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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五日，张君劢致先生书，商宣战布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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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战之举，已经军事会议赞成，不久即实行。宣战布告望先生属稿寄下，其中仅指潜艇，抑就中、德国交十余年历史立论，亟应斟酌。末后以战争状态已存在为结束，但以何种事项为战争状态，又苦于无可借口，除两月来华人死者外，是否可以拘留颜使为口实，亦请先生酌之而已。军事会议除赞成政府方针外，有合全体督军督促之意，其发言最多者为李秀山、倪丹忱、张子治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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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文字昨商印昆，以为此时发表恐不相宜，今督军会议已决定举其所信与今后希望以告国民，在理在势，当无妨碍，会中停滞已久，今而后每日又有事可做，秉三、伯棠请先生促其即日来京（以使会中，稍振精神）为要。”（民国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张嘉森《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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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三十日，张君劢致先生书，商有关宣战问题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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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来欲将各使来电示公，适已就寝，闻天明方归，曾觅森数处也。此时国际法上事件，大旨预备已有端倪，至财政上内而临时支出，外而美国借款，兵事上运兵计画，练兵计画，外交上遣外特使同盟酬酢（即国内金融民食亦在其列），皆非筹画不可，本拟就此数端一一询先生意见，以车行不及，待请与季兄筹之，并乞赐示。凡因加入而生者，由吾辈之手列一筹备清册，能行其一二或三四已可稍免罪戾，而国民受赐不浅矣。东海、仲老[14]谈话，间亦可以此询之。”（民国六年四月三十日张嘉森《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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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五日，张君劢致先生书，报告外交进行情形，并请先生发表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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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为各公使循例访外部之日，俄使辨俄、德单独议和说之无根，日、英两国公使奉政府训令，为友谊的劝告，大意谓中国此时宣战，必于国家前途有利，虽所要求条件一时不能即答，然必以十二分之好意考虑之。法使之言未奉政府训令，然大略相同，星期四日林权助往访总统，除与外部所言者外，另有语特告总统，谓此事关系中国甚大，贤明之大总统于举国一致之义，谅必注意及之，可无俟外人之多言，若不幸而有‘オモシロクナイコト’，不特影响于中国，即日本亦同利害，当日同往见者，为船津氏将‘オモシロクナイコト’译为非常政变云云，而总统又附会其词，以告行严等，谓林权助忽来警告，若中国不幸而有内乱，日本必出兵相助，可知凡可以挑拨恶感者，不惜捏造外国代表之言，呜呼，吾复何言。惟日来国会形势甚恶，有以倒阁为目的者，有以无交换条件而反对者，有始终怀疑者，分派既杂，言论极不一致。吾侪为主张之人，当是时惟有挺身而出，以分政府之责，凡可以不达解散之一境，吾辈应牺牲一切以图之，矧夫其为家喻户晓之功乎。今国会将投票矣，星期日正午十二时又为后援会开会之期，先生应有一番演说，以终始其事。志先、希陶、亮侪所见相同，属作此函托搏沙携呈，请于晚车莅京为盼。晚间傅清节向森言先生能来京促成其事最盼，盖自总理以下，均知此事之不易了也。”（民国六年五月五日张嘉森《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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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八日，张君劢致先生书报告政局情形与宣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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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奉上一书，谅登览。近日政治问题以国防内阁为中心，绝对反对者，持此说以倒阁，条件反对者持此为交换之资，行严与政学会中人持第二主义者也，为避各走极端计，为免解散国会之纷扰计，此说之不得谓非策。行严言之于森及孝怀，森先以此说进，合肥拒之甚力，谓总理可辞，条件不能交换，此搏沙赴津日已报告先生者也。近日政学会稍稍让步，谓不必在宣战前改组，但得总理一言为保证，已可同意于宣战案。孝怀昨以此说商合肥，得其赞同，今晨在院中开会，已将国防内阁之说向各派表示，故德义上已有一种不能不改组之约束矣。