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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先生致张仲仁、陈仲恕一书，积极推荐汤觉顿任中国银行总裁。该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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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燕兄有书来，言中国银行欲委觉顿承乏，属以电促觉言归，昨已得复电云即发，但对于银行一职，谦让未遑，亦既将原电寄燕老矣。以弟愚见，则此席欲求胜任愉快之人，实无出觉老右者。彼于此学嗜之笃，而入之深。数年以来，专心研究，于学理事实两方面皆有心得。至其才具之沉着老练，又众所共信矣。彼于去夏曾私议一中央银行节略，属弟商榷，其稿顷存弟处。昨因燕老言及此事取出复阅，觉其规划宏远，切实可行，今虽事势略有变迁，节目多需改正，然大端固已具矣。比拟参以鄙见，稍为酌改，俟彼归时审定乃呈府主。窃计此机关为全国财政命脉所系，非以极远之眼光，极敏之手腕，不能絜其枢以振衰敝。弟与觉老情同骨肉，推举太过，良觉阿好近嫌，然眼中之人实未其比。若府主诚思拔擢，弟当责以大义，毋令引退。苟其所主张有不衷于事实，为当轴所未能采用，则逊辞未晚耳。惟觉老素性孤介，比年又频发消极思想，近名近权，夙所引耻，惟主相需果殷，彼庶能感激而自效。此中消息如何，两公必深知之。幸以相闻，道路私议，每谓府主召用旧官僚，而于新人物总有格格不入之处，若此次用觉顿而尽其才，亦可以稍间执悠悠之口耳。”（上海图书馆藏《梁启超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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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这次就司法总长任以后，对于安置同学、同志的事感到很多的困难，他在九月就职之初，就发表一篇告乡中父老书，十一月间又给南海一封很长的信，详述荐用同人的种种困难。以下节录《告乡中父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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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超顷以时局艰难，勉负职任，只图负责，不敢怙权。顷在中央整躬率物，谢绝请托，破除情面，冀励末俗，咸与维新，仰乡中父老兄弟人等，共体此意。”（民国二年就司法总长任《告乡中父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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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二十六日致南海书，详陈用人之难，时南海以母丧返国，袁氏也曾三次电请，所以书中有提到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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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吾师读礼以来，未敢以外事奉渎，惟常托记室代达所陈，亦得闲时受尊恉，稍资率循，以救陨越。吾师奔丧南下，而启超奉公京邑，不克躬诣奠唁，歉仄岂任，府主三电礼聘，及吾师两电婉辞，（第三电似仍宜一复，复后即可不更酬酢矣。）皆已获见，此时所处，只得如此。绛帐过沪时，想既与孺博熟筹矣。所最难商者，今后当居何地，既不北首燕路[21]，徂东益非所宜，或仍讲学齐、鲁之郊，似是一道耳。故乡政象，不餍人望，此间无日不引为大戚，然累电所责备，乃实为棉力所不能逮。盖此一年数月间，实为武人政治，时其饥饱，达其怒心，其中有大不得已者存，苏、皖、赣皆然，两粤亦犹是。龙、陆二督其所信任之人，推张为最，其次则李。今年二月以来，陆前后八电保张，三电保李，龙抵粤后，两电并保张、李，张既不行，复专电保李。其时总统心目中有人，总理心目中有人，总统左右最信任之粤人，其心目中亦有人，皆不能用，惟斟酌于张、李二人之间耳。张为总统、总理所极不喜，故遂用李长粤。李任既定，而陆之索张愈急，政府终不慊于张而难其人。有韦绍皋者，党人所推，其人本陆幕，陆尝保署观察使者也，即以畀之。（彼时在柳州，公电则发至南宁。）陆若为不知也者，仍再电保张。此间电柳，告以已任韦，彼亦不复拒，惟称病乞罢斥，且言已将印绶委参谋长，代拆代行。此间未如之何，乃克日任张，事前并未与商。其日吾以电话询张，索彼同意，遍觅不知所在，后乃以书告之，然桂中库藏如洗，张至今犹称病不行也。