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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决开米禁，并与日本商输出粮食协助各国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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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决行金汇兑币制，用日本款，且聘用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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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关税问题等我依赖日本助我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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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今后对于战局关系进行之次第，深愿随时与日本先行接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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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条如谓可行，望电仲和[3]，使与后藤新平[4]为半公式之表示，一面速派特使于赠勋外，专达诚意。用美款扩充其工厂事，最宜慎重，恐猜疑即从此起。”（《致段祺瑞书》上海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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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六日，先生由沪赴港省亲灵殡兼计划营葬各事，是日给梁令娴一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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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午乘船归港，以现在情形计，未能葬，则小住两旬当返也。各友所送挽联可饬抄存，其有唁函，汇齐备覆。陈友仁宜忠告（告以流氓真相）之，但荐人则不必矣。”（民国五年十月十六日《与娴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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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二十四日一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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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禀悉，此次万不能遽葬，惟定葬事计画耳。前日有一书详言，汝叔于意云何，想已有复书在途也。希哲吾欲为谋广东造币局长，已发书往京，成否未知，彼意欲此否？顷定下月初八日在省开吊，前日电京，将挽联寄来，想已照办。吾初七日上省开吊后，谢客数日，相定茔地即行。”（民国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与娴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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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抵港后，曾致籍亮侪氏两书，报告粤中政情，其二十日书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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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抵港，叩谒殡宫，呜呼痛毒，云何可任，附棺各事，遗憾滋多，恐须月余乃能稍自尽也。粤事棼如乱丝，朱、陆[5]异同日剧，两派皆各遣人来诉苦，吾实难为左右袒，然桂军来者几三万，恐终非能与粤人久安。象山[6]虽不至为党派（敢保）所利用，然其所部多怂恿之，以谋扩张个人势力，斯所不免。晦翁[7]所处苦极，日萌退志，然晦翁去，恐粤难更剧，请告当局，稍为晦翁有所主持。又李耀汉、莫擎宇二人亦宜加以保护，闻象山颇欲去之，去之恐酿变也。此次来港，坚欲谢客，然客已麕集，什九皆为求啖饭而来，举国惟有盗贼与乞丐两种人，吾粤尤甚，天心何时厌乱也。”（民国五年十月二十日《致亮侪吾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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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二十四日一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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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港已六日，细察粤情，悲观殊甚，鹅湖[8]异同，绝无调和余地。考亭[9]总算无甚成见，惟象山则门墙甚峻，殆有丝毫不能迁就之势。平心论之，考亭疏节阔目，言论多不检点，且条理常有错乱，诚不免授人口实（如接印后出示称暂代督军之类），然肯负责任，洁己奉公不可及也。象山绝无权利思想，且与激烈分子绝对不相容，对于大局必能持正，惟其部下之亲戚故友，各谋扩张各人势力（质言之饭碗问题也），拥戴而利用之，事事挑拨，非逼退考亭不可，而此辈皆乡间人，识字且少，其绝无政治智识更不待言。象山本极可辅，然无如其左右近习何，初意欲荐一二人入其幕府，但此计画全属泡影，盖无论何人，苟欲匡正象山，必不数日而见挤以去也。象山顷对于中央颇有恶感，其意总以为中央不信任彼，故令考亭来监视之，即对于贱子情意之亲，亦远不如前，盖其左右谓考亭之来由我荐也。芝老来电，属弟调和，然以现情计，实无从着手，盖戴着色眼镜以听吾言，则吾言安复有效者。粤军费去年九百万，现计千九百万，财厅一贫如洗，常向商人以一二分之重息借一二万度日，不知如何得了。