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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任公昨在欢迎会发表政见：（一）省制不如不加入。（二）弹劾与解散权当使实行。（三）不信任投票勿定入宪法，不如专用否决预算权。（四）优待条件，俟宪成以后再以宪法程序通过之。（五）国会组织法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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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七日《申报》载先生对时局条陈之五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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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任公条陈五事：（一）整理财政；（二）收束军队；（三）澄清吏治；（四）维持教育；（五）振兴实业。元首已提交阁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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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九日，政府对德国新潜艇政策提出抗议。三月十四日，政府宣布与德国断绝国交。五月七日，政府咨送对德宣战案至众议院，十九日该院议决缓议，同日各省督军为宣战宪法问题开军事会议于北京，呈请大总统解散国会，二十三日免国务总理段祺瑞职。六月一日，大总统令召安徽督军张勋入京，十四日张勋入京，遂有强迫解散国会和宣告复辟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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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日对德、奥绝交和宣战问题，先生是主张最力的一个人，政府方面总理主张最力，而总统和多数国会议员反对之。在野方面除名流康南海、孙中山、唐绍仪等通电反对外，一般舆论多半都不赞成，因为先生是主张并赞助最力的人的缘故，当时人士和舆论颇不满于他，关于他参与其事的详细经过，有《余与此次对德外交之关系及其主张》和《外交方针质言》两篇文章可以参考，现在摘录两节在下面，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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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外交方针质言》一文里有这样一段话，可见他当日主张对德绝交宣战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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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曷为忽然有参战之议耶？吾侪曷为锐意赞成此议耶？请质言之，所谓公法，所谓人道，普通议耳，所谓条件，抑附属之后起义耳，其根本义乃在因应世界大势而为我国家熟筹将来，所以自处之途。第一，从积极进取方面言之，非乘此时有所自表见，不足奋进，以求厕身于国际团体之林。第二，从消极维持现状言之，非与周遭关系密切之国同其利害，不复能蒙均势之庇。必深明乎此两义，然后问题之价值乃得而讨论也。”（《合集·文集》之三十五第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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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同文中有附言一段，可见先生参与其事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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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闻反对派言论，以兹事集矢于鄙人之一身，目为主动，斥为阴谋。鄙人固知责任负责任之人也，自审为心之所安，则谤议固夙所不避，虽然事实殊不尔尔。吾诚为赞成之一人，锡以主动之美称，殊非敢承。反对者慎勿疑吾为卸责，吾为赞成派，故不敢掠人美也。美国照会我政府，劝与彼一致行动，实二月三日事。此问题发生，吾居天津，至八日午当局电招入都商榷，吾以晚车往，则知已开国务会议六次，请总统训示三次，大计已定矣。吾未蒙咨询以前，所主张已与政府相同，及晤谈后询悉交涉经过情形，其赞成自无待言，然吾当时犹主张稍缓发表，其理由有二：一则谓为最后非有宣战之决心，则抗议毋宁勿发；二则谓发抗议以前，有三方面当先行接洽，其一协约方面，其二国会方面，其三各省长官方面也。当时曾劝当道将此程序办妥乃发，当道亦谓然。然某总长某参事已于八日面许美使，云明日发表矣，既不便变更，则惟有于抗议后补行接洽已耳。其后总统招七人在府中会商兹事，余尝有言云：‘当二月九日六点钟以前，余为最慎重之一人，当其日六点钟以后，余为最急进之一人’，此实录也。其后余住京二十余日，常以个人交谊与公使团交换意见，且向国会各派要人陈说其所主张，余与兹事关系之经过略如右，将来兹事如误国也，余不敢辞罪，苟其利国，吾不敢贪功，然吾之所信，吾固始终守之弗渝也。”（同上第十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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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尚有后面几篇材料，现在依次抄录之，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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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三日《申报》载先生论对德外交问题，题为《梁任公之中德国际前途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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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任公语某记者云：此次德国布告之潜航艇作战新计画，实属违背公法，蹂躏人道，危害中立国人民生命财产，中国亦中立国之一，乌能隐忍，任其施行。我驻德公使既接德政府通告，我政府若置不问，即同默认，既必须通牒，则除抗议外，更有何话可说，故政府抗议之举，鄙人认为极正当之办法。德国为吾中国平素敬爱之国，此次提出抗议之后，吾人深望其幡然容纳，勿致损及两国国交，万一德国竟不容纳，则吾国之随宜进行，亦属万不得已之举。