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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年谱长编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丁巳） 四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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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九日，政府对德国新潜艇政策提出抗议。三月十四日，政府宣布对德国绝交。六月十二日，大总统令解散国会。七月一日，安徽督军张勋拥清帝宣统在京宣告复辟，同日，先生通电反对，后即参与段祺瑞、冯国璋讨伐复辟之役。六日，冯副总统通告就代理大总统职。十九日，段内阁成立，先生受任为财政总长。二十四日，国务院通电各省征求召集临时参议院意见。是月，川、滇军冲突，四川省长兼督军戴戡遇难。八月十一日，云南督军唐继尧通电拥护约法。十四日，政府宣布对德、奥宣战。九月一日，粤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大元帅。十一月十五日，内阁总辞职，十八日，先生单独再辞财政总长职，二十二日给假，以次长李思浩代理，三十日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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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护国运动成功以后，先生原有放弃政治生活的意向和从事社会教育事业的计划，但是自去冬以来，宪法问题、对德外交问题、内阁问题和复辟问题等，都与先生有不可解的关系，所以最后又不期然而然的卷入漩涡里面了。先生本年一月六日入京，是时内阁外交两问题都在亟待解决情形中，该两问题之解决，先生主持斡旋之力颇多。一月五日张君劢致先生一书，报告在徐、宁与张勋、冯华甫接洽内阁问题的经过情形，借见先生斡旋其事的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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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徐情形：十八日晨四时抵徐，午后二时晤张少轩，顾问财交二部总长更动事，谈次似以外省电报不去，中央无力去陈[10]为虑，对于许世英尤多不满之词。靳、徐[11]南下时，主张不一，少轩于又铮扬言去元首之语，极不为然，彼语予曰：‘既办不到，何取多言，总理既无搜罗天下人才之量，而寥寥数人意见分歧若是，大可虑也。’及谈联合各省通电事（吾辈所计划之电），但答曰：‘请拟电稿来再酌。’以昨日所谈情形观之，以愤中央之阻止通电，勇气大不如前。彼问予曰：‘近日友人颇有以不问事相劝者，以多言徒令人厌恶，而事实上不生效果也。’推其用心，必系既得罪总统，复不见好于总理，乃有此语。旋与参谋长万功禹谈，颇以电报为然，但问二语：一、各省通电后，总理实行之决心如何？以通电而后，总理有无决心与各省协同进行，其关系极大也。二、各省之决心如何？通电易而最后决心之表现难，万一电发而后，而决心不能继起，则全局之不可收拾，必视今日为尤甚。语气间似要求吾党先与总理及各省商定前后办法后，再言通电，此二者诚题中应有之义，不可不注意者也。功禹又言今日病根所在，全在府院，总理坚持不走，而又一事不能进行，此必非久长之道，须请任公注意及此，然后政局方有转旋之法。继询以后继内阁，则曰：东海外无他人。闻十六日陆闰生在徐，陆之来，为交通五百万日款欤！为徐内阁欤？大可研究也。合张、万之言观之，对于吾党所计画之电文，如诚有具体内容，（功禹告以宗孟为倪丹忱所拟电极空泛，其意若曰凡空言而无实际者，彼不能赞成也。）有切实办法者，彼必赞成，如仅以一电了事，彼或者宁居缄默，不愿署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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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情形：今日午后三时抵宁，与副座谈二时，其答复之语如下：联合各省通电事，副座答曰：‘此事应看各党协商之进行如何，进行而善，则无须发电，进行而不善，则发电之期如何，极应斟酌。’继告以各党对宪法条文之争执，及国会组织法之万无修改之望，彼答云：‘事非不可行，但发电之先后次第，及发电后如何乃生效力，应先研究。’至儿子不要请老子出场一层，更不以为然。但答云：‘不甚接头，余当先以个人名义与国民协商，彼必就范。’谈次似颇自信其势力之雄厚者，催促换财政总次长事，对叔鲁[12]极表赞成，云：‘吾辈军人必以全力拥护。’至去陈一层，彼云：‘近温钦甫代陈说项，余亦并未说断。’余以此事悬而不决，必非佳象为言，彼答云：‘叔鲁入部后，实权移转，陈必自辞。’并问殷如何位置之法。窥其用意，殷、徐必去（对徐有不足爱惜之语），陈则暂留，使叔鲁以渐进之法取得其位置，秉三督办颇表反对之意，云：‘督办无法律根据，且多设机关，则多开支。’并云秉三之财政成绩大是疑问，余以秉三至诚奉公，深通币制银行为言，彼答云：‘交情浅，不能深知。’其所以反对秉三若此者，有无特别原因，真令人莫明其妙。江西省长事，彼答云并无其事（以李士伟继戚之说），近李与戚言归于好，已无须任命他人。语以如有机缘，请荐亮侪。彼答云，此事极难，以国民党正在运动，言外之意，此位置既非国民党人所能得，当然非进步党人所应觊觎矣。统徐、宁所谈观之，通电一层，随时势迁流，尚非不易办到，此等国会存在一日，必有电报发出之一日，惟内容如何？时日如何？似应切实研究，具体条件列举以前。应否先有概括之劝告，副座之意侧重于先商量而后发电。财政总次长及中国银行事应分数层：一如必设督办，非请叔鲁及幼伟南来说明一番，日后必生误会。二如不设督办，以秉三为总裁，或伯之为总裁如何？三陈之去留，段既不坚持，冯又踌躇，似暂不去陈，而叔鲁当次长，以移转实权，不得谓非一法。四冯惑于钦甫之言，以同时去三人为虑，迟不发表，必至中变，似宜先发表叔鲁次长为入手办法，此事急待解决，银行中人盼望尤切，昨已由兴业代发一密电，以在申无他密本可求也。