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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八年双十节之次日，我们从意大利经过瑞士，回到巴黎附近白鲁威的寓庐，回想自六月六日离去法国以来，足足四个多月，坐了几千里的铁路，游了二十几个名城，除伦敦外，却没有一处住过一来复以上，真是走马看花，疲于奔命，如今觉有点动极思静了。白鲁威离巴黎二十分钟火车，是巴黎人避暑之地。我们的寓庐，小小几间朴素楼房，倒有个很大的院落，杂花丰树，楚楚可人，当夏令时想是风味绝佳，可惜我都不曾享受。到得我来时，那天地肃杀之气，已是到处弥满院子里，那些秋海棠野菊，不用说早已萎黄凋谢，连那十几株百年合抱的大苦栗树，也不过霜威风力，一片片的枯叶，蝉联飘堕，层层堆叠，差不多把我们院子变成黄沙荒碛。还有些树上的叶，虽然还赖在那里挣他残命，却都带一种沈忧凄断之色，向风中战抖抖的作响，诉说他魂惊望绝，到后来索性连枝带梗滚掉下来，像也知道该让出自己所占的位置，教后来的好别谋再造。欧北气候本来森郁，加以今年早寒，当旧历重阳前后，已有穷冬闲藏景象，总是阴霾霾的，欲雨不雨，间日还要涌起濛濛黄雾，那太阳有时从层云叠雾中瑟瑟缩缩闪出些光线来，像要告诉世人说他还在那里，但我们正想要去亲炙他一番，他却已躲得无踪无影了。我们住的这避暑别墅，本来就不是预备御冬之用，一切构造都不合现在的时宜，所以住在里头的人，对于气候的激变，感受不便，自然是更多，且更早了。欧战以来，此地黑煤的稀罕，就像黄金一样，便有钱也买不着，我们靠着取暖的两种宝贝，就是那半干不湿的木柴，和那煤气厂里蒸取过煤气的煤渣，那湿柴煨也再煨不燃，吱吱的响，像背里埋怨，说道你要我中用，还该先下一番工夫，这样生吞活剥起来，可是不行的。那煤渣在那里无精打彩的干炙，却一阵一阵的爆出碎屑来，像是恶狠狠地说道：‘我的精髓早已榨干了，你还要相煎太急吗！’我们想着现在刚是故国秋高气爽的时候，已经一寒至此，将来还有三四个月的严冬，不知如何过活，因此连衣服也不敢多添，好预备他日不时之用，只得靠些室内室外运动，鼓起本身原有的热力，来抵抗外界的沍寒。我们同住的三五个人，就把白鲁威当作一个深山道院，巴黎是绝迹不去的，客人是一个不见的，镇日坐在一间开方丈把的屋子里头，傍着一个不生不灭的火炉，围着一张亦圆亦方的桌子，各人埋头埋脑，做各自的功课，这便是我们这一冬的单调生活趣味，和上半年恰恰成个反比例了。我的功课中有一件便是要做些文章，把这一年中所观察和所感想写出来。”（《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一——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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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在欧游期中，其随时随地所经历观察和感想都有记述，他住在巴黎的时候，曾经整理出一部分来，回国以后就因为百事待理，无暇及此了。所以结果全书迄未完成，行将出版的《饮冰室合集》里有《欧游心影录节录》数篇，便是全书的一部，也就是先生归国后在《近著第一辑》上卷中所发表的几篇。兹列其目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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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上篇《大战前后之欧洲》、下篇《中国人之自觉》、《欧行途中》、《伦敦初旅》、《巴黎和会鸟瞰》、《西欧战场形势及战局概观》、《战地及亚洛二州纪行》、《国际联盟评论》、《国际劳工规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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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几篇文章里面最要紧的是第一文的下篇——《中国人之自觉》，因为读了这篇文章可见先生思想见解转变之迹，和对于将来政治社会等问题的主张。该文共分十三节，欲窥全豹，可参考《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二十——三十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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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十二月二日七子思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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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年谱长编 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庚申） 四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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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九日，先生由德国返巴黎，十七日由巴黎赴马赛，二十二日由马赛乘法国邮船归国，三月五日抵上海。