现新增桂军三万人，殆在必不可裁之列，既如是则须裁粤军，而李耀汉、莫擎宇之军裁之亦将生变，且如此则粤将永为桂军之殖民地，即目前勉强办到，而后患亦且滋耳。然此却不能以前此之用象山为悔，盖非如是，则龙不能去，龙不能去，则目前早已无办法也。即此后象山若辞去，粤局恐仍不可收拾，今惟望考亭忍辱负重，稍培其力，将来或有办法耳。考亭计画欲将警备军重新编练，此确见一要着，惟今象山所争者即在此物，闻二十日曾发一电要求暂借警备军七十五营，未知中央如何对付，若已许之，则考亭非去不可也。粤情大略如此，望密告芝老妥筹应付。弟拟下月初八日在粤城设奠先灵，奠后乃出见客，留粤不过数日，不敢多说话，非有所规避，恐增葛藤，反使当局为难也。余续闻。”（民国五年十月二十四日《致亮侪我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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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八日，蔡松坡以肺疾卒于日本福冈医院。先生闻耗悲痛异常，除于十二月五日与旅沪人士举行公祭外，并率仲弟仲策等私祭之，祭文中有下面一段话，可见其伤情之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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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指平生素心之交复几许，弃我去者若陨箨相续，而几无复馀，远者勿论，近其何如，孺博、远庸、觉顿、典虞，其人皆万夫之特，皆未四十而摧折于中途。嗟乎嗟夫，天不欲使余复有所建树，曷为降罚不于吾躬而于吾徒。况乃蓼莪罔极，脊令毕逋，血随泪尽，魂共岁徂，吾松坡乎！吾松坡乎！汝何忍自洁而不我俱。”（《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第十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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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先生撰《邵阳蔡公略传》一篇，载《松坡军中遗书》中，现在再把先生当日挽他的一联抄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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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所恶有甚于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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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夫人之恸而谁为。”（《大中华》第二卷十二期文苑栏页四《挽蔡松坡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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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先生为纪念蔡松坡计，发起倡办松坡图书馆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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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蔡松坡生平和他这次发动护国之役的经过，可以参考先生所撰《蔡松坡遗事》和《松坡军中遗书》。关于先生发动并主持这次护国运动的经过情形，除以上所引各项材料外，还可以参考他的《国体战争躬历谈》和《护国之役回顾谈》两篇。现在把他在《国体战争躬历谈》所论成功前后情形和预先所抱态度的话抄在下面，作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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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独立未久，浙江独立，及余复到上海时，陕西、湖南、四川复相继独立，于是独立者既有八省，而南京之冯将军国璋复联长江各省暗为主持，大局已略定矣。五月下旬，冯将军开会议于南京，谋劝袁氏退位。袁氏执迷不悟，南北之局渐有大破裂之势。当事机极险急之时，袁氏忽然死去，于是黎公遵依约法继任，段将军祺瑞组织内阁以辅之，国势遂大定，此实天之佑我中国也。及约法既复，国会既开，南方军务院即同时撤销，余此次经手事业亦完结矣。今一部分之军人与新进之民党，虽小有差池，然此时实过渡时代应有之现象，不足为深忧。要之此后我国之共和政治，必日趋巩固，可断言也。当在天津与蔡君共谋举义时，曾相约曰：今兹之役若败，则吾侪死之，决不亡命；幸而胜，则吾侪退隐，决不立朝。盖以近年来国中竞争权利之风太盛，吾侪任事者宜以身作则，以矫正之。且吾以为中国今后之大患在学问不昌，道德沦坏，非从社会教育痛下工夫，国势将不可救，故吾愿献身于此，觉其关系视政治为尤重大也。今蔡君既以养病闲居，吾亦将从事于吾历年所经营之教育事业，且愿常为文字以与天下相见，若能有补国家于万一，则吾愿遂矣。”（《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一四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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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是年著述中除上面已经引录或提到者外，尚有下列诸篇：《扩充富滇银行以救国利商议》、《两广护国军募集军资公启》、《袁世凯之解剖》、《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军务院致前大总统袁公函》（未发）、《军务院致各省公函》（未发）、《西南军事与国际公法》、《辟复辟论》、《五年来之教训》、《番禺汤公略传》、《南海王公略传》、《新会谭公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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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十月三十日五女思宁生，十二月六日六子思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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