至协约国方面想必乐睹吾国之加入，吾国政府随时势之推移，自不能不先求接洽，就中于日本者，谊属同洲利害关亦较密切，尤应开诚布公，与之协商，此则今日吾国应取之根本方针，万变不离其宗旨者也，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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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中旬，先生致张勋二书，申述对德外交之理由，并派张君劢前往陈说，兹将二函抄录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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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一日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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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帅惠鉴：久违光霁，结殊深。弟于八号下午，承当局电招入都，实发出对德抗议之前一日也。兹事骤然发生，似骇听闻，但详察内情，乃知实非得已，且利余于害。以超个人良心论，平昔崇敬德国，何忍乘人于危，但为国家利害计，乃不得不忍痛以赞成斯举。徐东海、王聘卿、陆子欣[13]诸公，皆老成谋国，最称稳练，然皆异口同声，促政府之果断，亦可见政府此举，尚非孟浪也。通电各省之辞，当未能尽将内容实情详述。据超所能见及者，若拒美请而孤立，即中国将来必为列强俎上之肉。今出此途，于救亡之外，尚有一线进取之路耳。未审荩筹所及何如？谨述鄙怀，以供参考。”（《近代史资料》总三十五期第二十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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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七日，又致张勋一书，并派张君劢前往面陈一切。该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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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帅惠鉴：别后抵京，尽其棉薄，从事匡正，似亦收效于一二。唯鞭策救济之功，终须随时仰诸疆吏。今托张君劢报告一切，伏乞垂教主持。”（同上第二十二页）二月十四日，先生致蹇季常书，论时局情形和自己态度，是时大概有邀先生入阁之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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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京后竟未致公一书，殊不能以忙自解也。日来经过情形，非书可宣，即无书公亦当有所闻，今得以一语相慰藉者，则东邻情感似尚好耳。个人所狼狈者，则一部改组之议颇昌，东海主之尤力，而吾所以谢之者，不能自圆其说，今正侧足以窥陷阱耳。公何以教之？三四日后（下星期一二间）当归津一商榷也。”（民国六年二月十四日《与季常七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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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八日，先生致蹇季常书，论时局各事和出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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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悉。蓉电已面致楙堂，彼言信任至笃，两去之说，向不谓然。彼本意以王作过度，今王已行，办法益窘云云，已照电循。出处问题，今夕亮才、印昆、叔通、溯初、志先五人会谭辨论极烈，历四五时始散。鄙意已觉有不能不倾于进取之势，惟当绝不自动任被动之成行耳，理由俟到津面详。本拟今日返，顷又不能，因东邻有密使来（专谒东海茂堂及下走），事机发展益急，顷又已电（茂堂两电）大树速来，祸福之机，系此数日，不能不小待也。亮才今日南下，沿途迎谒，大树在津亦不能下车也。公病如何，糟醉已停否，至念。”（民国六年二月十八日《与季常七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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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日《申报》载先生对于外交方针决定后，关于财政上之主张，题为《梁任公之主张整理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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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任公近日有对于财政上之意见发表，其主张略谓：吾国外交方针决定之后，关于种种准备，其费必不资，然非财政上立定基础，必至临时一筹莫展。整理财政，方法多端，就中整理关税，如得各国同意，似为轻便易举，现时物价腾贵，较之与各国协定关税时相去甚远，若不改正物价表，是输入各国以极重之价完极轻之税，大失其平，故所谓整理关税初不必加增税率，即就改正物价表论之，所得即已甚大。余意改正之物价，宜以欧战前二年之物价及距今前一年之物价平均之数为准。至税率一层，前吕、盛二大臣所订商约，谓裁厘后关税可由值百抽五增至值百抽十，更加子口半税，值百抽二五，共为值百抽十二五，由是一税之后，任其所至。但今裁厘万办不到，断无值百抽十之理，今拟与各国商此，在裁厘以前，各物仍照值百抽五例征取，惟子口税合并计算，共为七二五，不问该物之是否运至子口也。但以此层与各国商办，全为增加收入起见，决不带有保护本国物产之意，凡本国物产，兹为加增收入，并须重征。又与各国协商，全本诸国际间之好意为之，亦决不含有交换条件之意，外间不可误会云云。此系闻之任公与某君之谈话，想刻正由当局熟商进行方法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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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八日《申报》载先生参加外交会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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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公府开外交临时特议，元首出席，与议者，冯副座、段总理、徐东海、王聘卿、梁任公、荫午楼六人，结果对德方针完全决定，未实施前仍取严慎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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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国会议员马君武等发表反对绝交参战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