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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当时奔走国务院情形,事隔十六年,实难记忆,若仅此其仿佛殊不正确,至于接洽之人,如顾某辈犹在人间,似宜为之曲讳,彼辈当时只图不失项城之欢而已,必谓彼辈破坏新制,亦不尽然。(当时有所谓政治会议者,反对司法制度最烈,任公因防其肆志破坏,特荐弟充要员,往与辩论,不知费多少唇舌,终以其口众我寡,未能贯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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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去年十二月间先生复江西高等审判厅长魏祖旭一书,可见先生当日整顿并维持司法各事的努力和困难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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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十一月三十日手书,敬悉执事于上月二十四日安抵南昌,现已到厅视事,至以为慰。司法独立为立宪政治之根本,收回法权之要图,其义甚明,人所易晓。政府经营筹备,亦既数年,鄙人谬掌法曹,官守所在,力所能及,自无不维持推行之理,无如人才消乏,财政艰难,值此厉行减政之时,不敢涂饰耳目,苟事敷衍,各省筹备处及审检所之暂行裁并,在政府实有万不获已之苦心,凡我司法同人,均宜深体此意。执事到任以后,即会同检察长遵令裁并,并将裁余经费分配已成立各地方厅,其总数仍在中央规定范围内,办法甚是,仍希切实施行,是为至要。改革以来,法官尊严不立,法庭威信不行,来函所称赣省各处法院精神形式较旧日州县衙署且有过之,斯则益予反对者以口实,大为司法前途之累,此等恶习,不可不力予涤除。执事履任伊始,情形或未周知,凡事宜与潘学海君和衷商办,见时为我郑重致意。各厅职员平时宜留心考查,不可稍存大意,凡事待人而理,同官才否,非平日精密研究,决无从知其底蕴也。尊公昔在先朝,久官刑部,夙有令名。执事以英爽之才,后先继起,或言家学,每切钦驰,切宜振刷精神,小心恪慎,借以发扬门业,勉副鄙怀。区区之私,不胜厚望,特此奉复,即讯起居。”(民国二年十二月司法任内《复魏祖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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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先生当日维护司法的困难情形,还有他自己在江西检察厅长潘学海报告莅任后各事情形的信里的一段批注可以参考,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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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独立之运命危若累卵,因国民多数心理渐厌此也。我辈非抖擞精神,恐法庭非久将与立法机关同一结果,望深会此意,求自立于不败之地。律师为世诟病,各处纷纷来诉,若不严惩一二,无以肃纪纲,顷部已制定惩戒法,行将颁布,惟检举之责,全赖检厅,望切实注意。”(民国二年十二月七日潘学海《上司法总长书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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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在那种困难环境中的奋斗情形,由上面这些材料里面已经可以概见。现在再把当日先生给余樾园氏论制定捕盗专律事的一封信,抄在下面,更可见先生在彼时所抱维护司法的宗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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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盗专律,若不速制定,必至此权尽落于军人或警官(或清乡督办等种种名目)之手,部中虽欲稽核而不可得,且其范围日扩月大,法权无孑遗矣。吾辈今当司法界四面楚歌之时,而婴城困守,惟有坚壁清野,力保子城,处处当以此精神行之,此亦其一端也。(余注:此数语为先生当时宗旨。)深望公常为法曹诸贤,极道此意。”