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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问：日近来都中有人发起筹安会，讨论国体问题，先生于意云何？梁君答云：鄙人一年以来，欲肆力于社会事业久矣，厌作政谈，即鄙人畴昔好为政谈之时，亦曾标举二语，以告于众曰：只论政体，不论国体。故国体问题，尤鄙人所不愿谈也。记者问曰：既云只论政体，不论国体，则国体无论为共和为君主，应无反对，且先生于数年前不尝著论力主君主立宪乎？梁君答曰：吾所为只论政体，不论国体者，常欲在现行国体之下，求政体之改革，故当前清末叶共和革命论极盛之时，吾独坚持君宪说，与革命党笔战，累十数万言，直至辛亥八月，武昌起事之后，吾犹著《新中国建设问题》一书，谓虽不得已而行共和，亦当虚存君位，近今某报所登古德诺博士论著商榷共和利病，且引中美、南美乱事为证，此种议论，此种证据，吾无一不于十年前痛切言之，其言视古氏所说详尽透辟更加十倍，《新民丛报》、《饮冰室文集》等书流布人间者，不下数十万本，可覆按也。即当辛亥九月著《新中国建设问题》时欲迁就以存虚君，无聊之极思乃陈三义：一曰仍存清室，二曰虚拥衍圣，三曰求立明后。此虽滑稽之谈，然吾当时怵于变更国体之危险，情急之状可以想见，今之谈第二次变更国体者，犹以此三义为研究之资料也。吾当时岂有所爱于君主政体，而必犯众怒，以为之拥护者？吾以为国体与政体本绝不相蒙，能行宪政，则无论为君主为共和，皆可也。不能行宪政，则无论君主为共和，皆不可也。两者既无所择，则毋宁因仍现在之基础，而徐图建设理想的政体于其上，此吾十余年来持论之一贯精神也。夫天下重器也，置器而屡迁之，其伤实多，吾滋惧焉，故一面常欲促进理想的政体，一面常欲尊重现在的国体。此无他故焉，盖以政体之变迁，其现象常为进化的，而国体之变更其现象常为革命的，谓革命可以求国利民福，吾未之前闻。是故吾自始未尝反对共和，吾自始未尝反对君主，虽然吾无论何时皆反对革命，谓国家之大不幸莫过于革命也。记者问曰：筹安会一派之言论，谓共和必不能立宪，惟君主乃能主宪，此理何如？梁君答曰：鄙人愚昧，实不解此，吾求诸中外古今学者之理论而不得其解，吾求诸中外古今列国之故实而亦不得其解，今日中国欲变专制为立宪，其一当视主权者拥护宪政之诚意何如，其二当视国民运用宪政之能力何如，谓此二者缘国体之变更而遂生异动，吾百思不得其解也。记者问曰：古德诺博士谓中国欲变更国体，须有三条件，其第一条件则须国中多数优秀之民咸不反对，此条件可望实现否？梁君答曰：国体而到必须变更之时，则岂更有反对之余地，除乘机徼利借口生事之乱党外，决无人昌言反对者，吾敢断言也。虽然变更国体一次，则国家必丧失一部分热心政治之正人，吾又敢断言之，共和建设以还，蔚成之时彦虽多，然有用之才自甘遁弃者，以吾所知，盖已不少，识者未尝不为国家痛惜，然士各有志，无如何也。若更有第二次之变更国体，前次之遁弃者，固断不复出，而继此而遁弃者恐视前更多耳。果尔则亦殊非国家之福也。记者问曰：变更国体之事，将来能否成为事实，且大总统之意向如何，先生亦有所闻否？梁君答曰：此事能否成为事实，吾殊难言，就理论先例观之，恐在所不免，力学之理有动则必有反动，此原则之无可逃避者也。既有第一次之变更国体，自应有第二次之变更国体，赓续而起，其动因非在今次而实在前次也。吾昔在《新民丛报》与革命党论，谓以革命求共和，其究也必反于帝政；以革命求立宪，其究也必反于专制。吾当时论此焦唇敝舌，而国人莫余听，乃流传浸淫，以成今日之局。今以同一之论调，易时而出诸外国博士之口，而臭腐忽为神奇，相率以研究之，既可怪诧，尤当知吾十年前所预言者，今外国博士所称述只得其半耳，其余一半，则吾惟冀吾言之不中也。若夫我大总统乎，则两次就位宣誓，万国共闻，申令煌煌，何啻三五，即偶与人泛论及此问题，其断不肯帝制自为之意，亦既屡次表示，有以此致疑吾大总统者，恐不敬莫大乎是也。记者问曰：筹安会一派谓古德诺博士实倡此说，而本记者前访博士，则谓并无此主张，先生与博士夙交好，尝与论及否？梁君答曰：此次博士重来，曾一见访，吾适在津，未获相见，惟博士常有书致宪法起草会，所言皆就国民宪法立论，未尝他及也。记者问曰：闻先生在宪法起草会列席颇少何故？梁君答曰：吾自南游一次感受暑热，继续患病，旋愈旋作，中间或不能列席，非有他故，且前数次所讨论尚未及宪法内容，偶缺席当无伤，此后深愿与同人作速进行，将此种国家根本大法早具草案，聊尽国民义务于万一也。”（《梁任公与英报记者之谈话》民国四年九月四日《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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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那篇论国体的文章未发表以前，袁氏曾使人以巨金贿请，勿为发表，发表以后，先生就接连着接到许多意图架陷的匿名信件。他在九月间致张仲仁书里记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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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仁吾兄执事：贱子缘病成懒，久不诣京邑，积想故人，每发寤叹。顷此间屡接匿名逆书（似尚有一两封随手摧弃不复觅得），其为意图架陷，明眼人一见自知，姑呈尊处博一粲。若侍主座时，亦不妨因便呈出，相与发噱也。弟前所为文，实深不慊于筹安会之所为，且揆诸古文以道事上之义，不能自安缄默，主座知我深而爱我挚，当不以为罪耳。出内之暇，惠我德音。”