任张之原委如此，而李福基来电，妄肆谩骂，乃至以受贿相诬，能不令人短气。李之在粤亦然。在政府（鄙见亦同）心目中可任粤长者，确有一二人，（而来电所举数人皆不与焉，吾亦不谓然也。）而或为他省（现苏长韩即其一也，此人久宦粤才器甚好。）夺去，即不夺而亦不能径用，若如尊电所举，同门数子无论，总统不肯简也。（总统迷信经验，常谓未经任州县者不能任民政长。虽常与争，终不能破其说，彼固非有所忮也。）即肯矣，而再演陆韦恶剧，又将若之何？且吾师之意，一若此数人中得一人以代李，而粤事即指挥若定者，此大误也。骄将悍卒，猾吏莠民，布满内外，除之不能，徇之不可，久于宦场者犹无法以对待，而况于来自田间者耶？惟有上台数月，身败名裂而已。（昨与电言及孝高幸尚未到任，不然则因士敏书〔土〕厂一事，可以令全党为人集矢。盖此事英使在外部日肆咆哮，试问何法以拒之？李既缘此受抚〔掊〕击，身无完肤矣。吾亦有严电责李，李复电愤极，后外部查案知非李罪也。岂惟对外为然，对内亦无一非代人受过者，若任意以同门一人充之，吾今日早已身败名裂矣。初吾物色次长，求诸党人中，欲以所信爱之某君任之，某君自陈断不胜任，非如欲得人非江庸莫可。吾憬然悟，力挽江君，江亦感激。知己肯出而相助，今乃大得其力。）而福基来电，乃言吾弃党人。须知吾非总统，（即总统亦不能。总统亦不敢干预各部用人权，从来未交一条子。又各部用人，皆有部中取定资格，即如法官任免，全权在我，我心目中有数人极欲用之而无法也。次则外交部，其资格谨严已甚。此次君勉、法尘任领事，已全部侧目矣。）岂能为所欲为，保荐一人亦当量其人才力所得逮，庶不授人口实。他人可以不顾名誉，我能尤而效之耶？人之所以责备我辈者严于他人万万也。即如福基之忠诚，岂弟子犹不知之，然欲推举之作高官，岂非笑话。又如紫珊忠诚而困穷，日日为彼焦急，然有何法可以位置者。（顷已为谋印铸局一官，月可得百五十内外，未知肯就否？）两月以来在西河沿一带旅馆运动官缺者七万余人，其人或在前清久任实缺，或在大学优等毕业，政府何法对付，惟有谢绝耳。而怨讟朋兴，几于不交化为豺虎矣。而党人之觖望，尤不可纪极，复加以海外党人，何以堪此，计非辞职，无术自全也。宪子非吾侪所最敬爱耶？而一月以来谤书盈箧，君勉亦几为所动。吾大责勉，谓君子之道，久不相见，闻流言不信，吾侪之于宪子，岂无所相信于平日者耶？彼所处地位之难，宁不谅也？勉乃憬然。夫宪子受责备，犹且如是，况弟子所居之位远过于宪。人人皆抱非分之想（中国今日大患在此），以相要求，要求不遂，立即反唇，窃意此等言论，闻于左右者，不知凡几，愿吾师以弟子之信谅宪子者，信谅弟子，或可稍免于罪戾耳。若谓既不能荐用党人，则尸位何为？则自弟子之任事，而妒嫉谋倾覆之者，日夜环集，以此间言之，则府中左右近习日思抵其瑕隙，党员要求不遂者，喷有烦言，或从而和之，而故乡事则尤甚，曰以位置私人腾谤，（即如曼宣之任电局，其时孺博在此所受冷言冷语已极不堪，想孺未为吾师言耳，其所代者为田某人极坏而为龙、陆所私。晚闻日内即入京，又不知起何风波也，闻将运动电局人同盟罢工，（其人为电报生出身，久在广州电局。）使曼不能下台，故为此事已致电龙、李属其调护矣。）以今日办事之为难如彼，而吾党经验之缺乏如此，愈居高位握重权，则愈授人以可攻之隙，本人固一蹶不振（如韦绍皋然），而中央政局亦受牵动，致使弟子以后不复能用一人耳。（弟子初入司法部，部员即群起谋相窘，以向来未尝服官之人，公事一切不谙，部员稍恶作剧即可以令长官闹大笑话，全国哗然。每日公牍数百件，苟欲作剧者，至易易耳。幸吾所荐次长，久于法曹，而道德极高。吾乃得坐啸画诺而专注精神于国务，而部中政令亦翕然无间。）有一语当相质诘者，弟子今日之出山，果以荐用党人为唯一之职志耶？今日荐甲以去就争，明日荐乙又以去就争，其人之才器果皆有值得以去就争耶？（他事勿论，即如以去就争勉为粤长，弟子敢谓其决无价值，勉亦自谓无价值。勉果能了粤事耶？稍知事实必不敢为此大言矣。）弟子一面须荐用万木人才，一面须荐用进步人才，数月来所荐用者亦不为少矣。更进于此，只能告才力不及耳。吾师闻此言，不审谓何如？弟子不欲多言，因道远不知情实，通信语气易生误会，君勉颇知此中情形，当能面言也。至于粤事（武人政治），如今日则安可久，此非徒粤人所焦虑，即政府固日焦虑也。又非惟粤为然，即他省亦同病也。此事则须根本解决，万不能支支节节为之，解决之法，则改省为州，既已明定于大政方针，其法案（此项法案数十件，皆弟子一人属稿，今报中亦略登一二矣。弟子排日到总统府、国务院、司法部三处，日接客数十，夜则拟法案，心尝注目在废省与整顿财政两事，仅两月而发已渐苍矣。故闻以他事相责备者，辄觉愤懑，谓其太不谅我也。仅此两事已使我焦疲欲死，其他则部中事不能不问，党人不能不应接。吾师试设身处地，弟子能有几许精神对付各方面，使面面圆到耳。）亦议定，将发布矣，而所以处置此辈元戎之道，正政府所旰食擘画者也。弟子之进退，则以此事能成与否决之耳。畴昔傍观批评，谓天下事一二语可了，今乃真不敢轻于责人也。且今已决定规复回避本籍之制（非此不可，吾毅然决然主持之），今日更何苦为此数子谋作五日京兆耶？（宪子吾将位置以潮州州尹，所管则今之惠、潮、嘉也，惟望必密之。）故来电所委不敢闻命也。百忙中写此已倦，不复能赓续，下次再详陈。”