望先生速寄一册来，密电费贵不可言。先生在申时发十万火急密电，已成习惯，现在非字字出费不可，恐此后即有要事，亦难得发密电机会矣。下车后匆匆作此，恐今日不发信，除夕已近，今年已接不到也。”（民国六年一月五日张嘉森《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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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这次入京的任务，大概就在宪法、内阁和对德外交三个问题，现在摘录《申报》新闻数则于下，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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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七日《申报》载先生谈话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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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晤任公谈话要点：（一）昨谒黎、段详谈，府院间已无甚深意见，非如外间传闻之甚。（二）希望内阁不生动摇，有碍政务。（三）过宁、徐晤冯，极尊重国家最高各机关之意，张勋对于国会多愤激语，但并无具体之主张。（四）段对于收束军队确有计画，冯亦深悉之。（五）愿国会速从事分内职务，恢复信用。（六）不入政局，留十余日返沪办理学校。（七）调和各派，减少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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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十一日《申报》载先生对国会议员之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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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与国会议员谈话要旨：（一）述时局关系，冯领衔之通电用意，实恐他省有轨外行动，故以三事陈说，则他项问题不生。（二）示宪法意见，省制不入固好，照中立团提出者加入亦好，惟不信任投票问题，可以不必致，解散权应不加限制。（三）对参院组织，今日参院议员之激烈过于众院，是失两院妙用，应急将院法修改，此后组织如退任总统总理及高等军职，当然取得议员资格。（四）对国会希望，项城故后，鄙人派范源濂会于南京，力争国会复活，并签字保其成绩必良，此次过宁，冯举以见示，故深望诸同人努力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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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十三日《申报》载总统府邀先生等开会，商速成宪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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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首以政局不定，期宪法速成，今日（十二日）特约梁任公、汤济武、梁善济、蓝公武、徐佛苏、孙洪伊、吴景濂、王家襄、王正廷、谷张等入府共餐，会商疏通让步，务于国会第三期开会前完成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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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十五日《申报》载先生在某欢迎会中发表之政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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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任公昨在欢迎会发表政见：（一）省制不如不加入。（二）弹劾与解散权当使实行。（三）不信任投票勿定入宪法，不如专用否决预算权。（四）优待条件，俟宪成以后再以宪法程序通过之。（五）国会组织法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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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七日《申报》载先生对时局条陈之五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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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任公条陈五事：（一）整理财政；（二）收束军队；（三）澄清吏治；（四）维持教育；（五）振兴实业。元首已提交阁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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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九日，政府对德国新潜艇政策提出抗议。