（民国四年《致仲仁吾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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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次帝制运动酝酿的经过和与先生关涉各情，先生在《国体战争躬历谈》和《护国之役回顾谈》两篇文章里面讲的十分详细，现在我们把前篇文章里面的一段话抄在下面，借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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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问题之发生，其表面起于古德诺之论文及筹安会，实则酝酿已久，而主动者实由袁氏父子及其私人数辈，于全国军人官吏无与，于全国国民更无与也。先是去年正月，袁克定忽招余宴，至则杨度先在焉，谈次历诋共和之缺点，隐露变更国体，求我赞同之意。余为陈内部及外交上之危险，语既格格不入，余知祸将作，乃移家天津，旋即南下，来往于广东、上海间。而冯将军国璋遣人来言，谓此问题已有发动之兆，相约入京力争，六月，遂北行，住京旬余，晤袁氏数次。袁氏语我及冯将军，皆矢誓不肯为帝，其言甚恳切，冯将军据以宣布于各报，谓此议可暂寝矣。乃仅阅一月，遂有筹安会之事，筹安会发起后一星期，余乃著一文，题曰《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其时亦不敢望此文之发生效力，不过因举国正气销亡，对于此大事无一人敢发正论，则人心将死尽，故不顾利害死生，为全国人代宣其心中所欲言之隐耳。当吾文草成，尚未发印，袁氏已有所闻，托人贿我以二十万元，令勿印行。余婉谢之，且将该文录寄袁氏。未几袁复遣人来以危词胁喝，谓君亡命已十余年，此种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余笑曰：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来者语塞而退。观袁氏之所以待我者如是，可以知当时各省劝进之文及北京各报馆鼓吹之论，皆由利诱威逼而来，无一出自本心者。其时余尚有数函致袁氏，苦词力谏，袁遂不听，但袁方欲收揽人心，不肯兴大狱，余亦居天津租界中，未一次入京，故袁亦无从加害于余，然侦探固日日包围于吾侧也。”（《国体战争躬历谈》，《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一四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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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末旬以后，先生曾患赤痢甚剧，到十一二月间国事益急，乃与蔡松坡相继南下，先生以十二月十六日由天津乘中国新济轮赴沪，十八日抵沪后，曾给梁令娴一信，报告到达后各事情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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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沪甚安，现暂寓理查客店，静生已为僦定一屋，明日当可迁入也。此间之危险，又过于津，（吾御西餐旬余，苦不可状，登陆后即须往吃小馆子。）大约惟有一步不出，一杂客不见，免使亲爱之人多增悬念而已（同人闻之群起相诅）。最纠葛者，南佛闻我至，（吾未往见，适因昨日下午彼召静生往，不得不告之。）昨日半日中三次遣人来强迫我迁往彼处（夜十一时尚遣来下严厉之训令），吾为此几与决裂，可恼亦可叹也。此间既无得力之用人，同人皆不放心，（彼等荐用人皆觉踌躇，任发不善与彼辈为缘，恐荐来者不能相安。）任发之职大抵当用全力于守卫耳。吾身边事无人料理，深觉不便，可即命来喜前来，女佣则带大喜，男佣则从希哲处借一人护送，送到后即遣归可耳。吾今处此艰危且不便之境，家人固不容以跋涉为惮也。思庄病已痊愈否？来书务及之。汝母之乳，似非割不可，汝宜力劝。有三宅雄二郎著《宇宙》一书，可检寄来。”（民国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与娴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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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二十九日一书述在沪居处情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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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移居已三日，日来所过日子甚可笑，家中既未开爨，每日由远邻送饭两次来，电灯自来水皆未开，吾每日起甚早，起后阅两点钟，乃有水洗面，服役惟任发一人，（孟希回津想已见，彼行时尚有一仆今亦开销仅余任发耳。）房子甚大，居者仅有三人，每日茶水之矜贵殆如甘露，然吾颇觉此境甚乐也。吾一步不出门（不下楼），见客仅限十人以内，然外间消息甚灵通也。吾每日作文（发信）甚多，尚以馀暇读哲学书，大约更能从事著述也。