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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大总统聘先生为秘书长事，先生于六日复电婉辞，现在把黎原电抄录下来，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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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承来训，虑远思深，谋国之心，家居弥笃，泰山北斗，景仰为劳。亦知读礼之时，不敢以阁员相浼，然万端待理，棼如乱丝，辱以庸才，丁兹危局，设使旧鼎覆，沦胥以灭，既负人民望治之心，亦违先生救时之愿，窃不自揣，欲以本府秘书长相屈，既无嫌乎夺情，且可资乎论道。先生模楷人伦，万流仰镜，倘肯垂念邦国，当不忍金玉尔音，敢布寸心，拥篲俟命。”（民国五年七月一日黎元洪《致梁任公先生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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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黎元洪还数次致书遣人恳邀先生入京，赞襄一切，此外并令公府收支处自七月分起月赠津贴二千元。其致先生各书中有一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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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违麈教，裘葛载更。岭树江云，迢迢千里，虽鳞鸿多便，邮电常通，而仰企之怀，未足罄其万一也。徐君佛苏到京，询悉素履安和，旅祺清适，欣慰不可言喻。国家多故，祸变相寻，赖执事奔走提倡之功，与夫调护斡旋之力，幸得由剥而复，转危为安。元洪不才，亦获随诸君子后，共荷巨艰，凡百措施，均资指导，嘉猷伟略，薄海同钦，此固民国无疆之休，非仅私幸已也。现在国会在开，人心粗定，而茫茫前路，来日大难，一切建设问题，非得闳才卓识，如执事者，从容坐论，随事谘商，长夜冥行，其何能淑。前曾奉上一电，敬迓高轩，适执事俨然在忧服之中，哀毁已甚，未便固请，然引伫足音，寸阴若岁，自夏徂秋，虚席以待者，亦既三阅月矣。屈指读礼之期，行满百日，为国夺情，万民所望，睹此危局，宁忍恝然，伏乞台从北来，克日命驾，慰我饥渴，示我同行。遥望江天，九顿以请，幸毋遐弃，鉴此微忱。”（民国五年黎总统《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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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五日，军务院宣布撤销，先生前后主张斡旋之力最多，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记述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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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日午后一时抵肇庆，悉军务院已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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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务院之始设立也，宣言俟袁氏退位，黎公就职，国会召集，国务院依法成立时始行取消。至是袁死黎继，而国会亦已有召集之明文，所欠者则国务院未依法成立耳。故激烈之士，以此集怨于梁任公，以任公赞成取消军务院之说也。取消军务院之议，倡自浙江督军吕公公望，梁任公起而和之，于是军务院诸抚军皆赞成此议，遂宣告军务院取消。怨任公者，以取消之议任公之电最有力，此说诚然。虽然，若以取消为非当，先怨首倡之吕，不当独怨附和之梁，况附和者举抚军皆是也，何独梁任公？独丛怨于梁，苟非借以快私忿，持论宁得谓平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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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务院之取消亦不得谓其为非黎公正位而后，所谓惩办罪魁也，恢复旧约法也，召集旧国会也，撤去龙济光也，凡护国军方面所提议者，北京政府一皆降心以相从，军务院既终当取消，则提前裁撤，以示交相让步，顾全大局之意，此正公忠体国之所为，宁有不合。且惩办罪魁，恢复约法，召集国会，撤退孽龙等事，欲使总统命令有效，必有阁员副署，苟以军务院与之对抗，而不认现国务院为合法之机关，则其所副署之命令，安能发生效力。诚如是也，则各种问题奚从解决，故军务院之取消，诸抚军不特忠于谋国，抑亦见理甚明，丝毫不得置议也。”（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五年七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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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以后先生斡旋时局的事绩尚甚多，兹不赘述。惟有一极重要事，便是先生和同人的出处问题，先生为这个问题曾屡次与同人磋商，最后的结果大概是同人方面不必拘定，先生方面则绝对不可出山。现在摘录有关此问题之材料数篇于下，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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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于六月二十六日给其子梁思成、梁思永书，可见先生是时的态度尚未大定，其时梁夫人有归宁贵州之议，所以信中也有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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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此书时，计汝母已首途矣。吾为时势所驱，恐非久亦须入都，乃知大隐市朝，谭何容易，虽以季丈之消极，当亦不能坚持也。川局已定，汝母或可由重庆行，汝等学业近如何，成永何久无禀报耶？英文京报文日内当赶成，但客多竟未获一执笔也。吾因不轻发言，故全国各报皆无文字发表，《国民公报》所登告白，不过一种虚伪耳。”（民国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与思成思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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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六日先生致蹇季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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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常我兄：奉电称即径东行，不复过沪，觖望何极。