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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决开米禁,并与日本商输出粮食协助各国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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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决行金汇兑币制,用日本款,且聘用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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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关税问题等我依赖日本助我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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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今后对于战局关系进行之次第,深愿随时与日本先行接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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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条如谓可行,望电仲和[3],使与后藤新平[4]为半公式之表示,一面速派特使于赠勋外,专达诚意。用美款扩充其工厂事,最宜慎重,恐猜疑即从此起。”(《致段祺瑞书》上海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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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六日,先生由沪赴港省亲灵殡兼计划营葬各事,是日给梁令娴一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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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午乘船归港,以现在情形计,未能葬,则小住两旬当返也。各友所送挽联可饬抄存,其有唁函,汇齐备覆。陈友仁宜忠告(告以流氓真相)之,但荐人则不必矣。”(民国五年十月十六日《与娴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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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二十四日一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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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禀悉,此次万不能遽葬,惟定葬事计画耳。前日有一书详言,汝叔于意云何,想已有复书在途也。希哲吾欲为谋广东造币局长,已发书往京,成否未知,彼意欲此否?顷定下月初八日在省开吊,前日电京,将挽联寄来,想已照办。吾初七日上省开吊后,谢客数日,相定茔地即行。”(民国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与娴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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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抵港后,曾致籍亮侪氏两书,报告粤中政情,其二十日书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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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抵港,叩谒殡宫,呜呼痛毒,云何可任,附棺各事,遗憾滋多,恐须月余乃能稍自尽也。粤事棼如乱丝,朱、陆[5]异同日剧,两派皆各遣人来诉苦,吾实难为左右袒,然桂军来者几三万,恐终非能与粤人久安。象山[6]虽不至为党派(敢保)所利用,然其所部多怂恿之,以谋扩张个人势力,斯所不免。晦翁[7]所处苦极,日萌退志,然晦翁去,恐粤难更剧,请告当局,稍为晦翁有所主持。又李耀汉、莫擎宇二人亦宜加以保护,闻象山颇欲去之,去之恐酿变也。此次来港,坚欲谢客,然客已麕集,什九皆为求啖饭而来,举国惟有盗贼与乞丐两种人,吾粤尤甚,天心何时厌乱也。”(民国五年十月二十日《致亮侪吾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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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二十四日一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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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港已六日,细察粤情,悲观殊甚,鹅湖[8]异同,绝无调和余地。考亭[9]总算无甚成见,惟象山则门墙甚峻,殆有丝毫不能迁就之势。平心论之,考亭疏节阔目,言论多不检点,且条理常有错乱,诚不免授人口实(如接印后出示称暂代督军之类),然肯负责任,洁己奉公不可及也。象山绝无权利思想,且与激烈分子绝对不相容,对于大局必能持正,惟其部下之亲戚故友,各谋扩张各人势力(质言之饭碗问题也),拥戴而利用之,事事挑拨,非逼退考亭不可,而此辈皆乡间人,识字且少,其绝无政治智识更不待言。象山本极可辅,然无如其左右近习何,初意欲荐一二人入其幕府,但此计画全属泡影,盖无论何人,苟欲匡正象山,必不数日而见挤以去也。象山顷对于中央颇有恶感,其意总以为中央不信任彼,故令考亭来监视之,即对于贱子情意之亲,亦远不如前,盖其左右谓考亭之来由我荐也。芝老来电,属弟调和,然以现情计,实无从着手,盖戴着色眼镜以听吾言,则吾言安复有效者。粤军费去年九百万,现计千九百万,财厅一贫如洗,常向商人以一二分之重息借一二万度日,不知如何得了。