先生这次归来后，对于国家问题和个人事业完全改变其旧日的方针和态度，所以此后绝对放弃上层的政治活动，惟用全力从事于培植国民实际基础的教育事业，计是年所着手的事业有承办中国公学，组织共学社，发起讲学社，整顿《改造杂志》，发起中比贸易公司，和国民动议制宪运动等数事。是年先生著《墨经校释》和《清代学术概论》两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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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三日，先生游马丁路德避难译经处，同日游槐马，五日游希拉尔与葛特故居，七日返柏林，先生在是日给梁令娴的明片里记游德国的情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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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十日之力，游德国外省，略睹其概，今日返柏林，三日后将去德国矣。此次游德，费日少而所得多，最满意。日来早睡早起，神志健旺。”（民国九年一月七日《与思顺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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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十二日，张君劢致黄溯初一书，述与先生等在欧洲所商归国后各事方针甚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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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初吾兄：任公游一年，行将归矣。登岸后方针之宣布，前函已详，兹不赘。惟在欧所商不止一事，敢为公言之，并望将其先后次第，详加讨论焉。一、中比贸易公司。二、中比轮船公司，此二事虽二而实一。三、月报及印刷所。四、大学。五、派留德学生。第一、第二两事，详致公权函电中，谅公已知之。第三事，月报月出两期三期，尚未大定，总之在必办之列。并拟为文化运动计，创刊小丛书，故非自办印刷所不可。大旨拟集资五万，并以商业方法经营之，恐亦不难支持焉。第四事即前冯河间所提，河间去矣，此后办法非敢悬断。第五事以此次赴德，觉学费之廉，出人意外，现一元可易五十马克，每学生得三十元或四十元（即一千五百马或二千马）尽可从容度日，如国内大公司如中原公司之类，每年能出资万元或五千元，可派学生十人或二十人。国内后起不乏才智，李石曾留法勤工俭学会以招至万人为度，吾侪并此不图，尚何新人才之可言，此事并非与李竞争，为国家计，应如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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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五事，每事所需人才甚多，故其举行之先后，人才之分配，不可不斟酌。第一、第二两事，总须有第一等人才方能与外人共事，以弟所见，由公及舍弟揆初、振飞、仍珠、光甫、季罄等分数人专任之，至应募股本，则范围自应较广。第三事除任公拟定编辑人外，其经理印刷所之人，亦不可不注意。总之应作为一种独立商业，不可与政党财政混同，方能持久。第四事以弟所见现时无从办起，以现有人才分配于以上三事，已属不敷，尚何大学可言。弟意与其自办大学，不如运动各省筹办而自居于教授，只求灌输精神，何必负办学之责任乎。任公于编纂杂志之外，在北方学校中居一教习地位，亦计之得者也。第五事如冯河间家能提兴学之费五万元，则每学生期以五年四年，可得毕业生二十人，但德国大学纯采自由制，大学功课自己选择，非招致科学有根底者难收效果，弟意拟分三等，日本或美国大学毕业者为第一等，科学有根底而英、德、法文不深者为第二等，但通德文同济学堂之类是为第三等。学生招齐后，由森在欧随时考察，并告以求学之门径，或者收效不在内地办学下也。弟意拟在德办一预备班，除德语外授以应学之根本智识（但大学正式毕业者不在此限）一年后方得自由求学，石君酢六与任公、百里交甚深，与弟亦熟识有年，向为松坡参谋，三次革命后留日攻德语与哲学，此人应为之筹一二千元之费，令其即来德，待彼于德学风熟习后，则留德学生之指导，可由彼任之，不必弟在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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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事，深恐任公归后手忙脚乱，绝不计其轻重缓急，而又信口糊说，故为公一一详之，并望与东荪先生、宗孟、子楷、崧生、为藩详计之。