（民国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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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是年所为散文中有《敬告政党及政党员》（《庸言报》第一卷第七号）一篇，该文分上下两篇，上篇论政党与朋党之别，下篇论中国政党政治之前途。《军事费问题答客难》（同上书第八号）一篇，读了可见先生对理财裁军等问题的主张。《一年来之政象与国民程度之映射》（同上书第十号）一篇，读了可见当日士夫阶级之现象。《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同上书第十四号）一篇，读了可见先生是时对革命主张的态度。此外尚有以下各篇：《进步党调查政费意见书》、《进步党政务部特设宪法问题讨论会通告书》、《进步党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同意权与解散权》、《多数政治之试验》、《国会之自杀》、《述归国一年来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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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年谱长编 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甲寅） 四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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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日，政府宣布停止两院议员职务。二月十九日，任命先生为币制局总裁，二十日，准先生辞去司法总长职。三月十八日约法会议开会。三月二十九日，先生邀集同人修禊南海子。六月二十日，参政院开幕，任先生为参政。八月，欧洲战事起，中国宣布中立。九月，政府明令优恤戊戌六君子。十二月，先生辞币制局总裁职，币制局裁撤。是年冬先生假馆京西清华园，著《欧洲战役史论》一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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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二日，熊秉三辞去国务总理职以后，先生曾数次请辞，但袁世凯始终慰留，没有照准。最后先生以十八日再上辞呈坚辞，袁始于次日下令任命先生为币制局总裁，于二十日再下令准先生辞去司法总长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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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十八日递出坚决请辞呈文以后，于十九日便召集部属开谈话会于本部，报告辞职原因和任职以来的经过情形。二十日，辞职获准后，并上《呈请改良司法文》一篇于袁氏，列举十事，请他采择施行。三月一日，《申报》载先生那篇谈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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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总长于十八日提出辞职，旋命总务厅第四科传知参事室、总务厅、民事、刑事、监狱三司各员，于十九日午后二时在监狱后身玻璃厅开谈话会。到者约七八十人，梁总长与江次长相将入座。梁首先演说，略谓：鄙人任事数月，深赖次长及诸君之赞助，现因政治上之关系，已于昨日递呈辞职，虽总统尚未批准，我拟今日到部之后即请假，不再来。共事许久，不能无一种特别感情，故借此以话别，并将他事为诸君一道之。我国司法因上年进行太速，致生出无限之阻力，近来各省几致全然办不动，正月间在此开茶话会时，虽略道及此等情形，计亦为诸君所深知。然我此次辞职，并非以部务办理棘手，纯系他方面之政治问题。我仅部务为难，我尚不怕，昨日辞职时，尚有一条陈上诸总统，言改良司法十事，将来虽不能尽行采用，或可采用其一部。我虽辞职，将来继任者必为在司法界极有经验之人，对于我之政见，亦必采用若干，又可深信者也。各国之事务官，常有固定性质，不随长官为进退，吾国往时亦然。民国成立以来，各部总长更易时，而部员多随之而去，几成一种通例。