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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冥观末俗,内热为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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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落真何得,流传祗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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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荒披发者,应是未归魂。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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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载瘴江路,无家更苦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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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忧天下溺,此谊古人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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馀事归吟望,流风尚起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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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今俱已矣,吾道适安归。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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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贤多好我,笃爱孰如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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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善无宽假,持危亦苦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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绸缪皆大计,商略到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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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连床雨,高言可复闻?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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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作重九,并马俯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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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句频相诧,传觞亦屡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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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君及明发,临别一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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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信西门路,交期尽此生。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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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婴竟何疾,属疾几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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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集原知命,云归亦太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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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孤未六尺,两弟各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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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滴重泉尽,天高听岂知。其六”〔《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第七十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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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彼时曾给梁令娴一书,述说他的悲伤情形,兼论所为祭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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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哭蜕丈诗一首,在黄孝觉函中,吾儿读之,当惊我悲伤过度,然吾以此写哀,既写则哀乃杀矣,此诗自谓大佳,深得老杜神理,此间尚有原稿,汝钞一份存之亦可。旧历二十日为曾祖父忌辰,宜设祭,并请仲父归主祭。”〔民国四年二月□日(阴)《与娴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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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氏在南海门人中与先生齐名,当时人称梁麦,他们同学潘若海也于次年溘逝,后来一九二一年友辈们把麦、潘两氏作品合刊为《粤两生集》行世,集里有南海序文一篇,详述他们的生平。光、宣之交,先生曾致长书于麦氏,论学术修养和作人各事。录之,借见两先生情谊的深笃和修养作学情形的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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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蜕公大弟:省初五日书,虽未即得相见,然已若释重负。盖吾二人之相爱,根于天性,良莫知其由然,故责善之言,亦不自觉其过当。实则以吾弟根器之厚,岂至如前者所云云,而兄自荒于学也已久,救过不赡,又何足以为吾弟告语者。愿〔顾〕一年来与荷公同居,虽复游戏间作,然以学相砥之时多,自觉其心略有著处宁贴较愈于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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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以为吾辈生此混浊之世,而势又不得不日与为缘,而天时人事之相厄者,又无所不用其极,今日正吾辈生死一发之时也。无以胜之,遂将堕落不可复振,胜之之道,亦曰求之自乐,所以自信而已。吾辈十年来,绚物太甚,驰逐不可必得之业,而歆羡忧戚,遂日与之相乘,习之既久,视为固然,虽自问初志本在用世,而役役于得失,已渐夷为流俗人而不自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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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叹古豪杰之士所以无不入而自得者,彼诚有以自得故也。孟子释自得之义曰:居之安而资之深。吾辈之于学未有一专能安而深者,是即未尝自得之效也。吾弟今者瞿然自疚,乃能求治于先儒语录,此诚拔本塞源之道也。顾兄又尝自验之矣。先儒语录犹药物也,可以攻病,犹键钥也,可以启关。若夫病之既已,若何而使血气和畅,肤革充盈,永不为再病之媒,关之已启,若何而使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皆实有之于己,非别有事而不可也。吾辈所生之时,与宋明异,诸儒陈义单简,不足以尽副营养之所需,又其道大觳,吾辈虽勉强以行,而居之惧终不能安,一旦厌倦,将有舍而去之一日,则益荡然无复立场矣。古今言治心之法者,不出两派,一曰应无所住,二曰主一无适。无住之义,洵为极轨,然以吾侪陷溺之深安语此,欲求无住,则如猢狲失树,只益憧憧而已。虽曰勉强克苦,未始不可几,而以吾侪之所处,又岂能谢绝百事,一切不以慁吾胸,而唯一志以从事于收视返听者邪?兄尝屡以自课,而始终无所入,计吾弟亦当然耳。惟无适之义,则似平实而最切于用。欲求无适,必先有所主,而所主者必须为足乎己而无待于外者,否则非主也,而役从也。所主者有大德,有小德,为有用,为无用且勿论,苟诚足乎己。无待于外,则必能有以自乐,有以自信,无入而不自得。荷庵此次归来,为言古微、伯严两君有凤翔千仞之概,皭然不滓之志,相与低徊于其为人,而还求其故,则皆有所主而已。古微举天下之美,不以易词,伯严举天下之美,不以易诗,古微、伯严无所往而不得诗词,故常有以自乐,诗词可以致伯严、古微于不朽,故常有以自信,而其卓然自拔于流俗者,则亦在此矣。夫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吾辈维敬二君,亦岂必相师者,然其效则固可睹矣。故吾辈所主,不必与宋明诸哲同,而必当师其有主。谓之师晦庵、阳明可,谓之师伯严、古微亦可也。然则吾辈所当主者维何,必其在究当世之务,以致用于国家矣。为学日益之功,固在是,即为道日损之功,亦在是,此有所益,则彼必有所损,古人所谓内外交养,不越此涂,而辱示有根本枝叶之疑,鄙见未敢苟同也。或疑此所学者,与新学小生在学校所治等耳,是安足贵?是又不然。世之以应酬名誉为诗词者,其视诗词也,决非与伯严、古微所视者同。物,至易见也。彼方以所学为科举之行卷,为商贾之货贿,岂得曰学。吾以为举凡天下之学,未有治焉而足为求道之病者,苟为求道之病,则必非学而已,此即吾向者主与役之说也。或又疑今所学皆待用于世,是安得为无待于外乎?是又不然。吾学能见用与否,天也。兄常言此事自关四万万人福命,岂人力所能强致者,天若不亡中国,则自今以往,十年之内,终必有日急而相求,孟子所谓‘舍我其谁’,欲避固不可得避也。但愈迟则焦头烂额之功愈艰,其或以身殉之而无补耳。然苟有其一日,则吾必当确然自信,有以应天下之求,而慰其望,不然则今之责人者谓何矣。此吾辈今日最宜兢兢念此者也。今之时势与古异,古之管、葛莫不具有时代之常识,欲为今之管、葛,而于今时之常识有一不具得乎?吾辈自问则何如,若至待其时至然后学之,安有此事。今方终日宴居,犹不能好学深思,以求其意,而谓当遗大投艰之时,反有力以及此,直自欺耳。然则及其时至势不自论〔沦〕于今之袞袞诸公而不止也。此言夫用世也。若终不见用,则吾之学又岂其委于草莽,天生我材,又何忍以宦之不达,而自贬于流俗,而中国数千年文明又岂可任其及吾之世而沦丧?夫今天下之人材,已可见矣,吾辈数人不任此,谁复任者?自古丧乱之世,恒有一二瑰伟绝特之人,为千古百王之道所托命,非惟吾国有然,即如意大利、德意志所以蹶而复振,举赖是也。此独非吾辈之责邪?今当前古未有之运,信能会通古今中外,而成前古未有之学术,则其所造于天下者,亦岂可量,乌可以不见用而嗒然自丧哉。诚能见及此,则真有以自乐,有以自信矣。今吾弟受病之原有二,一曰太闲,二曰将来之运命悬于人手,有所待而不自决;闲故憧扰,有所待故蹉跎不振。治本之法,当绝所待,治标之法,当使勿闲。今拟十六字,铭弟座右曰:‘必有事焉,知止乃定,莫非命也,乐天不忧。’暇更当为弟书之。若夫求学之涂径,则自审固亦有足为吾弟向导者,然甚纤屑,终非楮墨所可罄,若能来此同居一二月,同读数书,则所以助弟兴味者必不鲜,此荷公所身受,而最乐道之者也。”(宣统二年夏初《致麦孺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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