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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体问题已类骑虎，启超良不欲更为谏沮，益蹈愆嫌。惟静观大局，默察前途，愈思愈危，不寒而慄。友邦责言，党人构难，虽云纠葛，犹可维防，所最痛忧者，我大总统四年来为国尽瘁之本怀，将永无以自白于天下；天下之信仰自此隳落，而国本即自此动摇。传不云乎，‘与国人交，止于信’。信立于上，民自孚之；一度背信，而他日更欲有以自结于民，其难犹登天也。明誓数四，口血未干，一旦而所行尽反于其所言，后此将何以号令天下？民将曰是以义始而以利终，率其趋利之心，何所不至，而吾侪更何所托命者。夫我大总统本无利天下之心，启超或能信之，然何由以尽喻诸逖听之小民？大总统高拱深宫，所接见者惟左右近习，将顺意旨之人，方且饰为全国一致拥戴之言，相与侥功取宠，而岂知事实乃适相反。即京朝士夫燕居偶语，涉及兹事，类皆出以嘲谐轻■，而北京以外之报纸，其出辞乃至不可听闻，山陬海澨，闾阎市廛之氓，则皆日皇皇焉若大乱之即发于旦夕。夫使仅恃威力而可以祚国也，则秦始、隋炀之胤，宜与天无极，若威力之外犹须恃人心以相维系者，则我大总统今日岂可不瞿然自省，而毅然自持也哉。或谓既张皇于事前，忽疑沮于中路，将资姗笑，徒损尊严，不知就近状论之，则此数月间之营营扰扰，大总统原未与闻，况以实录证之，则大总统敝屣万乘之本怀，既曒然屡矢于天日，今践高洁之成言，谢非义之劝进，益章盛德，何嫌何疑。或又谓兹议之发，本自军人，强拂其情，惧将解体。启超窃以为军人服从元首之大义，久已共明，夫谁能以一己之虚荣，陷大总统于不义，但使我大总统开诚布公，导之轨物，义正词严，谁敢方命。若今日以民国元首之望，而竟不能辍陈桥之谋，则将来虽以帝国元首之威，又岂必能弭渔阳之变？倒阿授柄，为患且滋，我大总统素所训练蓄养之军人，岂其有此。昔人有言，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今也水旱频仍，殃灾洊至，天心示警，亦已昭然，重以吏治未澄，盗贼未息，刑罚失中，税敛繁重，祁寒暑雨，民怨沸腾，内则敌党蓄力待时，外则强邻狡焉思启。我大总统何苦以千金之躯，为众矢之鹄，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灰葵藿之心，长萑苻之志。启超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愿我大总统之荣誉与中国以俱长，不愿中国之历数随我大总统而斩。是用椎心泣血，进此最后之忠言，明知未必有当高深，然心所谓危而不以闻，则其负大总统也滋甚。见知见罪，惟所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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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启超犹有数言欲效忠告于我大总统者，立国于今世，自有今世所以生存之道，逆世界潮流以自封，其究必归于淘汰，愿大总统稍捐复古之念，力为作新之谋。法者，上下所共信守，而后能相维于不敝者也，法令一失效力，则民无所措手足，而政府之威信亦隳。愿大总统常以法自绳，毋导吏民以舞文之路。参政权与爱国心关系至密切，国民不能容喙于政治，而欲其与国家同体休戚，其道无由。愿大总统建设真实之民意机关，涵养自由发抒之舆论，毋或矫诬遏抑，使民志不伸，翻成怨毒，中央地方犹枝与干，枝条尽从雕悴，本干岂能独荣，愿大总统一面顾念中央威权，一面仍留地方发展之余地。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使举国尽由妾妇之道，威逼利诱，靡然趋炎，则国家将何以与立？愿大总统提倡名节，奖厉廉隅，抑贪竞之鄙夫，容骨鲠之善类，则国家元气不尽销磨，而缓急之际犹或有恃矣。以上诸节，本属常谈，以大总统之明，岂犹见不及此。顾犹拳拳致词者，在启超芹曝之献，未忍遏其微诚，在大总统药石之投，应不厌于常御，伏维采纳，何幸如之。去阙日远，趋觐无期，临书恻怆，墨与泪俱，专请钧安，尚祈慈鉴。”（《上袁大总统书》，《合集·文集》之三十四第二——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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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四日，先生北返至沪，次日给梁令娴一书，言拟游苏、杭、宁等地和北上各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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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沪得五月十一、二十二日两禀，慰悉一切。吾明日往杭州，拟住三日，返沪后即往苏州，住两日，往镇江一游金、焦，遂往金陵，亦住二三日，即取道津浦归京，途中更一登岱，期以端节前后到家。似此匆匆，殊负雅游，但颇有数事（粤中政事也）须到京有所告语，且久游于卖文事业殊多妨也。幼孙之婉娈，吾虽未见，可想像得之。彼生时汝夫妇孝服未满，可名之曰念慈，（三月十九日俗称为月神诞，其小名称为桂儿亦可。）仍请希哲商之。祖父有洗儿钱一封，由吾带来，吾游江浙亦当求佳品以赉之也。吾为汝置书案书橱，皆自出样式，颇精美，但须两月后乃成耳。在粤购得乡先正书画数事颇可喜，途中不能作文，《大中华》相促迫，殊为狼狈，今晚拟拼命成数千言耳。”（民国四年六月五日《与娴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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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六月十一日一书述游杭情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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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娴儿诵此：憩游三日，遂游西湖，初拟信宿即行，今乃裵不忍去，昔人诗云：‘一半勾留是此湖’，信不虚矣。本欲避客独游，未抵驿已为当道诇得，张盖游山之丑态，在粤久已厌之，到此亦复不免，山灵有知，恐笑绝冠缨矣。然旅舍之佳胜，亦非官力不及此也。（所居曰刘庄，粤人刘某费十万金构筑者，精洁为西湖冠，园主人即前此放火焚《新民丛报》谋杀我者，园今为公产。）顷排日作游课，每晨五时即起，秉烛乃归。