凡此所为，皆于无办法中求办法，勉力为之，非得已也。此种表示志先及同会中人大致赞成，惟究竟今后如何改组，其人物为谁，此则最费研究，而吾党所处地位愈不可不审慎也。现宣战案已提出府中，一无妨碍，即行盖印，闻众院中有六七分可望通过，所难者，则在参院，然亦不至大决裂耳。孝怀南旋，已以最后忠告进于合肥，谓万一不通过，当先之以辞职，然后及于根本解决。森意此为独一无二之法门，不容再有第二路，以政治轨道言，固应如此，即不以轨道言，亦必如此而后有以收天下之望耳。余由孝怀面述。”（民国六年五月八日张嘉森《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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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一日，张君劢致先生书报告时局各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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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拟作书交赵五，以时不及而止，兹将所闻各方情形奉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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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民包围众院事，出现之由，全系傅清节、靳翼青、王揖堂所为，而倪丹忱与闻其事，详情尚不得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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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督军会议于国会元首决约定办法，共分四步，先国会，次总统卫队，又次软禁总统，再次去之而后已。此系王聘卿将军事会议内容报告黄陂，而黄陂左右所传出，当非全无根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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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晚事毕后，合肥极恨办法之不周密，乃不得不以平和方法为调停，今晨已发命令严惩首事之人，其用意在此。乾若以乘间以国防内阁之说进，合国民派二人研究派二人院派二人于一炉，合肥不甚首肯，然视森进言时已相去甚远矣。但云如在阁中可以共事，不致捣乱，本无不可，大约岑尚可相容，唐则绝对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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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今日夏寿康访济武，为谈元首之意云，黄陂非绝对反对段总理，不过势力集于一人，终非长策，拟提出条件解决目前政局，第一留合肥为总理，但以陆军交王聘卿，第二总理如能照准第一条，总统担任向国会调停外交，并今后一切事不加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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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督军会议今日照开，多数赞成平和解决，然亦有一部分走于极端者，并曾提及国防内阁之说，谓当容许国民党之意见之一部，其意在择国民党中可相容者，准其入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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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益友社民□□大倡，倒阁之论，独政学会极以决裂为虑，以调停之说向研究会交涉，据文昭云、向希陶所表示者，一九峰之辞全系党略，以谷之故而段倒也，则谷去，段而不倒也，则谷仍以某种方法自求保全，并昭云之意，欲以调停之任属之研究会，行严所谈，仍是岑、唐入阁之说，但谓唐可让步，总之仍是争椅之说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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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研究会同人昨晚聚谈之结果，大约不出三条：一、总统而诚有诚意，当以研究之力分任调人，但王之入阁事实上既办不到，且暗中可以倒阁，故不赞成。二、政学会方面既申请交涉，姑试为之。三、如他方面有分量人入阁时，研究会亦以有分量人应之，有主梁、汤者，有主梁任者，大旨如是而已。先生文章以太涉批评，于团体及他种进行有妨，已决定不发表，文存森处，晚车印昆来津，可更闻其详。此书除季常外，其他熟人不可相示，以事关个人名誉，妨碍太多，请付火为幸。”（民国六年五月十一日张嘉森《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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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一日，张君劢致先生书报告政局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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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若归，闻先生及东海意见，总理知东海之不可强，乃从乾若之计，转而求聘卿（总理自行劝驾），又为聘卿所拒。