观，交萦于爱国者之胸中。以积学养望，夙以指导国民为念如先生者，其可无以教之乎？吾党之士，于此常有含意未申之苦，兆铭冒昧辄为一言。如先生不以为不可教，乞赐复书，是所深祷。此上即请道安。后学汪兆铭顿首。”（民国元年一月十七日汪兆铭《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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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初九日，罗瘿公致先生书，报告北中各种情形，并言“虚君共和”主张已成过去，阻先生北行之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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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晤燕云：外交团对于中国，日俄最利中国之分裂，日来种种阻碍，皆日人为之鼓动，将来政治进行，惟日本之阻力最大，最好能于日本民党中阴为煽动，使其对于政府有种种之骚扰，则渠无能力以扰中国，此事任或可办到耳。以此意告任等，谓当时虽说之，然渠实未知日本民党之力大逊于政府党，公本日主持君主立宪，亦无从向民党煽动也，亦姑妄应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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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城之心，千孔百窍，外人无从捉摸，（燕言君号一层，南中承认，仅力结燕，项容言战否？燕言决不战，此则可以表示者也。）日日言君位，至今尚未改口，特松缓耳，而其左右自唐氏明赞共和外，如梁如赵如杨晢子及其余，皆均持共和（见所措置）均向共和一边进行。前者已有真在天津组织临时政府，定初二赴津，车已久备，因津宅已预定矣。亲贵哄闹之后，此事暂阁。此时去停战期满不过两三日，而项城神志从容，（此叶玉甫之言，至日日欲闻也。）纯无焦急，足以断定项城之主共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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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情形日夕万变。公在异国遥策国事，断不能亲切，所凭者东报耳，东报多不可靠。而近者东人，有思鼓煽以利中国之分裂，其言固多不可信也。此时袁氏断不能表示宗旨，其所谓联络者，欲其不为我敌且将收为我用耳。然断无推心置腹听客之所为，又断断然也。吾党与之结合，当在不即不离之间，断无委身其中之理。但使宿嫌捐弃，有可以相助者，略为助之而已。此时国体未能决以前，袁断不将真心出示吾党，亦无明助之理，但虚与委蛇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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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电嘱送燕、柳阅，此时虚君共和字样，京中久已消灭矣。至改中华国从汉姓一层，杨士琦提议不从，至今则无及矣。当派议和代表时，即行此策，撤去众射之的，犹可及，今则时已过矣。佛苏谓决不可送燕、柳阅，仆与宪同意，遂联名电复，请勿再电（电来无用，电费可惜），此时只有静候解决耳。所谓生米煮成熟饭，特未开饭耳。必谓非生米不可则徒费饲耳。前两日恭邸甚激昂，泽亦甚主持听袁辞职，可以铁组织内阁。若辈徒哄闹耳。太后决不敢听袁辞，袁亦必不辞，若辈纷纷主战，非不能战也，若辈战则义和团之故辙，徒增糜烂，以至亡国耳，袁必不肯。观日内袁氏从容之态，而知袁之必不放手也。昨日遂有袁氏封一等侯之事，此极笑话。日昨，醇王谒太后，出即往告袁氏，即为此事，当系以此安其心，使其效忠，此真妇人孺子之见。皇位存废已在其手，一侯爵岂足以■之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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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来已告燕及玉甫，燕言既未暇见，请至见之。已略达来意，略谓：两先生与项城同以救国为目的，此来探听项城主意如何，后此两方可以稍为接近，谓甚空虚，至问是否要达到项城？仆谓：此时可以不必。玉谓：甚善，俟稍为解决后再商如何？仆谓：甚善。宪既寓《国民公报》，如京中消息不佳，当挈之赴津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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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言北行事，仆期期以为不可。公一举足，天下属目，生出无数障碍，公但安居须磨，候解决后为活动之开始，不患无事可办。平日所抱宗旨，已断断无丝毫之效矣，静以俟之可也。或谓行事当冒险，若沈几观变，将待到何时，此言固也。然冒险而有万一之希望，则径行可也，万一之望已绝，明之其绝望而故冒之，则何益也。此时南北双管齐下办法，仆极谓然，现在南事计划如何？成效如何？仍望相示，必当秘之。若南事不知，专向北进，必有窒碍之处。”（宣统三年十二月九日罗瘿公《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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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八日，罗瘿公致先生书，报告北中决定共和经过，并言前所谋划均成过去，最后所说蒙王公发电的事，发生于十二月初旬，该电属实，惟事后该王公等因环境恶劣未敢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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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来共和政体已决定，君主议论已渐灭无余，京中报馆并改变言论，所尚持君主论者，仅资政院议员所开《民视报》耳，仅数百纸，不足轻重也。