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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敝友王抚五(《科学方法》编著者)已承认翻译其《哲学中之科学方法》,敝友程铸新已译成其《政治理想》,(此书已有人译,然搏沙谓其不通,非重译不可。)不日即可改译他书,张兆芝先生与铜皆可任审查之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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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此丛书可否先生斟酌之。”(民国九年八月八日傅铜《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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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五日,先生致张东荪书,商筹办讲学社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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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京为讲演事,忽费半月,现所进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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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一永久团体,名为讲学社,定每年聘名哲一人来华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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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讲学社董事暂举定以下诸人,伯唐、孑民、亮俦、秉三、仲仁、任公、静生、梦麟、搏沙、陈小庄(高师校长)、金仲蕃(清华校长)、张伯苓(南开校长),尚拟邀范孙、季直、菊生,尚未得本人同意,想必乐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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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费政府每年补助二万元,以三年为期,此外零碎捐款亦已得万元有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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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赵君事数日前晤金仲蕃,已由同人公托之,想必允(此数日未晤金君当更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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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罗素所乘之船,改期十月十二乃到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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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讲演或先在南举行最佳,搏沙日内到沪,面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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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公学教务长望公决任勿疑,经费顷方有某方面可以进行,容续报。其办法则公与百里所商讲座之说最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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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版时请寄敝寓三份,别有两份,一寄仲策(京南长街),一寄小儿梁思成(清华学校)。”(民国五年《致东荪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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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日,先生致张东荪书,言讲学社与中国公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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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学社规约及董事名单寄上,请登报。第二年所聘之人,已由董事会决议为倭伊铿矣。郭、黄二君本皆在董事会之列,或前书忘列其名耶?公学款事,确有进行方法,信中未便发表,旬日后如已成就,当更相告,大约年入三四万之讲座费,可望筹得。其图书馆则向别方面筹之,以开办费五万,常年经费一万为标准,亦可望成。似此则规模不已粗具耶。公决任教务长,甚喜,惟同时摆脱报务,却可不必,挂名主持,大事乃过问,不碍事也。改大学今年已来不及,须俟来年暑假否,抑中途尚有改进之余地,请示复。”(民国九年《致东荪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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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四日,先生与张东荪书商迎罗素事,是时罗氏已在来华途中,先生正在著《清代学术概论》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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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拟南下迎罗素,顷方为一文,题为《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为《改造》作,然已褎然成一书矣,约五六万言。)颇得意,今方得半,(尚有一文债未了,则张三先生寿文也,连作带写非三四日之功不可。)一出游又恐中辍,决作罢矣。其实对罗氏亦不必行亲迎礼也。顷促百里代行,惟赵君处最好能由南中要求彼往迎,能由公及黄任之、陈仲甫、沈信卿联名致一电与赵及金(清华校长)最妙,望速办。或约人费时日,则用上海学界同人名义发电亦可。”