午时乾若入府，告以徐、王坚拒情形，并请府中再向徐、王劝驾，（此系晨间总理、静生、乾若及森共同谈话之结果。）待府中自知替人之不易觅，乃再提出国防内阁，大旨待府中及党派领会此意，必在一二日之后，此一二日过后，段之不辞之辞已表现，而后及于改组也。日前京报所登卖国密约虽不确，然日来日本实业家如小野（兴业副总裁）均在北京，蛛丝马迹，必有何种商量，而以段、傅为人难免不为人愚，真险事也。各督军有返各省准备之说，如能早日归去，亦是解决时局之法，各督军宪法呈上后，并合全体进言，总统答以三不字，不违法，不怕死，不下令，但允约议员商量而已。如此时局不解决固不可，解决又奈之何，一叹。”（民国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张嘉森《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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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一日，张君劢致先生书报告政局各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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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教敬悉，近日政况沉寂，无可告语。昨倪丹忱来电，有北方各省战则同战，和则同和之说（此电明日报中可登出），总统复电嘉许，请其本此意商北方各省，惟总统并此区区者而不敢直接，必假途蚌埠，以免了明白主张之责，殊可见其窘况矣。闻天津会议各省以复段为目的，俟张子治起程，由奉天通电复王，王去后以陆子欣代理总理，使段复长陆军，并张子治至浦口后即逗留不进，以制南京，今日聘卿始闻其说，即往段处，愿以陆军让出，试问主战各省，其下手之始犹是廓清家贼之技，北洋团体尚何望乎。日前日本方面传说，俄、德议和后，日本将出兵攻西伯利亚，军人派主张甚力，外交派反对之，森日前见合肥，告以此极好机会，并请其即刻担任参战督办名义，不须先行要约权限，合肥似颇首肯。惟王聘卿搁置此事，似颇不愿发表者，总统亦仅以此为敷衍，初不欲其有何等作为也。赴外事，闻叔鲁近将派律阁先至日探小幡（此事千乞秘密勿告他人），日人对冯意见如何，如尚可商，乃继之以先生，吾侪意只为旅行，叔鲁不免误认题目耳。明日商子欣、仲仁后续以奉闻。溯初明日南行，京况可询之，不一一。”（民国六年六月十一日张嘉森《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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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月间，宪法和宣战问题正在紧张的时候，总统和总理间既积不相能，内阁与国会间更势若冰炭，所以当时一方面有解散国会的风声，另一方面又有倒阁的运动。先生为国家大局计，颇多折冲斡旋于其间，这种情形，从上面的材料里面已可窥见。现在再把他当日所拟《政局药言》一文里的一段话，抄在下面，可见他当时苦口婆心的规劝各派息争的情形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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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请就目前问题而述其具体的意见，求两造之采择。吾以为国会方面，宜立即同意于宣战案，吾对于此案本为赞成派，彼反对派其或挟持成见，而于吾之忠告有所不愿闻，虽然吾今所语者，非政策利害问题。吾以为国会自身为保持意思之一贯起见，在今日已完全不能不立于同意之地位，盖既已同意绝交于前，既已绝交，则时时为交战状态，今若反对宣战，则前此之同意绝交，可谓毫无所取义。国会自身表示其意思之前后矛盾，非所以自保威信之道也。至于宣战后内阁应否改造，及如何改造，此自别一问题，万不容并为一谈。若借此事为倒阁手段，无论其以国家对外事件为儿戏，于良心上有所不安也，而于国会自身乃更不利，此形势既尽人同见矣。就政府方面言之，国会能通过最善也，通过以后内阁应否改造及如何改造，其注意仍不可怠，若其不通过，则惟有奉身而退。在今世各立宪国公例，政府不为国会所信任，原可解散国会，以再诉诸舆论，今我国既有此背戾宪政原则之硬性约法，政府既成立于此约法之下，何能强学他人，不能行其志则去，非为立宪国之政治家宜如是，即个人进退之节亦如是也。虽去后国家危险程度或不可测，然不去焉，而他方面之险，岂遂能免。果有人焉，处心积虑，必欲陷国家于险，恐亦非政府一手一足之烈所能拯拔，不如自立于无过之地，或可为将来执政示一模范，而目前政潮责任之所在，则听国人各以其良心判之而已。吾之所希望于两造者如此，而此希望不能不先求诸国会，盖国会对政府不生问题，政府对国会当然不生问题也。万一不幸，而此第一希望不得达，国会对政府已生问题，然政府对国会仍宜勿生问题，此吾之第二希望也。要之此场公案，甲对乙生问题，则甲自杀，乙对甲生问题，则乙自杀，甲乙相互并生问题，则甲乙皆自杀，实则非徒甲乙自杀，乃甲乙共犯谋杀国家耳。呜呼！烈祖在天之灵，其呵护之哉。”（《合集·文集》之三十五第三——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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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四日，安徽督军张勋入京，当日即有强迫总统解散国会之令。七月一日张氏拥清帝宣统正式宣告复辟，先生闻讯后，立即发一反对通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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