(民国二年《致樾园吾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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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接到袁世凯特任为币制局总裁命令后,即于三月十日开局就职,同时并合同财政总长拟定币制局简章七条,呈奉大总统批准公布,先生就职后,于二十日发一通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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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都督、民政长、国税厅各银行鉴:民国三年二月十九日奉大总统令,任命梁启超为币制局总裁此令等因,奉此遂于三月十日开局就职任事,除呈报外,特电闻。”(三月《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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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这次就币制局总裁职的最大原因,大概是仍然希望在可能范围之内有所展布,所以他受命之后,就上袁氏一书,可见他对于此事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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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总统钧鉴:启超前奉派于役,崇陵归途,偶感寒疾,久未复命,猥承叠遣员存问,感激莫名,顷贱疾已瘳,照常视事,谨特禀闻,乞纾廑注。币制一事为财政命脉所关,且借款开议在即,不可不速立方案,以为著手整理之标准,且外人询问亦得应对之方。总揆属启超拟一草案,且说明其理由,顷已拟成,谨先录呈钧鉴,其间有应当面禀承之处,日内当偕总揆,同谒钧座,更受机宜,俟钧意略定,再根据以提出国务会议,付公决也。”(民国三年《上袁大总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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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九日(即旧历三月三日),先生再集同人修禊南海子,其当日所为诗见《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第七十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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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八日,约法会议开会。五月一日新约法公布,同月二十六日参政院成立,政治会议停止。六月二十日参政院开院,先生也被任为参政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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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这次受命为参政员的原因和理由,我们不得而知,不过这时候同人里面已经有很多人关心他的出处,五六月间蹇季常念益致陈叔通敬第一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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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政院开,首阳诸公均连翩而至,将来所演奇剧亦多,(世界人种之劣至此已极,惜我不死复将目睹之,不亦悲乎。)我如不死,亦不欲久厕都门,观此丑状。公清史馆事定否,银行有无变故,任公定何宗旨?因吃饭故,自谋已无一臧,不敢再与闻他人出处也。”(民国三年蹇季常《致陈叔通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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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叔通次日便致先生一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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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接季常缄,亦以先生之出处为念。敬始终劝辞参政者,尚不在将来之奇剧难于同演,即目前之宪法起草,倘竟举先生为委员长,将何以处之?名士如王壬秋,达官如瞿子玖,本不识羞耻两字,先生亦岂能委蛇其间?敬私心敬爱,不觉言之深切,先生虽亦嘉纳,往往惑于号称明于世故者之言,辄复游移不决,吾辈迁就亦自有分寸,否则不啻入乌而化,非迁就也。币制局当别一问题,昨客在座,未便率陈,缕缕之私,尚希鉴宥。”