再宗孟之来，想已定计，以弟观之，宗孟应作留学之计，不可作游历计，此点已为任公言之。以游历必受人招待，匆匆观其大略，决不能窥其深处，且以宗孟之英文本有根底，留英一年，则口耳之学已自由自在，再以一二月为游历计，则所得较多矣。此层望为宗孟言之。后起人才，固应设法培养，而如公如宗孟得多来欧，均属不可缓之举，以出游者不徒明了大势，且能增进勇气，觉中国事非不可为，故弟望公之来，不亚于宗孟也。弟上半年在法，暑假在德三月，年终取道美国归国，所念念不忘者，在延揽同志而已。惟内地吾党旗帜不鲜明，则招致新人才之举，无由着手，故任公宣布方针，及此后杂志之论调，总以打破军阀，改进社会为标目，要之应与世界潮流相应，不可专顾国内环境而已。匆匆不尽欲言。”（民国九年一月十二日张嘉森《与溯初吾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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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以一月十七日由巴黎起程归国，十八日抵马赛，以待舟期，乃于二十日游马赛附近之尼士，二十一日游赌国孟的加罗，二十三日始由马赛首途返国，以三月五日抵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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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抵沪时，曾对某君发表关于山东外交问题的谈话一篇，三月七日《申报》记其谈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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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任公日昨抵沪时，某君在码头相迓，匆匆一谈，某君先询对于外交方面之意见，梁曰：‘余初履国土，即闻直接交涉之呼声，不胜骇异。夫既拒签于前，当然不能直接交涉于后，吾辈在巴黎时对于不签字一层，亦略尽力，且对于有条件签字说，亦复反对，乃有不签字之结果，今果直接交涉，不但前功尽失，并且前后矛盾，自丧信用，国际人格从此一隳千丈，不能再与他国为正义之要求矣。其间最足感人听闻者，为英、法感情说，以为提出联盟，必大伤英、法感情，此说实不值一笑。殊不知和会与联盟会完全不同，和会代表各国，联盟则为国际之一共同机关，和会犹如省议会联合会，而联盟则参议院也，虽同由省议会选出，其性质不同。联盟既为超然之一机关，当然不能以一二国之感情为本位，且诉诸联盟与退出和会不同，当然不伤英、法感情，虽诉诸联盟得胜与否，仍在未可知之数，然吾辈固以此问题引全世界人之注意，将来必有好影响。天下恶事必与秘密相伴，愈公开则正义愈明，一国之政治能公开于全国人，一国之外交能公开于全世界，则流弊自然减少，而至于无也’，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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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君又叩以归后对于社会从何方面尽力，梁曰：‘去国一年余，对于国内情形颇不明了，惟对于此种状态亦不愿加以考究决定。对于现实的方面（尤以政治方面为最）皆一概绝缘，而对于各方面的黑暗，则由个人良心为猛烈的攻击，暂时如此。以后研究有得，再拟定建设方针，供国人之采择。”（《梁任公抵沪后之谈话》民国九年三月七日《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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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到沪后，曾应吴淞中国公学之邀，往该校演说一次。先生在这篇演说里，对于此游所得和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各问题的感想与发见，讲得十分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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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游欧，为时短而历地多，故观察亦不甚透切，所带来之土产固不甚多，唯有一件可使精神大受影响者，即悲观之观念完全扫清是已。因此精神得以振作，换言之即将暮气一扫而空。此次游欧所得止此。何以能致此，则因观察欧洲百年来所以进步之故，而中国又何以效法彼邦而不能相似之故，鄙人对于此且有所感想。考欧洲所以致此者，乃因其社会上政治上固有基础，而自然发展以成者也。