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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与陆幹卿之关系，并不因孝怀及其弟子而生，乃因陆派要人陈炳堃（曾为师长及粤督军）本与松坡通兰谱，松坡与幹卿间夙系此人牵线，故陆之推重任公，要求其赴桂，共同发难者，其原因半为慕名，半系松坡、舜卿（炳堃之号似为此二字）从中促成之也。”（民国十八年黄溯初《与在君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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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七日，先生抵香港，以由粤入桂诸多不便，乃于十二日赴海防，拟为偷度之举。关于先生抵港前后情形，他的《从军日记》里讲的很详细，这里不再赘录。现在只把吴柳隅在他的《丙辰从军日记》里所记的情形抄在下面，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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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南下之目的，黄孟曦则将假道于云南以入四川，黄朔初则将先至云南然后入广西，汤觉顿、唐伯珊则将取道梧州，以入南宁，余与蓝志先则拟偕梁任公经海防以入南宁，除汤觉顿、唐伯珊外，皆须经由安南，然虑不易经过也，拟假作外国人，由是各改姓名，并于舟中先印西式名片，余名柳留多，同行者皆以柳Yanagi样称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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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午前十一时舟抵香港，汤觉顿、唐伯珊起寓广泰来客栈，馀四人因将赴海防，仍住舟中，不上岸也。有顷，余觉舟中无聊，与志先、孟曦上岸访觉顿，入室未及五分钟，有二英捕及二华捕至，诘问余等姓名及来香港目的，继而穷搜觉顿行李，见有字纸，必读之数遍。盖余于四日离沪，五日袁世凯即通电两广各要隘，谓梁启超等数人将潜入内地，谋为不轨，如查出即扣留，请示办法（梁任公入龙州时即见此电文），意同时必并电香港政府。香港适在戒严中，不准党人托足，故对于觉顿行李严行搜查，卒以搜出陆荣廷所给护照一张（此护照乃唐伯珊之物），疑为广西官吏，始舍之而去。（时香港政府尚未知陆公将起义也。）最奇者，行李中包物之字纸，警吏亦读之数遍，而汤觉顿有一小皮包，中藏梁任公所草起义后讨袁之檄文二，康南海寄陆幹卿之书一，皆未被搜去，岂非天幸。呜乎，觉顿此日既能逃港捕之手，岂意后来竟不免海珠之祸，天实为之，谓之何哉！余等旋别觉顿归舟中，而觉顿与伯珊，则于翌日乘小轮船入梧州。黄昏船长忽与余等曰：香港水上警察窥伺绝严，君等五人在此，虑难保密秘，不如留梁任公一人，我有一密室可以居之，馀数人则上岸，别求寓所。余等然其说，旋由某洋行理事代租松原旅馆三楼大房一间，夜十时余遂与志先、孟曦上岸，投宿松原旅馆，惟溯初尚伴梁任公在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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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日，香港警吏得各方面报告，仍思搜索余等，本日午后索之附近东京ホテル，卒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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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日，李印泉来告余等，香港务旅馆住袁、龙之侦探甚多，断不可住，余与志先、孟曦遂于晨起移住跑马地李印泉寓所。午后警吏遂来松原旅馆搜索，而余等则已移居矣。余等之由沪南下也，闻人言假作外国人，则入海防可无须护照，及抵香港，而驻港法领事发布新章，无论何国人欲入海防，皆须领护照，每一护照，须有二殷实商家担保，并缴相片二张，且须亲盖手模，试思余等将谋揭竿事，安所得如许殷实之商家，以作余等领护照之担保人？且如梁任公又安能上岸拍小照？于是余等绕道海防以入广西之计画，将成泡影。此时余辈之心事，其焦逼为何如耶！梁任公见势至此，拟冒险入梧州，以赴南宁，余等以广东之地，袁、龙防范甚严（欲入梧州须由广东西江经过），此去徒自投罗网已耳，极力阻止之。商量两日，遂决定梁任公无须护照，径赴海防，别相机绕道上岸，旋再觅得一现成之护照，给黄溯初伴任公前往，而余与志先、孟曦则留香港，以待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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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所乘之舟，初泊九龙，故予虽住岸上，尚得与通消息，然虑难保密秘，至是驶至大海中停泊，余等与任公遂消息隔绝矣。方余等之初至香港也，由广州日本领事传出消息，袁军已攻克叙州，未几又传袁军再攻克纳溪，未几又传龙觐光已攻下剥隘。恶耗频来，无在非恼人意事，余等斯时以为非再有他省响应者，则云、贵义师恐归于颠踬，而欲入广西又生窒碍，进退维谷，中心皇皇，而以梁任公之焦逼为尤甚，其所以拟冒险入梧州，及无护照而径赴海防者，皆急欲为云、贵谋得援军也。只身孤行，奔走万里，任公之大勇，于此可见矣。”（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五年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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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先生七八两日给梁令娴的两封信，可见先生抵港后的各事情形，其七日书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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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于七日抵香港，尚须淹留一二日，乃向前途进发，抵目的地总在二十一二日也。