吾党数人所以自处之道，今万不能不速决，前本定相率偕隐，不复与此五浊恶世为缘，而亮平、静生力言其不能，佛苏比至亦持一切积极之议，且谓此议实兄所深赞，今读来书似较贱子尤甚。吾侪若长作此且前且却之态，重以内部不能一致，非唯无以应外界之变，即精神上之苦痛，恐亦有加无已。愿兄偕亮一来，精心商榷，进止既决，庶可以各求安心立命之处，兄何必吝此一行。贱子遘兹大故，重以荷庵之哀，而外界悲观之刺激，复日相承，几于绝无生趣，亦望故人促厀相濡以沫也。”（民国五年七月六日《与季常我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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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四日与梁令娴书，可见先生是时的心绪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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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心绪殊不宁帖，因悲悯于时局，益怆念于死生，非全行摆脱外事，则忧患相缘者恐未艾，然正有不能摆脱者存，奈何奈何。每日来电发电，各皆十通以上，每通动数百言，客亦不能尽谢，长此扰扰，实非所堪，极思避地耳。著述竟不克着手，惟学书较前益勤，日常尽二十纸，‘经’已抄完，顷方钞‘子’，稍足收敛此心耳。汤家物已购备，俟便带来。”（民国五年七月十四日《示思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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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七日致蹇季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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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门司舟中书，甚慰。智水仁山一涤淟浊，想起病之功，胜读枚叔《七发》也。此间状况，佛苏函已略陈，闭门避地等说，实行固非易，即为良心计，为自卫计，日日益感觉其不可，盖自身既有首尾未清（如军务院及松、循交涉等）之事，终不能一刀两段，而同人又非能同时尽闭门避地，其言论行动，旁观咸认为有连带责任，而以着色眼镜之眼光观察之，此后此种苦况恐日益煎迫，吾侪舍亡命于南美、南非外，无以自全。比同人日日受此激刺，却非神经过敏，公将何以策之。不孝于百日后态度不能不决定，同人持论殊不一致，深欲取决于我公，然非亲至此间，熟察形势，虽公恐亦难遥断。同人在此者非久亦将云散，故甚盼公速来，为决进止，公能允所请耶？馀不尽。”（民国五年《致季常七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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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七日给梁令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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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日电函均悉。此间同人均不以北行为然，吾意亦同，要之非满百日后不离沪出门也。永病渐痊甚慰，汝母计将达常德，惟现尚无电至。汝二叔日内当北归。此间宾朋日云散，或可稍理旧业也。汝咳已愈否，甚念。”（民国五年八月七日《与娴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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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三日致蹇季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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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叔通数书及江岛邮片，均敬承齿及，己亥书条瞑想已为颡泚，益见万事不可轻于出丑，虽小可喻大矣。溯初计已相见，各事无所缕■。七日来书有组阁云云，全属远道风影之疑。下走虽热而好动，亦不至逾轨至是。同人中虽颇有以消极为不可，若似此自杀之举，始终盖未有一人作是念，而公乃忧之如是其甚，则旁人之疑猜又不足怪矣。对日人宜有所表示，诚如尊旨。公来在即，拟相见商榷后乃发表何如？孙云已在敝寓，公至似仍以下榻此间（何日归请电示船名）为宜。此间殊无杂客，揆初处虽相距非远，然弟此时犹未能出门，公行动又非易，故以同居为宜耳。叔通明晨行（敬明已到京），不及待公矣。”（民国五年八月十三日自上海康脑脱路十八号《与季常吾兄书》，时蹇在日本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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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三日致与庐诸贤书，可见先生之行止此时尚未大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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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入杭，季常、希陶皆在，但非偕行耳。小住三日即去，当以次入宁，惟北行则殊觉迟疑，盖现在投身旋涡，危险无匹，此非爱惜羽毛之谓，古人称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明知必败，而甘作数月之牺牲，以隳永远之资望，非惟自戕贼，为国家计亦不应尔也。然默揣吾若北行，必促进政界形势之变化，作重茧以自缚，故甚惮焉。且观徐州数电，两造斥堠兵似已交绥，伯虎北行后形势恐更险恶，今若碰在此风头上，为恶虎村、水帘洞剧本中凑一脚色，这是何苦，此所为踌躇却顾也。佛苏、叔通、志先能否一来，再作商榷，更定行止耶？季常不欲住滇、桂，拟溯渝入黔，但恐亦未必能成行也。如何之处，乞速示覆。”（民国五年九月十三日《致与庐诸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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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九年袁伯揆思亮致梁思成书，可见其当日对于先生出处问题之意见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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