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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公居忧侨沪之日，坐客常满，弟厕其间，常竟日无一言，惟一夕客散独留，因为尊公陈古人出处之义，孔孟之栖栖皇皇，何尝不欲凭借诸侯之力，以行其志，而终不肯诡道以求合者，诚自重其道也。今天下谁可与计事者，不如以著书明道自任，毋更以身为武人之牺牲。当时尊公亦极谓然，后尝一度再出，而终于失望，曾有书予弟谓当终其身于教育事业，数年以来，著书讲义足以成一代之学者，垂千秋之令绪，则区区片言规讽，未始无涓埃之助。惜乎天不假年，不得竟其所业，以饷后人，此则吾曾所引为大戚者也。”（民国十八年袁思亮《致思成吾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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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间，先生为副总统、宪法、省长等问题，曾对报馆记者发表谈话三篇，其第一篇里有一段论自己出处的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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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人之政治生涯已二十年，骤然完全脱离，原属不可能之事，但立宪国之政治事业，原不限于政府当局，在野之政治家亦万不可少，对于政府之施政或为相当之应援补助，或为相当之监督匡救，此在野政治家之责任也。鄙人尝持人才经济之说，谓凡人欲自效于国或社会，最宜用其所长，鄙人自问若在言论界补助政府匡救政府，似尚有一日之长，较之出任政局或尤有益也。又国中大多数人民政治智识之缺乏，政治能力之薄弱，实无庸为讳，非亟从社会教育上痛下工夫，则宪政基础终无由确立，此着虽似迂远，然孟子所谓‘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为不畜，终身不得’。鄙人数年来受政界空气之刺激愈深，感此着之必要亦愈切。亡友汤觉顿屡劝摆弃百事，专从事于此，久不能如其教，心甚愧之。此次汤君同行间关入广西，在南宁分袂时，痛谭彻夜，汤君力言军事稍平，决当献身社会教育。别后数日，汤君遂殉国于海珠，亡友遗言安可久负，顷方有所经画，若能缉熙光明，斯孔子所谓是亦为政也。”（《与报馆记者谈话》，《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一三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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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一日与梁令娴书，可见先生是时已在谋办教育事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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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来季常丈在此同居，所益不少，前游杭游宁，皆备极欢迎，想在报中已见一二。顷决于十五日返港，省奠灵帏，且看察情形，能否卜葬，若未能，则住港两旬必仍返沪，便当北归小住也。写至此，接来禀，悉一切。希哲就外交部职无妨，吾亦托人在国务院为谋一位置，未知如何？领事则须俟外交总长定人乃可商。但作官实易损人格，易习于懒惰于巧滑，终非安身立命之所，吾顷方谋一二教育事业，希哲终须向此方面助我耳。十二舅事，循若复电言运使已允设法，吾亦已电告汝母矣。别纸言《京报》事，可呈汝叔。”（民国五年十月十一日《与娴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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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一日国会开会。是时大多数议员仍系前进步、国民两大党党员，不过此时都纷纷改变名目，原属国民系者有客庐派、丙辰俱乐部，以后与旧进步系的韬园派合组为宪法商榷会，后来再分为四个小政团。原属进步系者至是分组宪法研究会和宪法讨论会，以后合并为宪法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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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中旬，先生曾游杭州数日，月杪游宁，兼晤冯华甫，居数日复返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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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月《盾鼻集》出版，系辑此次护国运动中先生所为各种文电而成者。同月先生发表对于兴亚借款意见的谈话一篇，文见九月二十二日上海《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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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月间，先生致段祺瑞一书，就处理中美、中日关系问题提出了他的看法和具体建议。该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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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之局，能生我者新亲也，能死我者近邻也，必近邻全释其死我之心（暂不动手），然后生我者乃有所用力。项城联英之政策本不误，其误在挟英以排日。今吾新亲助我之力恐尚不及旧亲，故今虽得新亲，而依赖之程度当审慎，若令近邻窥见我有挟新亲以自重之意，恐外交上之盘根错节，方从此起，新亲为我解结解之不了也。趁此机会对于旧邻亟宜继续表示特别联络。其进行方法略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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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对于青岛问题绝意信赖日本最初之宣言，将来一听大会公决，我绝无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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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东三省金融机关决与日本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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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决开米禁，并与日本