王姨非来不可，既来则可借丫头一二人来用，一切妥当矣，金升日内便唤来，若崔、林至则任发可专任守夜，甚安心矣。汝两弟宜严禁之，勿使出学校一步，津寓亦宜通知意领，特别保护，一切事想在报纸（此间报纸则《时事新报》消息最真）上见之，不多及。”（民国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与娴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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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居沪七十余日，除筹划滇、黔、桂三省举义各事外，以运动南京冯华甫赞助起义事为最重要，黄溯初群记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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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自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到沪，至五年三月初四日乘日轮横滨丸赴香港止，计留沪七十余日之内，除与滇、黔、桂三省互通函电，共筹义军进行外，莫如运动南京冯华甫赞助起义之举为最重要矣。当时在冯幕者，以胡晴初、潘若海两君为反对项城最力之人，故任公曾先后三次托溯初赴宁，介晴初而见冯，面述义军情形，并交任公手书，及托冯代发致松坡之电。任公为此事曾致溯初函云：晴初（爱而近路永源里一五六号），与若海比邻，闻大树[22]之馆甥已此〔北〕归秣陵，更不可问。又云李君伯英至自夜郎，并有书带呈大树，乞介见晴老等语。任公第一次托冯代致松坡之电，在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该电于云南起义大有关系，因滇中接到任公由南京所发一等印电，松坡即当众宣布，而大众以为任公已经到宁，冯已同情起义可以响应故也。”（民国十八年黄溯初《记民国五年任公先生留沪运动冯华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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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居沪期中治事而外，颇以作书自课，所以他当时题碑帖甚多，十二月间他曾致黄溯初一书，请代购碑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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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能饬向有正书局代购汉碑五种，明拓汉隶四种，《史晨碑》、《乙瑛碑》、《东海庙残碑》、《孔庙碑》、《鲁峻碑》、《嵩高灵庙碑》、《崔敬邕碑》、《郑文公碑》，北宋拓《圣教序》，晋、唐小楷十一种，《礼器碑》、《曹全碑》、薛绍彭《书谱》，定武《兰亭观楞伽记》等否？结习不除，勿相哂耶？另取碑帖目录及佛经流通处书目各一张。”（民国四年十二月《致黄溯初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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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黄氏记他当日自题《礼器碑》的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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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题其自临《礼器碑》墨迹后云：滇军方兴，在沪遥画，馆于静安寺路，室门以外麑密布，治事之余，以书自课，日或书十数纸，生平作隶，此其第一本也。乙卯腊半。”（黄溯初《记任公先生题礼器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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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这次南下虽系秘密而行，但事前曾上袁世凯一书，说是将要赴美养疴。先生到沪后，于次一月间还有往美之说，因为材料里面有当日外交部特派江苏交涉员兼沪海道尹周某所发往美护照一纸，护照内姓名住址全都填就，像片也已贴好，此外于官职项下且写参政院参政，于年月日下写中华洪宪元年一月十七日，这些大概都是为避免袁世凯的注意和监视的办法。现在把十二月二十二日《申报》所登先生南下的一段要闻抄在下面借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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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任公在津养疴日久，昨忽呈请赴美调摄，不俟批出就束装首途。