日日言发表，终未实行者，或言大纲虽定，尚有细目待磋商，南中未全见之，故或言太后虽已默许，仍待臣下决议，屡议皆含糊而散。项城必欲出诸众人之口，而众人皆不肯开口，故至今不能发表。再有一说，诏纸已备好，盖宝交到项城之手（袁部分之人不肯认）。项城挟以为与南磋商之据，已电知孙氏，此说最近之。所称日日发表者，非无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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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君共和’名称，长者创之，成为一种议论，袁辞爵折，竟以此名词入告，已奇矣。近日报中常发现‘虚君共和’字样，谓将来发表为虚君共和。其字面则同，其内容绝非，盖宣布共和后，仍留此虚君号以存旧君名义耳，非虚君共和政体也。不意长者费多少心血，供他人涂饰耳目之用，至可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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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国民日报馆，仆日到照料，本无碍。日前佛苏赴津，病不能来，而都中有一种议论，谓共和发布后，旗人恨极，往焚报馆杀人以泄愤。另一种谓暗杀党，列君主党名数十人，必尽杀之，佛苏名前列，其所亲函嘱勿来京。则宪在此究难安然，是以劝其赴津，渠在此亦无事可办。大局已如此，亦断无可商量之余地，只能待大定后，另谋组织耳。前此所谋皆成过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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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电遍查诸蒙王，均云无有。那王接复电，殊诧异，后闻有人在津所发原电，刊《大公报》中。尊复电文未得见，如仅属与佛苏商量，尚无大毛病；如著议论，则太不妥矣。发电人是何用意，不可得知。此后宜十分慎重，万勿径行发电，恐彼党假冒，得公等凭据，以为攻击之具。尤甚者，电招公来，施其暗杀，不可不防。此时宜持十分稳健之态度，万不可妄动。试思须磨所策划，均以为完满，一出发后，机局全然更变，无益费精神，亦大可不必矣。”（宣统三年十二月十八日罗瘿公《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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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十二月初六日（阳历一月二十四日）蒙古王公那彦图致先生电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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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梁启超君鉴：先皇下诏立宪，今上颁布信条，既为立宪之君，当食立政之报。民军主张共和，排斥君位，欺人孤寡，攘夺非分，稍有人心，能不发指？公倡议保皇，热心祖国，内外蒙藩部落，俱表同情。既因君位存亡，危在旦夕，请公等速归，共筹匡济之策，亟谋寻〔疑作‘对’〕待之方，失今不图，悔其曷及？扶冲主而慰先皇，唯公是赖。蒙古合境上马，愿执鞭□以从。盼速电覆。并转致南海先生。北京蒙古王公那彦图等同叩。”（民国元年一月二十四日那彦图等《致任公先生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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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九月归国的计划失败以后，于十一二月间尚有两次打算往沪和入京的计划，不过至终都没有成为事实。这次本着“虚君共和”的主张与国内各方面的联结运动，虽然费了很大的力量，但是到十二月中旬南北议和成功，清帝准备退位的时候，终于再告失败。关于这几个月的行动，先生和南海自然有他们一贯的计划和主张，但是党内的同志除极少数外，便有很多的人表示了不同的意见，譬如九月间党禁初开时，就有人主张赞成共和；以后从十月到十二月间，便有人主张应当从速出山，借谋发展的；同时亦有人主张养晦以待，徐观后变的；此外有主张联袁的，有主张联黎的，意见就更纷纭不一了。现在我们为明了当时该党内情起见，再把这一类材料摘录几篇在下面，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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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四日，徐君勉致南海先生书，劝勿再言存清，并言宜用兵力发展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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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子大人：侍者弟子到舍路二日，今日往砵仑。舍路或可得日银千元，俟到砵仑如何，然后一并电汇来就是。顷十八省已尽行独立，上海已有各省代表齐集，组织新政府及民主宪法。满人气运已绝，若复抗舆论，存皇族，必为全国之公敌矣。美洲则人心更主共和主义，乞切勿再倡存皇族以失人心，而散会事。吾党向无预备，致为他人捷足，党势顿衰，无如之何，乞即运动唐翥臣先生，图琼州，据一隅以观天下之变。并用林承先招生番练兵，以进取中原。今日惟有兵力乃可有势力，有势力乃可有发言权。乞速速图之，勿为牛后也。孟远北上必难成，且甚险。”