三月十四日，政府宣布与德国断绝国交。五月七日，政府咨送对德宣战案至众议院，十九日该院议决缓议，同日各省督军为宣战宪法问题开军事会议于北京，呈请大总统解散国会，二十三日免国务总理段祺瑞职。六月一日，大总统令召安徽督军张勋入京，十四日张勋入京，遂有强迫解散国会和宣告复辟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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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日对德、奥绝交和宣战问题，先生是主张最力的一个人，政府方面总理主张最力，而总统和多数国会议员反对之。在野方面除名流康南海、孙中山、唐绍仪等通电反对外，一般舆论多半都不赞成，因为先生是主张并赞助最力的人的缘故，当时人士和舆论颇不满于他，关于他参与其事的详细经过，有《余与此次对德外交之关系及其主张》和《外交方针质言》两篇文章可以参考，现在摘录两节在下面，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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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外交方针质言》一文里有这样一段话，可见他当日主张对德绝交宣战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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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曷为忽然有参战之议耶？吾侪曷为锐意赞成此议耶？请质言之，所谓公法，所谓人道，普通议耳，所谓条件，抑附属之后起义耳，其根本义乃在因应世界大势而为我国家熟筹将来，所以自处之途。第一，从积极进取方面言之，非乘此时有所自表见，不足奋进，以求厕身于国际团体之林。第二，从消极维持现状言之，非与周遭关系密切之国同其利害，不复能蒙均势之庇。必深明乎此两义，然后问题之价值乃得而讨论也。”（《合集·文集》之三十五第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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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同文中有附言一段，可见先生参与其事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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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闻反对派言论，以兹事集矢于鄙人之一身，目为主动，斥为阴谋。鄙人固知责任负责任之人也，自审为心之所安，则谤议固夙所不避，虽然事实殊不尔尔。吾诚为赞成之一人，锡以主动之美称，殊非敢承。反对者慎勿疑吾为卸责，吾为赞成派，故不敢掠人美也。美国照会我政府，劝与彼一致行动，实二月三日事。此问题发生，吾居天津，至八日午当局电招入都商榷，吾以晚车往，则知已开国务会议六次，请总统训示三次，大计已定矣。吾未蒙咨询以前，所主张已与政府相同，及晤谈后询悉交涉经过情形，其赞成自无待言，然吾当时犹主张稍缓发表，其理由有二：一则谓为最后非有宣战之决心，则抗议毋宁勿发；二则谓发抗议以前，有三方面当先行接洽，其一协约方面，其二国会方面，其三各省长官方面也。当时曾劝当道将此程序办妥乃发，当道亦谓然。然某总长某参事已于八日面许美使，云明日发表矣，既不便变更，则惟有于抗议后补行接洽已耳。其后总统招七人在府中会商兹事，余尝有言云：‘当二月九日六点钟以前，余为最慎重之一人，当其日六点钟以后，余为最急进之一人’，此实录也。其后余住京二十余日，常以个人交谊与公使团交换意见，且向国会各派要人陈说其所主张，余与兹事关系之经过略如右，将来兹事如误国也，余不敢辞罪，苟其利国，吾不敢贪功，然吾之所信，吾固始终守之弗渝也。”（同上第十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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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尚有后面几篇材料，现在依次抄录之，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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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三日《申报》载先生论对德外交问题，题为《梁任公之中德国际前途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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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任公语某记者云：此次德国布告之潜航艇作战新计画，实属违背公法，蹂躏人道，危害中立国人民生命财产，中国亦中立国之一，乌能隐忍，任其施行。我驻德公使既接德政府通告，我政府若置不问，即同默认，既必须通牒，则除抗议外，更有何话可说，故政府抗议之举，鄙人认为极正当之办法。德国为吾中国平素敬爱之国，此次提出抗议之后，吾人深望其幡然容纳，勿致损及两国国交，万一德国竟不容纳，则吾国之随宜进行，亦属万不得已之举。至协约国方面想必乐睹吾国之加入，吾国政府随时势之推移，自不能不先求接洽，就中于日本者，谊属同洲利害关亦较密切，尤应开诚布公，与之协商，此则今日吾国应取之根本方针，万变不离其宗旨者也，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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