(民国三年陈叔通《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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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是时有先生同门刘复礼劝先生从速自拔的一封信,可见当日先生至交关心他的出处情形之一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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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先生总长足下:前书不省,何事哓哓,窃见半月以来,晦育否塞,滔滔者不知何底,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平时负时望者,亦复丧精夺魄,更复何望。为之解者,曰政治家贵有忍辱负谤之雅量,不沽名钓誉,抨射讥弹,兼容并包,坚守不拔,以孔子、子产为前车,其言甚壮,呜呼,何其颜之厚也。子谓秦无人乎,丈夫以身许国,当坚苦卓绝,不视流俗毁誉为转移者,所处之地位有辨也。孔子处何地位,摄相事也;子产处何地位,子产当国也。手秉国钧,更无第二种物事足以抗挠之而摧挫之,故一往直前,能达其志而暴其能于天下,乃可称耳。今也不然,阁员不过为人之机械,闻人不过为人之奇货,任何事,负何责,望风希旨,旅进旅退,伴食素餐,唯唯否否,偶荷青眼,或令拟一文,草一檄,斯秘书记室之职耳,何足贵,何足贵。能举此以解嘲,能援此以答难乎?如曰凡入官者,皆宜具此雅量,则二十四史中伟人,惟长乐老人足为新政治家不祧之祖,足下亦谓然否?天地生材不数,古今落落可数,举足左右,便有轻重,今世人才负此望者,有几何人,足下而为某甲也,仆不欲多言,足下而为某乙也,仆更不屑与言。何者,彼辈去就国是,不能稍生震撼,不足以寒其胆而慑其气,且今日正若辈风云际会,千载良辰,吾安忍夺其饱食而褫其暖衣,任公岂犹有衣食之念耶?读书破万卷,足迹遍全球,捧手受业于名贤之门,交游侪辈非齐、鲁奇节之人,即燕、赵悲歌之士,出处去就之义,固宜素讲,而迷谬濡滞如此,北溟之鹏縻于尺寸之丝,窃为足下痛之。嗟夫,娖娖者既不足与言,■玮奇杰之人,又如醉如痴,如昏如迷,信乎大厦将倾,非人力之所能及也。辱在同门,情激语切,不避烦渎,故又以逆耳之言进,幸裁省览,手请筹安,为国猛省。”(民国三年刘复礼《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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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在参政员职内的事绩很少。关于这方面的材料,有十月六日《申报》记先生十月二日在该院第十五次会议里对政府提出质问案的一段事,录之藉见先生当日对政治外交情形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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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政院代行立法院于民国三年十月二日举行第十五次会议(十五号),……梁启超言本席根据约法第三十条立法院之职权第八项,提出关于政治上之疑义,要求大总统答复云云。本院现在既代行立法院之职权,当然可以提出政治上之疑义,要求大总统答复。现在外交上日本、英国在山东种种行为,关系重大,故本席对于此事拟提出质问书,要求政府答复,拟请议长变更议事日程,先议此事,附议者在五人以上,……旋任公发表意见,言自欧洲战事发生,我国外交上经过情形,大总统曾召集本院同人到府报告一次,当时对于大总统所报告固尚有不甚满意之处,而以中国现在之地位时局,政府措施若此,已觉不易,故同人对于大总统所报告亦认为相对的同意。日来据各方面经过情形,与前大异,觉从前所报告皆无确实之保证,来日方长,距前二十日事情已一变至此,则未来者尚复何堪设想。至政府外交方面,固有种种秘密,不能全分宣布,而本院曾代行立法院,即为代表国民,现在全国人民对于此次事变,既已非常愤激,本院即不能不代表国民将怀疑之点及希望政府进行情形,提出疑义于政府,请求大总统答复。据本席观之,应质问之点甚多,兹择其最要者略说明之。从前外交部最初通告将战争区域划定,外交部通告有三次,最初宣布完全中立,及日、德宣战,不能不宣布局部中立,已而日兵登陆,不得已展长战线,指定龙口、莱州。当时外交部通告各交战国之文书,不能不稍为含混其范围,但究竟有无凭据,想外交部于划定区域之后,决不能无文书或口头之通告于交战国也。现日兵在山东种种溢出范围举动,前日日兵已将潍县车站占据,征之中外文字之记载,如《顺天时报》特电日本在济南侨民因第八联队将占胶济铁路,预备欢迎。又北京《英文日报》所载日使以私人资格告我外交部,表示其将占领胶济铁路。此等虽为新闻之言,而《顺天时报》是何处之机关报,恐尽人皆知。北京《英文报》亦是外人所办,所载料非全属子虚。再据各方面报告,日兵向西行不止,诚问潍县以西无一德兵,日本不向目的地之胶州进行,乃向潍县以西,究系何理?以地理上观之,自莱州、龙口登岸,越平度而至胶州,地势正顺,并无德兵防阻,日兵何不出此?