在港不登岸，住在船中，（此次乘船亦别蛰居一室，不与一等室之客相见。）一二日后便过别船，故极安稳，切勿远念。王姨暂留旧寓，掩人耳目，意欲令其于本月杪返津，但将来到最后之目的地（故乡）时，恐又须彼往，盖欲使饮食得极安全，非此不可也。姑令其返，届时若需彼，亦不过多费二三日行程耳。任发终是忠实，吾亦不深怒，彼将来仍可用之。”（五年三月七日横滨丸舟中《与娴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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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八日书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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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于初八日到香港，（匿舟中舱底七日，吾最喜海行，此行乃殊不得享海行之乐。）十二日由港往安南海防（船到港仍伏匿至今），约二十四五乃能到南宁。初时吾决意冒险由梧州往（经过广州省城），同人皆反对，（荷丈前晚已由梧先行）故仍迂道，殊焦急也。广西局面佳极，吾一到后即发表（或先发表），若种种计画，无他支障，则祖父寿辰吾当在省称觞也。此次同行者本七人（荷与桂代表偕），二人先由梧往，吾入安南极不易，（因护照须照相，故他人皆可取得，惟我无法取得，故行独难。）因尽摒去从者，独黄溯初一人偕耳。尚有孟希、志先、柳隅三人，则再设法分道行也。吾带来之行李已极少，（因假充日本人故行李中之支那物尽斥去，吾到彼乃并无一衣服矣，可笑。）今再省去，只携一小皮包，亦可称行路难矣。然危险却毫无，切勿以为念。（贼党似已知我行踪，但吾注意极周到，彼无从捉摸耳。）此行日人出全力相助，予我以种种便利，殊为可感。此后寄信可由八旗会馆谭典虞转交（或再加一封托香港日领事转典虞尤妥），信内加封写‘家大人启，思顺托’字样，外信封勿写我家（最好写天津谭宅），吾此后极忙，或越半月（一月亦不定）始有家书，勿以为念。”（五年三月八日香港横滨丸舟中《与娴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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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丙辰从军日记》记先生在香港舟中决定总统问题和军务院等组织的经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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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贵起义而后，所极费讨论者，则为总统问题。当筹安会发生后，冯华甫有反对帝制消息，上海民党多谓冯如能首义，即举冯为总统，继而冯默无所举动。南方民党又有谓岑西林于新旧人物皆能融洽，有拟举岑西林为总统者。滇、黔师兴，又有谓宜举唐蓂赓或蔡松坡为总统者。及梁任公至香港，与李印泉等谈及此问题，任公主张仍遵照国法，推黎宋卿为总统，一则可以息争，二则可以明护国军之兴，为拥护国体而起，非为争权夺利而起，袁氏无词可非难护国军，又无术可离间护国军，此最上策。又云俟至滇、桂，当与唐蓂赓、陆幹卿等商定推黎事，择适当时期发表之。及军务院成立，任公即亲自起草，以推黎继任事为军务院第二号之宣言，其后此事成为舆论，举国皆言推黎继任，而首倡此议者，则为梁任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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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务院之历史，梁任公实与相终始。当任公至香港时，即谓将来起义诸省，对内对外皆不可无联合的机关，此种机关使以政治命名，恐未起义之省疑为组织政府，有垄断政权之意，不如以军事命名更少窒碍，可即名之曰军务院。后来南方有军务院之设立，其议即发源于港也。”（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五年三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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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六日，先生抵海防，此行有黄溯初相随。黄氏记先生在途中情形和准备各种电文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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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自沪赴港，同行者共七人，即任公与汤觉顿、蓝志先、黄孟曦、吴柳隅、唐绍慧及溯初是也。唐为陆幹卿派来密迎任公入桂之人，到港为五年三月初七日，因警吏侦察太严，无法越广州而入梧州，乃不得已分为两组。即任公与溯初于十一日夜秘密换乘日本三井洋行赴安南洪崎运煤之妙义山丸，为偷渡海防而后入桂之计，因在港不能得护照故也。其余五人则先后直接前往梧州，惟洪崎距海防尚有半日之行程，白日偷渡尤为不便，乃由日本驻海防之名誉领事横山君挈眷多人，独赁小轮，托词往游白大龙，朝发海防，经洪崎密载任公、溯初同游，至夜而归。其夜适大雨，故任公等于三月十六日入海防，而警吏竟不之知。白大龙为海防附近之海湾，距洪崎仅十余里，水碧沙白，小岛星罗，朝晖夕阴，美观无匹，不图吾侪身为逋客，竟于无意中而游如斯胜境，真生平之奇遇也。此行因事前与日本当道预有接洽，故到处得日人之助，否则被香港或海防政府捉将官里去矣。任公在妙义山丸中起草护国军军政府宣言，上黎大总统电，致公使团领事团电，及军务院布告等文，溯初则起草军务院组织条例，经任公加入三字，是即以后所陆续公布者也。原稿今尚存溯初处。”（民国十八年黄溯初《记任公先生民国五年由沪入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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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到海防后的情形，除《从军日记》所讲的以外，黄溯初在给丁在君的信里也记述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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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与任公于五年三月十六日夜到海防，即晤滇之驻防秘密代表张南生，（华侨，弟等在沪动身前，早与此君通消息。）