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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蒋百里致张东荪书，论办中国公学之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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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搏沙已归，晤后见一名单，观公等在申所计画，似未脱普通办大学之科臼，抑或弟之意旨未尝畅快发表，兹特重为公一言之。弟以为今日第一要事，在促任公于今冬或明春即在中国公学设一中国历史讲座，先在报上登一广告，将讲义时期地点规定，招听讲生，只教〔要〕有一人来听，就开讲，而筹经费，请教习，定名称等事，再从容一步一步来。此外办学宗旨与方法，有数点须特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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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不可用‘大学’二字，我辈谈教育亦须有一种特别精神，就是唤起人的研究心，不是仅仅贩卖货物，授人以学，如其一挂大学招牌，则内容无论如何，精神即为此二字掩住。（几万现钱几门功课，便挂了大学招牌，亦使社会轻视教育一种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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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办学对于学生须完全用两种眼光两种办法进行，绝对不能将二种混淆。二种者一即精，一即普。精的方面，即是研究学问方面。吾以为苟办中国公学十年，而欲造就一个真正学者，目的已经圆满达到，故对于此方面应当用全力以教[2]得少数人，比如此次以二万元派十人往欧，就是一种混合办法，此后办学，万不可如此。与其以二万元成一半的十个人，不如以二万元养成一个完全的学者，此关于高等教育中之方针。一即普，普的方面，即是对于社会方面但求吾辈对于此种人多生一点关系，吾的话能使他听见，此外决不要求以何种关系，此却愈多愈好。惟多乃能对于社会占势力，惟少乃能对学问占势力，所以我主张中学部应特别注重外国文学，而高等学院（Academic）方面第一要紧要把任公的活泼地一个人格的研究精神做基本，□□有点生气。这个基本要是成立，物以类聚，渐渐讲座可多，而一个讲座有一个特色，即如单中所开的人，大都是好的。但是中间尚有一个大大的缺点，就是这几个人对于教育突进力的决心，到底怎样？这一件根本大事，非任公自身出马，先冲出去不可。开口讲学问是一件事，办教育又是一件事，所以还有一事，任公万不可当校长，难道当了总长后，别处不加一长字，就算辱没了他？任公惟做讲师，才把他的活泼泼地的人格精神一发痛快表现出来，况我且希望其至少以半年居上海，则尤不可请其当校长，前者之投身教育时，公似视教育界为空隙，弟看这个空隙旧有之污固然不少，新抱野心想钻进去的更有不少，但我可知道他们不会成功。总之中国公学如其要扩充，早稻田、庆应都不足法，白鹿洞、诂经精舍倒大大的有可取的价值也。公得无笑其顽固乎？此义如果公亦赞成，请即寄此函与任公一阅。”（民国九年蒋方震《与东荪吾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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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张东荪复蒋百里书：（编者案：原书未写受书人姓名，读前书因知系复蒋氏者，又书中小注在原稿中系硃笔夹注，当系受书人批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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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悉。《进化与人生》之款，明日即去函嘱其汇上，来书所言，与荪意无大出入，而最扼要者，即办教育之决心，故单上诸人，仍当以有无决心为标准，再淘汰一次。以荪所知，止舒新城一人确有决心，与吾辈共甘苦也。此外荪意微有不同，荪以为近代学术与古代学术不同，放近代教育与古代Academic（讲学舍）不能尽同，故前言之讲座办法，实调和近世大学与古代讲学舍而具其微，（此说不错，但对于近世大学但求其质之对可矣，不必用大学之名。）若夫纯采讲学舍办法，在今日必不足号召（此则不然，号召别有方法），则学生来者稀矣。况以任公之性质而论，公谓止要有一人听，即可开讲，我恐纵有十余人听，（此说不然，东荪看错了。）而任公亦必开讲二三次即中辍矣。（任公之无常，系原于对于新者兴会之佳，非对于旧者之厌倦。）故办学事，非大家提起兴会，以助长任公之兴会不可。因此弟不赞成以任公一人之人格为中心，而以为应以‘一团人之人格为中心’（此理想也），此团不限于吾辈固有之分子，但求志趣相同者足矣。况办学之目的有二：一曰对于学生，诚如公言，须精与普并进，而精则如沙里淘金，不必求多也。二曰对于教员，盖许多学者非设法养之不可，（希望太大，此种主意不从事前根本觉悟，将来之苦病甚多。）不然其学者之地位失矣，故以教员之方法而养人材，亦为办学之目的也。凡此皆为空谈，第一宜问款事究竟是否有成，第二宜问搏沙是否有决心。二者缺其一则不必再说矣。十一月七日为松坡祭，务乞同任公南下。”