任公于赴美途次，犹有一书寄上总统，其惓惓不忘故国之情，盖犹‘庶几改之，予日望之’之微意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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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五日，云南正式宣布独立，前后所发各方文电，如《致北京警告电》、《致北京最后通牒电》、《致各省通电》、《云贵檄告全国文》各篇，都是先生预先准备好的。欲知其详细内容，可以参考《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各该原文，这里不多引录，此外关于这次先生和蔡松坡准备起义的经过，先生在《国体战争躬历谈》和《护国之役回顾谈》两篇文章里记述的很详细，现在抄录一节于下，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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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贵首义之中心人物蔡将军锷者，时方在京师，蔡君十三岁时即从余就学，当民国二年辞去云南都督之职，即来京师与余日夕过从，当筹安会发生之次日，蔡君即访余于天律，共商大计。余曰：‘余之责任在言论，故余必须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对之，君则军界有大力之人也，宜深自韬晦，勿为所忌，乃可以密图匡复。’蔡君韪其言，故在京两月虚与委蛇，使袁氏无复疑忌。一面密电云贵两省军界，共商大义，又招戴君戡来京面商。戴君者，当时甫辞贵州巡按之职，后此随蔡君转战四川，前月经黎总统任为四川省长者也。戴君以去年十月到京，乃与蔡君定策于吾天津之寓庐，后此种种军事计画，皆彼时数次会谈之结果也。时决议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此余与戴、蔡两君在津之成算也。其后因有事故障碍，虽不能尽如前策，然大端则如所豫定也。议既定，蔡、戴两君先后南下，蔡君临行时托病，谓须往日本疗养，夜间自余家易装以行，戴君则径往香港，余于两君行后亦潜赴上海。余到上海实十二月十八日也，而蔡、戴两君亦以十九日到云南。余辈在津原定计画，欲由云南潜运军队到四川境后，乃始宣布独立，二十一日余在上海得蔡君电，谓二十三日前队出发，出发二十日然后发表独立之公文，此正在津原议也。而余当时以别种理由，由南京发出一电，促其早发，且蔡、戴既到滇，滇局不能久持秘密，故二十六日遂揭晓，后此在四川与北军相持，死伤甚多，未始非由揭晓太速之故也。”（《国体战争躬历谈》，《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一四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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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广智书局停办，有某君记该局开办始末一篇，兹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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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春夏间，先生在澳洲发起创办译书局，美洲各埠响应，遂得股本十万，每股二十元。壬寅春间在上海开设广智书局，经理为梁君荫南，总经理为黄慧之，驻横滨总管全局出纳，是年携款至沪开办，不过六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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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卯先生至美，复增股本四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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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慧之报告股东除官利外溢二万元，每股得四元之利益，股东许将溢利加入股本，由是虚加股本二万元，合之共十六万元。第一年派息一万元，第二年派息一万六千元，第三年派息一万六千元，第四年派息一万二千八百元，共派过利息五万四千八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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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共十三年，派过利息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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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局开办不过数年，元气即已大伤，种种办理不合规则，犹为馀事。”（《记广智书局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