商输出粮食协助各国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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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决行金汇兑币制，用日本款，且聘用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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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关税问题等我依赖日本助我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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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今后对于战局关系进行之次第，深愿随时与日本先行接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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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条如谓可行，望电仲和[3]，使与后藤新平[4]为半公式之表示，一面速派特使于赠勋外，专达诚意。用美款扩充其工厂事，最宜慎重，恐猜疑即从此起。”（《致段祺瑞书》上海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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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六日，先生由沪赴港省亲灵殡兼计划营葬各事，是日给梁令娴一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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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午乘船归港，以现在情形计，未能葬，则小住两旬当返也。各友所送挽联可饬抄存，其有唁函，汇齐备覆。陈友仁宜忠告（告以流氓真相）之，但荐人则不必矣。”（民国五年十月十六日《与娴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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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二十四日一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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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禀悉，此次万不能遽葬，惟定葬事计画耳。前日有一书详言，汝叔于意云何，想已有复书在途也。希哲吾欲为谋广东造币局长，已发书往京，成否未知，彼意欲此否？顷定下月初八日在省开吊，前日电京，将挽联寄来，想已照办。吾初七日上省开吊后，谢客数日，相定茔地即行。”（民国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与娴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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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抵港后，曾致籍亮侪氏两书，报告粤中政情，其二十日书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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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抵港，叩谒殡宫，呜呼痛毒，云何可任，附棺各事，遗憾滋多，恐须月余乃能稍自尽也。粤事棼如乱丝，朱、陆[5]异同日剧，两派皆各遣人来诉苦，吾实难为左右袒，然桂军来者几三万，恐终非能与粤人久安。象山[6]虽不至为党派（敢保）所利用，然其所部多怂恿之，以谋扩张个人势力，斯所不免。晦翁[7]所处苦极，日萌退志，然晦翁去，恐粤难更剧，请告当局，稍为晦翁有所主持。又李耀汉、莫擎宇二人亦宜加以保护，闻象山颇欲去之，去之恐酿变也。此次来港，坚欲谢客，然客已麕集，什九皆为求啖饭而来，举国惟有盗贼与乞丐两种人，吾粤尤甚，天心何时厌乱也。”（民国五年十月二十日《致亮侪吾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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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二十四日一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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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港已六日，细察粤情，悲观殊甚，鹅湖[8]异同，绝无调和余地。考亭[9]总算无甚成见，惟象山则门墙甚峻，殆有丝毫不能迁就之势。平心论之，考亭疏节阔目，言论多不检点，且条理常有错乱，诚不免授人口实（如接印后出示称暂代督军之类），然肯负责任，洁己奉公不可及也。象山绝无权利思想，且与激烈分子绝对不相容，对于大局必能持正，惟其部下之亲戚故友，各谋扩张各人势力（质言之饭碗问题也），拥戴而利用之，事事挑拨，非逼退考亭不可，而此辈皆乡间人，识字且少，其绝无政治智识更不待言。象山本极可辅，然无如其左右近习何，初意欲荐一二人入其幕府，但此计画全属泡影，盖无论何人，苟欲匡正象山，必不数日而见挤以去也。象山顷对于中央颇有恶感，其意总以为中央不信任彼，故令考亭来监视之，即对于贱子情意之亲，亦远不如前，盖其左右谓考亭之来由我荐也。芝老来电，属弟调和，然以现情计，实无从着手，盖戴着色眼镜以听吾言，则吾言安复有效者。粤军费去年九百万，现计千九百万，财厅一贫如洗，常向商人以一二分之重息借一二万度日，不知如何得了。现新增桂军三万人，殆在必不可裁之列，既如是则须裁粤军，而李耀汉、莫擎宇之军裁之亦将生变，且如此则粤将永为桂军之殖民地，即目前勉强办到，而后患亦且滋耳。然此却不能以前此之用象山为悔，盖非如是，则龙不能去，龙不能去，则目前早已无办法也。即此后象山若辞去，粤局恐仍不可收拾，今惟望考亭忍辱负重，稍培其力，将来或有办法耳。考亭计画欲将警备军重新编练，此确见一要着，惟今象山所争者即在此物，闻二十日曾发一电要求暂借警备军七十五营，未知中央如何对付，若已许之，则考亭非去不可也。粤情大略如此，望密告芝老妥筹应付。弟拟下月初八日在粤城设奠先灵，奠后乃出见客，留粤不过数日，不敢多说话，非有所规避，恐增葛藤，反使当局为难也。余续闻。”（民国五年十月二十四日《致亮侪我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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