环杭诸胜已什得六七，昨又泝富春江，探七里濑，登严子陵钓台，谒谢皋羽墓，但觉无景不佳，应接不给，每至一地，未尝不忆吾儿，以不克偕游为恨也。西湖四时皆宜，惟夏较劣，今发大愿，誓欲以八九月之交来住两月，闻钱塘潮壮观不减畴曩，而自钱塘江泝富春江二百余里，皆丹枫乌栖，红叶之艳，世界所无。西溪之芦，葛岭之桂，皆以万株计，汝曹生长岛国，宁能梦想此境耶。深秋之游，非儿侍我，我不欢矣。富春上游有鸬鹚港者，在钓台对岸，晚唐诗人方玄英隐居地也。境界绝肖箱根，（惟箱根仅以溪瀑胜，此港则外与富春江相属，其雄伟气象，非箱根所敢望。）询其地价每亩仅值一元，吾已（批注本改‘吾拟’）属彼间县令为我购千百亩（亦欲在湖滨购十余亩），其地宜茶宜乌桕，信能躬耕，则亦与千户侯等。营兹搜裘，吾将老焉，当亦汝曹所乐闻也。拟旧历五月一日返沪，尚思一到南通，再诣金陵，仍经泰岱，非五月半不能到京也。昨得一英密电，此间无电本，不审何事，想必非甚要耶？成永入校事，想已妥，深念深念。”〔民国四年四月二十九日（阴）《与娴儿书》西湖刘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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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十五日一书里除续言杭游情形外，并及国体问题，可见这时候的帝制运动进行的已经很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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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竟作十日淹留（如此佳景不成一诗可恨），长官之殷勤款待，致敬尽礼，视粤中又过数倍，然为清游计，滋不便也。天气太热，亦不欲多游他地，拟下来复五六（旧历十二三间）即乘津浦车返，（或径返京亦未定，汝曹不必来津相迎。）或在津小留一二日，询问都中确消息乃入耳。此间传言国体问题甚急，吾北行恐不能久安居也。前中华书局交来英密电，因失去电本，至今不知所言何事，至耿耿，想无他故耶。”〔民国四年五月三日（阴）《与娴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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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十六日一书里再述游杭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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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发一书，想已达，得六月四日书，悉一切。成、永入学事已妥，甚善，日来为此事颇悬悬也。吾在杭淹留十日，中间曾一泝富春江，登严子陵钓台，游兴至佳，然冠盖游山之诮，不能免矣，每值佳境，辄念汝，惟内地旅行实不易易，汝若从游，亦恐有许多若况不能受也。吾所至受最丰备之供帐，犹觉种种不便，乃知昔贤遍游名山大川如徐霞客、顾亭林者，非大豪杰不办也。初时未絜思忠等（粤中家人甚觖望）行，颇以为歉，然使彼等在粤过四十日，不几叫苦连天耶？此间炎热殊甚，在西湖旬日，每日五时即起，游至十一时必须返棹，中间曾入山数日，颇觉安适，其后午间须演说或赴宴，则大以为苦矣。本欲更游数处，然到处逢迎，不堪其扰，欲微行（实不易吾初入杭亦微行也。）一游苏州、镇江，即由直车返津，泰山之行，秋以为期也。此数日间或遂不更发书，汝等静候归旌可耳。”〔民国四年五月四日（阳六月十六号）《与娴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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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这次过宁时曾与冯华甫晤谈帝制问题，是时京师进行其事甚烈。所以结果先生便以六月杪偕冯入京，一以探询袁世凯的真意，一以劝阻其进行，但是袁始终否认其事（其详见后）。不久于七月六日有宪法起草委员会的组织，举定先生等十人为起草委员，七月九日《申报》记总统申令依法组织该委员会的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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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六日大总统申令宪法起草为约法上制定宪法程序之一，现据参政院呈报，业经依法推举李家驹、汪荣宝、达寿、梁启超、施愚、杨度、严复、马良、王世微、曾彝进为宪法起草委员，自应由委员依法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所有该会纪录事务暨一切事务，著派林长民办理，此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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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自六月杪一度偕冯入京晤袁后，就长居天津，宪法起草委员会正式成立以后，先生赴会二三次，即未再往。现在把他八月十九日给梁令娴的一封信抄在下面，可见他当日赴会的审慎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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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本为起草会员入谒元首之期，昨午会中有电话来，已许以晨车往，昨晚间黄远庸来，力劝勿行，电商季常，亦谓宜缓，遂以病电公府请假，计此后当祷长病矣。日来彼辈进行何如，希即见报，荷公若能一来面罄，尤善也。家书寄阅，建兄书已发，甚善，所恃外援当在是耳。”（民国四年八月十九日《与娴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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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同月二十二日给梁令娴的信里说以后仍然继续赴会，可见先生出席该会不止一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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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觉顿来，备述都中近况，稍可安心。