我于上年入阁之时，即不以此事为然，除本部上年因官制变更不得已裁去若干人外，其更动一二，均系本人已有他种职务，故本部人员旧人居多，即更动亦比他部为少，而不蹈随长官为进退之恶习。盖人之精神专注于一事，乃能求精，人人如是，国家乃强，如农工商贾尚专注于一事，何况我辈为国家服务之人。故古人云：‘君子思不出其位’，又曰：‘素位而行，不愿手其外。’诸君在此，办事专勤，我所深知，司法前途实利赖焉。聊述数语，以诉离情，诸君幸毋以我为念。继复演说曰：我昨日尚有一呈，系请将司法部与大理院合并。此种感想系发于二三日前，盖从经验上研究，有种种之理由，尝考东西各国，日、德虽有两长官，若英与美则皆一人。即就前清而论，所谓法部者，一面为行政机关，一面为司法机关。我之请为归并者，非将本部全体取消，此时准与不准，尚不得而知，即将来准行亦不过裁去总长，至多连次长一并裁去而已，若厅司则必仍其旧。换言之，大理院虽合并，而民庭、刑庭必不能废也。故我呈内有关于行政之机关，以室、厅、司组织，关于司法之机关以民庭、刑庭组织之语云云。”（《梁任公辞职后之谈话会》民国三年三月一日《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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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在那篇《呈请改良司法文》里面列举以后司法上应当改进者十事：一、法院审级宜图改正；二、审理轻微案件宜省略形式；三、宜明立审限；四、上诉宜分别限制变通；五、宜速编刑律施行法；六、宜酌复刺配笞杖等刑，以疏通监狱；七、宜设立法官养成所；八、宜严限律师资格；九、宜将一部分之罪犯划归厅外审判，而法外之干涉则严行禁绝；十、宜保存现有机关，而由国税支应经费。最后先生在结论中总论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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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十端，略举管见，皆启超所有志焉而未能逮者。启超奉职数月，玩愒因循，百废不举，驯及去位，乃建空言，溺职之咎，万责难谢，抑其才力之不胜大任，征斯益信，犹冀刍荛之献，或效涓埃之补，稍获自赎，幸何加焉。抑启超犹有请者，今司法制度所以蒙诟独甚，皆缘前此改革太骤，扩张太过，锐进之余，乃生反动，今当矫枉，宜勿过正，苟其过焉，弊日滋甚。凡天下事原动力太过必生反动，反动力太过又生第三次反动，如是四次五次相引，可以至于无穷，凡百政象皆然，不独司法也。彼法国自大革命后，所以累反动以反动经八十年而不获敉定者，皆坐是而已。伏维我大总统懔执两用中之训，宏荡平无陂之道，岂惟司法前途之幸，国家其永利赖之。启超感激殊知，不敢有隐，窃附临别赠言之义，输其尽瘁向往之诚，伏惟裁察采择，不胜大幸。”（《合集·文集》之三十一第三十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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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先生在司法任内的政绩，因为材料缺乏的原故，这里不能作一个有系统的叙述，大概先生最初计划积极整顿的事很多，后来因为经费的困难，各方面对司法现状的攻击，和袁世凯的消极态度，所以才改从维持现状上努力，不过反对的势力太大了，所以结果消极方面的努力，也没有得到很大的成绩。关于先生最初的计划和抱负，他在《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里讲的一段话是一篇很好的参考，现在把它抄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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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立国大本，首在整饬纪纲，齐肃民俗，司法与教育，实俱最要之枢机也。今之稍知治〔《合集》作大〕体者，咸以养成法治国家为要图，然法治国曷由能成，非守法之观念普及于社会焉不可也。守法观念如何而始能普及，必人人知法律之可恃，油然生信仰之心，则自懔然而莫之犯也。故立宪国必以司法独立为第一要件，职此之由。我国之行此制，亦既经年，乃颂声不闻，而怨吁纷起，推原其故，第一由于法规之不适，第二由于法官之乏才。坐此二病，故人民不感司法独立之利，而对于从前陋制，或反觉彼善于此。循此以往，恐全国之生命财产，愈失其保障之具，法庭之信用日坠，而国家之威信随之，非细故也。为今之计，谓宜参酌法理与习惯，制定〔《合集》作立〕最适于吾国之法律，使法庭有所遵据，一面严定法官考试、甄别、惩戒诸法，以杜滥竽，而肃官纪。夫法官进退，其保障应视他种官吏为尤严，此各国之常经也。