(民国九年《与东荪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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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五日,傅治致张东荪书,论团体事业之前途与办法,读此书可见先生与他一班同志是时对于他们整个事业的主张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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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君劢先生转示先生与君劢及任公先生与先生书各一通,甚快。政论发动,任公先生又热心大发,为之喜惧并集,以创议手段撼动社会,为议论行动之出发点,诚为妙着,几经政变,无法收场,自应另辟蹊径,以利解决。惟谓此议前途一帆风顺,则虽中智知其无望,以广土众民,无户口统计,无地方自治之国,欲借国民大会收一日之效,解积年之纷,其事之难自可想象。况对此议兴高采烈者,尽属无业游民,其人岂诚有爱于国民大会,特借此自跻于候补政客之林,以便其偷窃耳。议者有见于是,自以初无奢望,不过借此种根。此说达矣,然种根之利,究有几何,所种者皆能破土而出,承露而长耶?政治运动须有基础,先生所谓非候青年团成立,不向一般国民说话,此即求基础之义,治始终笃信而主张之。而任公则曰非向国民说话,则此团将不能成立;又曰:欲求真团结,非共事不可,非觅事来共不可。就一方面观之,其言殊是,以补尊论之未充,顾治欲问任公所谓说话,所为〔谓〕共事,其话与事有何〔所〕择耶,抑无所择耶?有计画耶,抑无计画耶?澈始贯终耶,抑东起西落耶?任公但云随时与人协同动作,一若协同动作,团体自成者,不知此可以成一时之群众,不可以成经久之团体也。治所怀万端,不能于此短幅中罄道什一,又不欲妄发肤泛之议论,一言以蔽之,则任公仍在浮处用力,不在实处用力,仍于政治方面有泛运动之兴趣,不于社会方面下筑基础之苦工,思前顾后,可为寒心。人生几何,何堪再误。先生与任公知深而居近,倘亦能为根本一贯之打算耶?今之所急,一在立事业而图发展,一在定主义而事宣传,然后方有真团体之组织,须知组党虽非其时,而团体则不可不早结,(政党以争内阁至少争议席为事,团体则不必争内阁争议席,为政治未入轨道以前泛运动之组织,盖全以社会事业为基础之团体也。)又须知团体须有主义之信仰,事业之活动,又须知团体与寻常朋友不同,其结合也以公意,不以私情,又须知团体不可无事业,而事业不必便为团体,若报、若杂志、若译书社,同人集于一堂,不必便为一体,谓之报馆同人,杂志之同人,译书社之同人可,谓即先生所谓我辈之青年团不可。故治欲问先生者,即先生所谓之青年团,将由何道以成立耶?前者所采之联络主义,可谓组织青年团之预备,不可谓组织青年团之办法也。至事业方面,则先生所提学校问题,最为切实,望任公摆脱政治之泛运动,全力从事于此事,设科不必多,惟教授须最高手,藏书楼须极完备,须有一种特别精神,特别色采,此为吾辈文化运动、社会事业、政治运动(间接关系)之重要基本,应早筹备。报馆一窘至此,决非办法,衡以欧西报纸,竟是笑话,须集大款(至少三十万)求大发展,或改股份公司性质,开放于一部资本家,或借社会后援,公诸一部社会同志,另组董事部,为报馆最高管理机关,此事曾与君劢细谭,似以开放于一部资本家较有把握,如张季直等当可求其帮助。改组新局,务为中国惟一大报,此事祈与溯初先生等平情细想,或能设法开一新路,君劢以为如果有意,极易办到也。”(民国九年十月十五日傅治《致东荪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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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八日,先生致胡适之书,是时先生所著《清代学术概论》一书已脱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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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前责以宜为今文学运动之记述,归即嘱稿,通论清代学术,正宜〔拟〕钞一副本,专乞公评骘。得百里书,知公已见矣。关于此问题资料,公所知当比我尤多,见解亦必多独到处,极欲得公一长函为之批评(亦以此要求百里),既以裨益我,且使读者增一层兴味,若公病体未平复,则不敢请,倘可以从事笔墨,望弗吝教。超对于白话诗问题,稍有意见,顷正作一文,二三日内可成,亦欲与公上下其议论。对于公之《哲学史纲》,欲批评者甚多,稍闲当鼓勇致公一长函,但恐又似此文下笔不能自休耳。”(民国九年十月十八日《与适之老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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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四日,先生与张东荪书,报告中国公学各事,并辨绝无政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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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筹备请罗素事入都,约更有三四日小住,经过情形百里当有报告。赵君事与静生言当可办,惟当先问者,是否已得赵君同意,请速示复。搏沙、石青见公愿任教务长之函,手舞足蹈,计已有函奉邀。公请〔债〕基金据搏沙云,并无其事,(系二年国务会议议决而未执之案。)即有之恐静生力亦不任,顷为各校暑假后开学尚无办法也。芮恩施已晤,未与赓续旧议之全部,但与言拟在公学办图书馆,请其相助,彼言将计画及历史草一节略,当图进行,已告搏等拟矣。外报言研究活动,语真可笑,公何至尚生疑,同人虽至愚,亦何至此。偶作两文,亦非对于现状见猎小〔心〕喜,实欲借此刺激,为政治教育一种手段耳。第二篇文已言此,适沪上同人有误会,请公据实解明,余续布。”(民国九年《与东荪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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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公学的事,还有三篇没有准确日期的材料可以参考,现在把它们依次抄在下面,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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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蒋百里致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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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以公学及各事拟五六号行,先生四号来,尚可在京一见也。兹特介绍李君,请赐见为幸。李君并携有计画及预算(搏沙前各函似不可宣布),前搏沙来函中所述各点,尚有须解释者,如改聘教习等事,现在事实上实无问题也。鄙意此事应先待搏沙与幼山接洽后再定,惟震预料事实上进行恐须一极大规模的报告布置,(以范函言)此时恐须范季美来京一行也。”(民国九年蒋方震《与任师座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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