（民国九年十月张东荪《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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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九日，张菊生致先生书，答复商务印书馆资助讲学社聘请西人来华讲学办法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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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都握晤，南下后因事回里，还至沪上，又以蓙冗，有稽书问为歉。前奉书并《清代学术概论》大稿，已由叔通兄先行奉复，稿已付印矣。前面谈讲学社延聘欧、美名人来华演讲，属由敝馆岁助若干，所有演讲稿由敝馆出版各节，已与同人商定，均遵照尊意办理。自十年分起，每年岁助讲学社五千元，专为聘员来华讲演之用，三年为限，以后再另作计议。演讲稿既承交敝馆出版，仍照给讲学社版税，此次罗素演讲稿即照此办法办理，另由编译所直接函商。柏格森如可来华，亦统由讲学社聘订，敝馆不另担承，以归画一，合即奉达，敬祈转致讲学社诸同人为荷。”（民国九年十二月九日张元济《致任公吾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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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先生著述中除《清代学术概论》和《墨经校释》两书（关于先生著该两书之缘起与经过读各该书之序文可知，兹不赘述。）以外，于中国古代哲学方面尚有《老子哲学》、《孔子》和《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三篇文章，此外先生是年因为已有著《中国佛教史》的计划，所以为这类的文章计有十二篇之多。兹列其目如下：《印度史迹与佛教之关系》、《佛教之初输入》、《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一名《中国印度之交通》）、《翻译文学与佛典》、《佛教与西域》、《佛典之翻译》、《读异部宗轮论述记》、《说四阿含》、《说“六足”“发智”》、《说大毗婆沙》、《读修行道地经》、《那先比邱经书》（乙丑本《饮冰室文集》作《那先比邱经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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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关于普通文章方面，尚有以下数篇：《国民动议制宪之理由》、《国民自卫之第一义》（一名《国民制宪运动》）、《军阀私斗与国民自卫》、《政治运动之意义及价值》、《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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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年谱长编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辛酉） 四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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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先生初致书慰问海外旧日同志。四月，湖南宣布省自治，广东旧国会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春夏间，张东荪等接办中国公学遇阻。八月，湘、鄂战事起，先生除数次代人捉刀外，并亲致吴子玉一书，劝停止战事，召集国是会议。是年秋，先生应天津南开大学之聘，在该校主讲中国文化史。十一月，太平洋会议开会，十一二月间，中国公学二次发生风潮，旋即平息。是年先生著《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两书成。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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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日，先生有复张东荪论社会主义运动一书，读此书可见先生对于当时新兴的社会主义思潮之态度和主张，欲知其详可参考《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下卷原文，兹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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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日，先生曾发数函慰问海外旧日宪政会同志，这大概是先生自民国元年归国以来头一次与旧日海外同志的联络运动。各该埠接到先生的信以后，先后都有复书，现在把澳洲和加拿大两处的复书抄在下面，借见是时海外华侨同志对于先生的态度和关心国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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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四月二十八日（旧历三月十日）澳洲雪梨埠叶炳南致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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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如会长惠鉴：昨接付来宪政党要，已照拜悉，惜近来热心同志多已归国，加以本党□甚进步，故人心颇不如前，此亦势所必然矣。