吾此后颇拟仍出席于起草会，大约此半年中可望无他异动，过此以往，再图补救耳。回廊独坐，明月亲人，兹景绝佳，恨汝不来共此。吾旬日来写字极多，文思依然涩滞，受外界牵迫，心绪至不宁谧，可恨也。”（民国四年八月二十二日《与娴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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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当日之就宪法起草委员，颇为友朋所不满，而社会舆论尤多诽议之者，当时他为声明他的理由和立场起见，曾著《宪法起草问题答客难》一文，他最后的几句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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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于现时制定宪法，其所怀疑者如右，然而犹就此职者，则以其所拟者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故。‘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吾之不舍，犹斯志也。若夫全案精神乎，条文内容乎，宁复有讨论之价值。”（《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第十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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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四日，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为大规模进行帝制运动，在京师发起筹安会后，先生颇不谓然，因著《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以攻之。他在八月二十二日给梁令娴的另一信里论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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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悉。来复六能来，甚佳。柳溪劝吾来复五入都，吾仍欲再迟一来复乃往也。来时可将前在马场道屋所用门帘之桂木带来，汝所住房顷尚未挂帘，吾拟即用此，无取别费另造也。又吾有书与潘琼笙，属将吾所著书报（如政治论集之类，六大政治家之类皆要）取一全份来，可告姑丈往检，无论整部零册，尽所有各取一二部（文集能多取最佳，恐无有耳）来可也。吾不能忍（昨夜不寐今八时矣），已作一文交荷丈带入京登报，其文论国体问题也。若同人不沮，则即告希哲，并译成英文登之。吾实不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复能属文耳。”（民国四年八月二十二日《与娴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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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在该文里所讲反对变更国体的理由非常详尽，欲窥全豹可以参考（《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八十五页）原文，不过这篇文章是已经删改过的，不是原稿的本来面目了。吴柳隅在他的《丙辰从军日记》里记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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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何为而将随梁任公入广西起义，言及此则不能不溯其由来。先是乙卯八月，京师筹安会发生，无何请愿变更国体，及电呈劝进者蝉联而至，全国有权位有声望之人，未有敢昌言其非者。梁任公先生耻之，著《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行将发表。余时在京师，闻任公此文草成，出天津索观之（时任公居天津）。原稿比后所发表者较为激烈，中一段痛斥帝制之非，并云由此行之，就令全国四万万人中三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皆赞成，而梁某一人断不能赞成也。（意如此，词或有一二字之异，今不能确记。）后有人语以袁氏现尚未承认有称帝之意，初次商量政见，不必如此激烈，乃将此段删去，其余各段比原稿亦改就和平，旋即发表于京、沪各报，此为梁任公反对袁氏之始。”（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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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四日，《申报》转载先生与《京报》记者谈话一篇，可见先生对筹安会的态度和十余年来一贯的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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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京报》记者因筹安会事及宪法起草事，特往天津访问梁任公，任公方患赤痢颇剧，记者就病榻有所询，先生强答之。今转录其谈话如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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