现新增桂军三万人,殆在必不可裁之列,既如是则须裁粤军,而李耀汉、莫擎宇之军裁之亦将生变,且如此则粤将永为桂军之殖民地,即目前勉强办到,而后患亦且滋耳。然此却不能以前此之用象山为悔,盖非如是,则龙不能去,龙不能去,则目前早已无办法也。即此后象山若辞去,粤局恐仍不可收拾,今惟望考亭忍辱负重,稍培其力,将来或有办法耳。考亭计画欲将警备军重新编练,此确见一要着,惟今象山所争者即在此物,闻二十日曾发一电要求暂借警备军七十五营,未知中央如何对付,若已许之,则考亭非去不可也。粤情大略如此,望密告芝老妥筹应付。弟拟下月初八日在粤城设奠先灵,奠后乃出见客,留粤不过数日,不敢多说话,非有所规避,恐增葛藤,反使当局为难也。余续闻。”(民国五年十月二十四日《致亮侪我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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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八日,蔡松坡以肺疾卒于日本福冈医院。先生闻耗悲痛异常,除于十二月五日与旅沪人士举行公祭外,并率仲弟仲策等私祭之,祭文中有下面一段话,可见其伤情之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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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指平生素心之交复几许,弃我去者若陨箨相续,而几无复馀,远者勿论,近其何如,孺博、远庸、觉顿、典虞,其人皆万夫之特,皆未四十而摧折于中途。嗟乎嗟夫,天不欲使余复有所建树,曷为降罚不于吾躬而于吾徒。况乃蓼莪罔极,脊令毕逋,血随泪尽,魂共岁徂,吾松坡乎!吾松坡乎!汝何忍自洁而不我俱。”(《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第十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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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先生撰《邵阳蔡公略传》一篇,载《松坡军中遗书》中,现在再把先生当日挽他的一联抄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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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所恶有甚于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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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夫人之恸而谁为。”(《大中华》第二卷十二期文苑栏页四《挽蔡松坡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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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先生为纪念蔡松坡计,发起倡办松坡图书馆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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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蔡松坡生平和他这次发动护国之役的经过,可以参考先生所撰《蔡松坡遗事》和《松坡军中遗书》。关于先生发动并主持这次护国运动的经过情形,除以上所引各项材料外,还可以参考他的《国体战争躬历谈》和《护国之役回顾谈》两篇。现在把他在《国体战争躬历谈》所论成功前后情形和预先所抱态度的话抄在下面,作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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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独立未久,浙江独立,及余复到上海时,陕西、湖南、四川复相继独立,于是独立者既有八省,而南京之冯将军国璋复联长江各省暗为主持,大局已略定矣。五月下旬,冯将军开会议于南京,谋劝袁氏退位。袁氏执迷不悟,南北之局渐有大破裂之势。当事机极险急之时,袁氏忽然死去,于是黎公遵依约法继任,段将军祺瑞组织内阁以辅之,国势遂大定,此实天之佑我中国也。及约法既复,国会既开,南方军务院即同时撤销,余此次经手事业亦完结矣。今一部分之军人与新进之民党,虽小有差池,然此时实过渡时代应有之现象,不足为深忧。要之此后我国之共和政治,必日趋巩固,可断言也。当在天津与蔡君共谋举义时,曾相约曰:今兹之役若败,则吾侪死之,决不亡命;幸而胜,则吾侪退隐,决不立朝。盖以近年来国中竞争权利之风太盛,吾侪任事者宜以身作则,以矫正之。且吾以为中国今后之大患在学问不昌,道德沦坏,非从社会教育痛下工夫,国势将不可救,故吾愿献身于此,觉其关系视政治为尤重大也。今蔡君既以养病闲居,吾亦将从事于吾历年所经营之教育事业,且愿常为文字以与天下相见,若能有补国家于万一,则吾愿遂矣。”(《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一四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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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是年著述中除上面已经引录或提到者外,尚有下列诸篇:《扩充富滇银行以救国利商议》、《两广护国军募集军资公启》、《袁世凯之解剖》、《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军务院致前大总统袁公函》(未发)、《军务院致各省公函》(未发)、《西南军事与国际公法》、《辟复辟论》、《五年来之教训》、《番禺汤公略传》、《南海王公略传》、《新会谭公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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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十月三十日五女思宁生,十二月六日六子思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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