我公苦心为国，弟等甚为敬重，弟前数年归国，在港经与令弟相会，即我公在省遇变事闻到港一二天，当时弟甚欲求教，奈未知所居何处，未能如意矣。弟已回雪梨四年矣，国事如此甚为痛心，然我粤尤不堪言，未知将来如何结局也。至此处另有公函奉复，恕不多赘，特此奉达。”〔民国十年三月十日（旧）叶炳南《致卓如会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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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三十日，加拿大宪政党总支部廖崇照致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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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总长先生鉴：敬覆者，一月二十日之大函此间总支部今始得陈君宗璜转到。窃以阔别日久，顷忽得书，实犹得金玉，无任感激。先生归国以来经过之行动，所谓所期者固非如愿以偿，但中国至今尚能存在而未至灭亡者，窃以为借先生之扶植有以致之。故对于国家方面实成功不少，此亦想来史所同认而国民未必敢诬也。第可惜者，今国家仅为军阀独有，而粤省全部则又为暴民独占，斯二者非有所以去之，则灾害之祸终无已时，而谓欲达其所期，则亦虚想耳。窃孙文之能乱中国，以其专心从事治标问题，苟有有才者在欲平中国，亦宜从此着想，未审吾国尚有斯人否？今海外同志因见国事如此，固至忧虑，第对于粤局尤为愤激，有若欲与乱党偕亡之慨。先生素以救国为己任，及今苟能振其洋洋大才，与世之有爱国心者共策一荡而平之以收统一之效，而出民于水火，是为至幸，而海外同志朝夕所期望者也。更有进者，孙文能遗祸中国之甚，强半借其海外党人为声援。倘先生能施以委曲求全之策，善用海外同志及各界侨胞，亦假以为救国之声援，于所欲期者不无少补，故海外侨胞未可厚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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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乃粤人，且具维新首领及先知先觉之资格，尝为国人所爱重。以地位则可成英雄伟业，以人才更举国无双，如舍华盛顿之武功而不图，乃仅从事于教育则似未当，教育固治国之本，但宜急其所当急，孰急孰缓，就今大势反常之局观之，似以剑器为急，而文学之教育乃在其次，譬如火烧，宜先息之以水，而后教人谨慎也。肃此敬达，统希鉴察，祗颂文安。”（民国十年七月三十日宪政党加拿大总支部廖崇照《致任公总长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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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一日，湖南总司令赵恒惕曾以该省宪法问题致书并遣人请教于先生，其时国中联省自治之说甚盛，湖南因处特殊情形，所以创为此说最早。现在录赵书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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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先生执事：久钦誉望，愿见末由，瞻企云天，驰思曷极，迩维道履休隆，著述宏富，开来继往，传之无穷，甚盛甚盛。共和十载，政局屡更，南北纠纷，愈演愈剧，长此以往，生民益困，国本益倾，来日大难，念之心悸。湘承兵燹之后，牺牲至巨，创痛至深，恒愚谬掌军铃，愧无长策，思惟以武力戡祸乱，不如以民治奠国基，是以屡集全省军民长官协议，决定以全省自治为全国率先，庶冀于联省自治得早日实现。数月以来，筹备进行略有端绪，现方延聘省内外邃深法学之士，从事起草，计日观成，历经电闻，想邀洞鉴。伏惟我公政学澜海，国家桢榦，流风所被，中外具瞻，必有擘画鸿谟，堪资借镜。又况湘为我公旧游之地，若谭、唐先烈，皆公至交，湘士承教于公，尤不胜偻指，盱衡所及，必能洞悉湘情，晓畅民俗。以是湘人之仰望于公益非寻常可拟。当此省法甫行著手，欲求斟酌尽善，惟有请益大贤。谨派本部萧、雷两顾问，晋谒崇阶，敬求指导，庶能推行尽利，妥帖不颇，树各省之风声，定百年之大计，惟大君子进而教之。肃此顺颂道安，诸维荃照不备。”（民国十年三月一日赵恒惕《致任公先生执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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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六日，先生有与梁令娴一书，可见先生是时忙于著述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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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来禀均收，吾自汝行后，未尝入京，且除就餐外，未尝离书案一步，偶欲治他事，辄为著书之念所夺，故并汝处亦未通书也。希哲在彼办事，想极困衡，但吾信希哲必能度诸难关，望鼓勇平心以应之。薛敏老等来已见（彼已往美），吾略为擘画，彼辈似亦甚满足，他事如常，无可告，聊书数行，慰汝远念耳。”（民国十年五月十六日《与娴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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