其固有基础与中国不同，故中国不能效法欧洲，在此百年中可谓在一种不自然之状态中，亦可谓在病的状态中，中国效法此种病态，故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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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以政治论，例如代议制乃一大潮流，亦十九世纪唯一之实物，各国皆趋此途，稍有成功，而中国独否，此何故？盖代议制在欧洲确为一种阶级，而在中国则无可能性，盖必有贵族地主，方能立宪，以政权集中于少数贤人之手，以为交付于群众之过渡。如英国确有此种少数优秀之人，先由贵族扩至中产阶级，再扩至平民，以必有阶级始能次第下移，此少数人皆有自任心。日本亦然，以固有阶级之少数优秀代表全体人民。至于中国则不然，自秦以来，久无阶级，故欲效法英、日，竟致失败，盖因社会根底完全不同故也。中国本有民意政治之雏形，全国人久已有舆论民碞之印象，但其表示之方法，甚为浑漠为可憾耳。如御史制度，即其一例。其实自民本主义而言，中国人民向来有不愿政府干涉之心，亦殊合民本主义之精神，对于此种特性，不可漠视。往者吾人徒作中央集权之迷梦，而忘却此种固有特性，须知集权与中国民性最不相容，强行之其结果不生反动，必生变态，此所以吾人虽欲效法欧洲，而不能成功者也。但此种不成功，果为中国之不幸乎？抑幸乎？先以他国为喻，如日、德究竟其效法于英者为成功欤，抑失败欤？日本则因结果未揭晓，悬而勿论。且言德国，其先本分两派，一为共和统一派，一为君主统一派，迨俾士麦出，君主统一乃成。假定无俾氏，又假定出于共和统一之途，吾敢断言亦必成功，特不过稍迟耳。又假定其早已采用民本主义，吾敢决其虽未能发展如现在之速，然必仍发达如故，则可见此五十年乃绕道而走，至今须归原路，则并非幸也可知矣。总之，德国虽学英而成，然其价值至今日则仍不免于重新估定，如中国虽为学而失败者，然其失败未必为不幸，譬如一人上山，一人走平路，山后无路，势必重下，而不能上山者则有平路可走，可知中国国民此次失败不过小受波折，固无伤于大体，且将来大有希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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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论社会亦然，中国社会制度颇有互助精神，竞争之说，素为中国人所不解，而互助则西方人不甚了解，中国礼教及祖先崇拜，皆有一部分出于克己精神与牺牲精神者，中国人之特性不能抛弃个人享乐，而欧人则反之。夫以道德上而言，决不能谓个人享乐主义为高，则中国人之所长，正在能维持社会的生存与增长，故中国数千年来经外族之蹂躏，而人数未尝减少，职此之故。因此吾以为不必学他人之竞争主义，不如就固有之特性而修正与扩充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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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论经济，西方经济之发展，全由于资本主义，乃系一种不自然之状态，并非合理之组织，现在虽十分发达，然已将趋末路，且其积重难返，不能挽救，势必破裂。中国对于资本集中，最不适宜，数十年欲为之效法，而始终失败，然此失败未必为不幸，盖中国因无贵族地主，始终实行小农制度，法国自革命后始得之，俄多数派亦主张此制，而中国则固有之现代经济，皆以农业经济为基础，则中国学资本主义而未成，岂非天幸。将来大可取新近研究所得之制度而采用之，鄙人觉中国之可爱，正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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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吾人当将固有国民性发挥光大之，即以消极变为积极是也。如政治本为民本主义，惜其止在反对方面，不在组织方面，社会制度本为互助主义，亦惜止限于家庭方面，若变为积极，斯佳矣。鄙人自作此游，对于中国甚为乐观，兴会亦浓，且觉由消极变积极之动机，现已发端。诸君当知中国前途绝对无悲观，中国固有之基础亦最合世界新潮，但求各人高尚其人格，励进前往可也。以人格论，在现代以列宁为最，其刻苦之精神，其忠于主义之精神，最足以感化人，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故其主义能见实行。惟俄国国民极端与中国人之中庸性格不同，吾以为中国人亦非设法调和不可，即于思想当为彻底解放，而行为则当踏实，必自立在稳当之地位。学生诸君当人人有自任心，极力从培植能力方面着想，总须将自己发展到圆满，方可对于中国不必悲观，对于自己则设法养成高尚人格，则前途诚未可量也，云云。”（《梁任公在中国公学演说》民国九年三月十五日《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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