先时外交部之通告,只准日兵在莱州、龙口行动,实不得已之办法,现日兵溢出范围之举动,我外部亦曾见闻否耶?日兵若斯举动,其注意决非只胶州一地,盖将以山东全省为其军队根基地,为第二之东三省也。此等心理,洵属路人共见,政府已通告于先,日本竟有此等行动,亦曾与之交涉否耶?再此次山东方面日本兵队固居多数,然日本与英为同盟国,故日本对于胶州举动,事前必与英商酌而后进行,则日本现在山东种种之行动,英国当然不能不分担责任,因其有连带之关系也。况英国对于欧洲战事所以加入战团者,实系为尊重比利时之中立,且据英国首相在议会演说,该国此次加入战团,并无他意,实系尊重公法,尊重人道,尊重世界文明起见。我辈向来对于英人此种主义,即甚崇拜,此次尤加钦佩。乃不意该国在欧洲则行此主义,在东方则以联军在我山东作种种破坏我中立举动,与其在欧洲行为适相反对,究竟系何道理?我政府办理外交,除对日本抗议外,对于英国一面亦曾一问讯耶?现在日本在山东地方种种不法行为,虽据该省一方面人民所具民呈,惟因日本向来以文明国自命,我辈对其此种情形,固不敢遽信,然现在具呈人民之籍贯姓名及被害地方情形凿凿,我政府究竟已有所闻否耶?此种哀哀之呈诉,政府已曾见之否耶?虽云在战争地面之人民稍受损失,固属小事,但不可不注意者,为此种行动实为不认我为国家,如果以平等国相待,断不出此,而英、日联军,竟有此种举动,是何居心耶?犹忆去岁南京我国因平定内乱用兵之时,有日人闯入战线,被我军误伤,日本遂要求将该管军统免职,并使我素有名誉之军队向彼谢罪,此并非重提旧怨,诚以日果稍有尊重中国国家之心,即不应有如此举动。我政府果知有保护人民之责任,对于此种举动即不能坐视,故必须质问,政府究竟曾知此事与否,曾想有办法与否?又闻日本在山东曾发许多军用票,按各国在交战时代,对于暂时占领之地,又将本国种种强制力施行,用临时货币,今我对日本在山东不过因形势之不得已,暂行假道与彼,究竟彼有何权利将此种纸币强制发行,究竟此种纸币将来有无兑现之时?回想从前日、俄战争时,日本在奉天发行军用票五千余万,后虽换成正金银行兑换券,实则一文不能兑换。日本此种举动,实不费一钱,使我中国物价腾贵,生计恐慌,试问我国民尚有知觉能否承认?政府又能否袖手旁观?本席对于此种种怀疑,且此种怀疑,恐不只本席个人,想国民全体亦当同此怀疑,同此愤激。若谓任人蹂躏,无法抵抗,在他人可作此语,在政府当局诸人绝对不能作此言以卸责任。本席意见一面责问政府,请其将怀疑之点明白答复,一面由本院斟酌建议,催促政府进行。且此次事情与日本交涉,固为重要,而对于英国之举动怀疑尤甚,该国何以对于比利时之中立如彼,对于中国中立如此,政府对于日本实有抗议,对于英国无之,故一面质问政府,一面将本院之主张请政府从速进行,以表示中国国家机关对于此事非常愿负责任,此次但对政府肯负责任,本院代表民意机关无论如何只与政府一致,倘政府办事冷淡,则专靠代表民意机关恐断不能作事。本席意见如此,倘本院同人皆以为然,则如何质问,如何建议之处,当请大家讨论。后经邓镕、黎渊、朱文邵等相继演述赞同之意,由黎议长指定梁启超、陈国祥、熊希龄、王家襄、宝熙五人为起草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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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欧洲大战起,中国宣布中立,日本对德宣战。同月共和编译局印《康梁文集》合刻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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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这次就币制局的事,原想有所展布,不料就职以后,各种计划均成空想,没有一件能够实行出来,所以从七月以后,曾经不断的请辞。现在把他七月给周印昆的一封信抄在下面,可见当时他的币制计划不能施行的情形和他的消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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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书久未复,非关忙冗,实意致阑珊耳。国事不复论,并三数可以语之人,亦散而之四方,其为牢落,何可言耶?仆近顷对于币制事,草一直捷了当之计划书(借款不成之办法),三四日后当上之,若见采择,要求扩充权限,姑以一年之力办之,期稍达初志,若终不见答,则吾去有辞矣。荷广消极如故,时时有洁身之志,大约亦以吾之去留为去留也。”(民国三年七月三日《致乡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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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时候他仍然没有打断他的希望,七八月间他曾致张仲仁一麐一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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