但必须已经甄别确为贤才然后可以特受优礼而无惭德，否则恐法官权利保障愈严，而人民权利保障愈弱，其祸之中于国家者宁堪设想，要之，正风化而清本源，责在长官而已。今当草创之际，难期速成，故拟将已成立之法厅改良整顿，树之风声，其筹备未完诸地方，则审检职务，暂责成行政官署兼摄，辟员佐理。模范既立，乃图恢张，以消极的紧缩主义行积极的改进精神，此司法行政方针之大凡也。”（《庸言报》第一卷第廿一号，《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一二一——一二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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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九月二十七日，《申报》载先生对于司法之政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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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于司法界之黑暗，久不满意，此次入阁，即抱定改良宗旨，拟以积极的方法创建一法治国模范。惟改良之手续约分两层：（一）为对内一方面之改良，其入手在乎除积弊选贤能，更定监狱制度，而终以完成司法独立。（二）为对外一方面之改良，领事裁判制度本为国际上之奇耻大辱，欧、美各国之得有此权，惟在中国与土耳其耳。此权不能收回，终为损失法权之要点，故将来司法制度日臻完美，必欲与各国更定废弃之条件也。”（梁任公《对于司法之政见》民国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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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今年一月一日《申报》载先生从消极方面条陈整顿司法的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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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任公条陈整顿司法：（一）励行考试，以杜幸进。（二）严定考绩，以汰不职。（三）回避本籍，以免瞻徇。（四）约束律师，以防朋比。（五）委任县知事兼理司法，以期变通宜民。（六）速行编布各种司法法规，以期完善适用。已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大总统命令鉴准施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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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先生在司法任内的前后经过情形，有余樾园一九二九年五月给丁在君的一封信，可以参考。余氏是当日躬与其事的人，且系任公先生至交，所以他说的话是靠得住的。虽然他所追述的话很简略，但是也可以窥见当日情形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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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法部时，江翊云为其次长，知之最深，请兄就近往询，必较弟为详审。惟有一事须特书者，当民一时，袁氏颇欲尽废新立法院，恢复旧制，任公力争之。当时各省新立法院颇多，有数省各县法院亦已成立，用人未尽当，又系初办，弊病自不能免，遂贻旧派人口实，攻击甚烈。任公乃与弟等商量，缩小范围，徐图扩充办法，于是下令将各县初级法院亦酌量归并，厉行法官回避办法，慎选法官，其间几费周折，司法新制始保存以有今日。弟当时为之奔走国务院多次，深知其苦心，论者或以为任公附和袁氏，裁并新法院则大误也。”（民国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余绍宋《致在君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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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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