始知陆已派定当时驻镇南关交涉员福建人某君（弟已忘其名矣），迎接任公入桂。南生云即通知某君来防密迓，惟横山固其家，耳目众多，恐漏消息，乃于十七早晨（微明即行），以汽车亲送任公及弟赴其所经营窑业牧业之山中所谓帽溪者，深居以待。桂使之来迎也，任公因其在妙义山丸中所著之宣言书等件及他要事有须与唐蓂赓接洽者，乃托弟代表之。先赴云南晤唐，并有要电托唐转致松坡，事了即返防，与其共同入桂。故弟即于十七下午与横山乘原车返防，翌晨仍由横山亲送弟共乘火车至东京，转托一日友送弟入滇境，而日友始归也。迨至弟自滇返海防（系用护照，但非弟本名，此照今不知存何处，遍检未得，殊可惜）往晤，始知任公已先数日与桂使同乘汽车由间道而秘密入桂矣。弟乃自行入桂，先期亦由南生通知某交涉员，亲到谅山火车站迎接，故得安然而入桂境。弟南宁住陈炳堃署中，（询知任公已于三月二十六到南宁，翌日东下。）由陈电告任公在肇庆相见，惟弟到肇而任公已东下，直到封川附近，始在舟中相见耳。此后弟曾询任公在帽溪及入桂途中情形，据云在帽曾著《从军日记》及《国民浅训》两书，自防入桂，仍充日人，故途中停泊之处，均有日侨及日妓到站相迎，以遮法人耳目，盖亦横山之布置也。岑西林未入桂以前，弟与南京有事须往接洽，故先返沪。”（民国十八年黄溯初《与在君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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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居海防十日，至二十六日始能成行，此十日中之生活备极艰苦，然而尚能著成《从军日记》一篇、《国民浅训》一书。现在录他当日给梁令娴的几封信，借见他那时候生活情形之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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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日与梁令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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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去《从军日记》一篇，共九叶，读此当详知吾近状。书（此间无书不拆故不敢付邮）展转托递，恐须一月后乃达，其时吾踪迹当暴露于报中矣。此记无副本，宜宝存之，将来以示诸弟，此汝曹最有力之精神教育也。文辞亦致斐亹可观矣。吾尚须留此六日，一人枯坐，穷山所接，惟有佣作，然吾滋适，计每日当述作数千言也。王姨计已返津，汝等见报知我已入粤时（粤事定时），即当遣王姨来港（到港住家中，问永乐街同德安便知港家所在）候我招之。盖到粤后不便久与陆同居。一分居后，非王姨司我饮食不可，彼时之险，犹过于居沪时也。越南入境如此其难，汝母归宁只得从缓一两月后，局面剧变，彼时或可自由行动也。”（民国五年三月十八日自越南帽溪《与娴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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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日第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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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居此山陬四日矣。今夕乃忽烦闷（主人殷勤乃愈增吾闷）不自聊，盖桂使尚须八九日乃至也。最苦者烟亦吸尽无可买，（夜间无茶饮，饭亦几不能入口，饥极，则时亦觉甘。）书亦读尽，一灯如豆，虽有书亦不能读也。前此三日中作文数篇，（有日记寄去，已收否？不见日记则不知吾此书作何语也。）文兴发则忘诸苦，今文既成，而心乃无所寄，伥伥不复能为怀。此间距云南仅三日程，吾悔不于初到时即一往彼，稍淹信宿，更折而回，犹未晚也。呜呼，吾此时深望吾爱女，安得汝飞侍我旁耶？吾欲更作文或著书以振我精神，今晚已瞢瞢不能属思，明日誓当抖擞一番也。吾欲写字，则又无纸，箧中有笺数十幅，珍如拱璧，不敢浪费也。离沪迄今虽仅半月，而所历乃至诡异，亦不能名其苦乐，但吾抱责任心以赴之，究竟乐胜于苦也。约二十七八乃能行，行半月乃能至梧州，此后所历更不知若何诡异，今亦不复预计。极闷中写此告家人。”（民国五年三月二十日自帽溪山庄《与娴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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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日第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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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嗟夫思顺，汝知我今夕之苦闷耶？吾作前纸书时九点耳，今则四点犹不能成寐。吾被褥既委不带，今所御者，此间佣保之物也，秽乃不可向迩。地卑湿蚤缘延搨间以百计，嘬吾至无完肤，又一日不御烟卷矣。（能乘此戒却，亦大妙）今方渴极，乃不得涓滴水，一灯如豆，油且尽矣，主人非不殷勤，然彼伧也，安能使吾适者。汝亦记台湾之游矣，今之不适且十倍彼时耳。因念频年佚乐太过，致此形骸，习于便安，不堪外境之剧变，此吾学养不足之明证也。人生惟常常受苦乃不觉苦，不致为苦所窘耳。更念吾友受吾指挥效命于疆场者，其苦不知加我几十倍，我在此已太安适耳。吾今当力求睡得，睡后吾明日必以力自振，誓利用此数日间著一书矣。”（民国五年三月二十夜《与娴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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