（宣统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徐君勉《致南海夫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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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二日，海外同志余表进等致先生书，劝其积极以图，不应依违困守，因人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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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慨自武汉肇祸，天下披靡，旬月之间，各省纷纷独立，势成土崩。朝廷震惊，解除党禁，有起用先生为国务大臣之说，闻先生束装就道矣。道出东省，马贼欲拥戴先生，先生遂遄返东瀛，不欲身履危地，有坐以待时之意。同人逖听之下，疑虑交集。近复得见先生致袁世凯电文，似有见时事之难，不欲出而任事。揆诸当日救国之苦志，党事之热诚，壮心何遽消灭？同人忧之，因不能已于言，用敢冒昧为先生一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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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才略盖世，尤富于政治思想，古今中外，无与比伦。方天下多事之秋，正赖先生出而谋苍生幸福。海邦久处，十有余年矣，时会未逢，故无所借手，而此心未尝一日忘中国也。同人等组织同志，力为匡助，冀达先生救时之目的而已。现今中国风云四起，正豪杰有为之时，先生不尝云乎，英雄造时势，时势亦造英雄。虽不能为造时势之英雄，亦当为时势所造之英雄，岂俯仰依违，因人成事哉。使先生而在隐者流，则肥遁鸣高，斯言责耳。如持救世主义，朝廷可辅则辅之，国务大臣之任，固如愿以偿也。如不可辅，率我同志自成一旅，弭平祸乱，手定宪法，宏我汉京，则东省马贼不妨利用之，以为干城之具也。若对于国务大臣之任，既徘徊观望而不敢前，而召兵平乱之壮举，又不克为之，但坐观成败，归楚归汉，与时转移。语曰宁为鸡口，毋为牛后，同人等窃为先生不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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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大局，响应革党者虽多，然皆虚声恫喝，激成民变，无实力以持其后，可一朝而散也。即以粤省论，新政府绝少人才，号令具文，紊无秩序，骚然不靖，人有怨心，欲克复广州，易如反掌。粤省如此，他省亦可想像而知。先生为海内外人望所归，若能提倡义声，云集响应，十万之师，可刻而集，于整军经旅驰骋中原，召号群雄，息兵争而议宪法，其敢有破坏，举兵诛之，执牛耳而为盟主，岂不伟哉。若舍＜此＞不图，依违于袁、黎两党之间，而为黑〔异〕日进行之策，即使两党需才而用我，而用舍之权，操之彼竖，真足令英雄气短耳。先生洞达时机，当亦所见及此。时乎不再，请愿进行之方针早定，大局幸甚。”（宣统三年十月廿二日余表进、冯杰、伍于政《致卓如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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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四日，吴贯因（即吴冠英）致先生书，主张养晦待时，徐观后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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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接大示，知先生仍有远游之志。先生忧国忧民之心，勃然不能自已，如此热诚，固使人不胜佩服。但先生此时出山，最易惹世人之误解，万不容不审慎。迩者奉天之行，外间已纷谓先生将教赵督借俄兵以平革军，沪上及粤中各报攻先生者已累日矣。此时若再有被外人误会之事，使一般人视为众矢之的，群转锋以相向，则不特所谋事将归无成，而于国家亦无所裨，李陵所谓杀身无益，适足增羞，此时之举动，万不可不慎之又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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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谓此时欲举事，万不可不先定名义，苟无名义，必不能号召天下。然则将附和民主共和之说耶，徒事雷同，有为革党所轻而已矣。不然，则仍标榜君主立宪之说耶？夫在一年以前，此说固有最强之理由，今则立言不易矣。盖昔所以主张君主立宪者，谓欲避杀人流血之惨也，今则已杀人矣，已流血矣。将土之暴骨沙场者，不知其几千百，人民之失所流离者，不知其几千万，问其原因何在，则皆由皇室无道所致耳。夫因一人一姓之无道，遂使举国涂炭，今仍欲倡议保全其皇位，其势实不顺。使在古代，犹曰可借君臣之名义，以激起人忠爱之心。今则国家主义大昌，为国而死者，则人乐为之，若夫为君而死，则晏子所谓非其私昵，谁敢任之？况今日又有所谓民族主义之说出焉。故昔之为君效死者，人皆称之为忠臣，今日为君效死者，人则字之为汉奸。夫诚得忠臣之名以死，则或有愿为之者矣；若蒙汉奸之名以死，谁复乐为之乎？且十年以来，一国青年有为之士为政府官吏所杀者，无虑数万人。英暑假回潮州，闻诸乡人，潮州六年来，以革命及革命嫌疑之故为官吏所杀者二百一十余人，此等之家属亲友，皆处心积虑，思乘机以图报复。潮州一隅如是，各省亦皆如是。今者怨毒之气，已弥满全国，若不使其得一泄，而欲以术或以力钳止之，纵或能弥缝一时，而怨毒既深，他日仍必大爆发。故今日皇室之可否保存，只可听之革命之良心，此则俟袁世凯与之交涉可也，非吾党所宜代为之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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