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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政治兴会如何？荪鼓动公政治兴会诚该打，近得消息知前途黑暗不下于曩日，吾辈速掩旗息鼓为要。黄陂复位必见事实，其来路不正固不待言，而暗中黎派已预存钳制直系之心，将来必重演黎、段之故事。此间旧国会议员早已置制宪于脑后，而专心于阁员之分配。五六年之旧戏，行将重演，吾辈宜避而远之。惟两报生命发生问题，公须约同人切实一商。中国公学董事会宜速开，君劢之校长须于六月十五日以前通过，不然来不及发教员之聘书也。”（民国十一年六月一日张东荪《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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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四日，陈叔通致籍亮侪书，论先生对时局应持态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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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才老兄阁下：久未通讯。此次政局之变动，弟绝对不信可以解决一切。报载任公加入所谓名流会议，深不谓然，仍以讲学为是，勿又以一时冲动，大谈政治，（兄与印昆等加入旧国会未尝不可，但切勿太热心。）公能转达否？弟于私谊不能嘿嘿。任公肯自认在政治上为已失败之人，刻自忏悔，他日当有见谅于天下人之一日，否则不知所云，窃为任公不取也。伯唐长者，能一并劝阻否？吴佩孚根本谬误，即在北洋正统四字，而曹氏又为其不能背畔之人。试问去徐拥黎，不与南方共同行动，南方如何下得去，是仍欲以命令的统一南方耳。为黎计，非得南方同意不复职，再次或南方重开对等会议，尊意以为何如？国会则赵孟所能贵，亦赵孟所能贱，本已为天下所轻视，若再趋承武人，举某某为总统，某某为副，不久仍自颠覆而已。”（民国十一年六月四日陈叔通《致亮才老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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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七日，先生致蹇季常书，论对时局发电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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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夕电话悉。吾忽有此举，实因吴氏势孤（数日前在津所闻抵制吴说之谋极多），欲多方面为之声援，该电即就此立论。电系秉三处密码，彼方亦未必宣布也。热心太过，甘受同人责备，然事已过去，只得听之，且亦无大妨碍也。吾所主张自信为最良法，虽未必能行，要当存此一说耳。唐家喜事盼季常必来观察，何时携新丁来谒祖耶？”（《致季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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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日，先生致黄溯初、张东荪、张君劢书，商时局问题并及《晨报》、公学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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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局如奕〔弈〕棋，吾侪旁观者惟有叹息。东荪来书前热后冷，此间人正复尔尔。但使国宪能成，新选举能现，吾侪正非无活动余地，但恐今尚非时耳。前星期清华课毕，一昨返津寓。初不愿见熟人，因幼山督责，亦曾一面黄陂，向彼有所忠告（但不关吾党事），彼固似能领受，然将来实行如何，不敢言也。余最着急者为报馆生命。昨晤壬三述南京往返函意，想尊处已往接洽耶？此着甚要，且事机易逸，望速进行。在都时亦曾以此事商公权，似不易办到。银行自身凡百收缩，固是一因，然《晨报》之不留余地，亦是一因。平心论之，既发生关系，不惟不辩护而反挤之，亦足使彼方当事者为难也。此路非绝望，但须稍俟耳。（大约沪京两处当分别设法，京较难也。）校建筑事，搏沙已托人向福公司总理商担保。两种办法不审已径函尊处否？”（民国十一年《与溯初、东荪、君劢三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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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先生致张东荪书，论对时局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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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高调事，与亮才商，似觉不必，事实上既不因此而发生效力，而目前先自取狼狈，非计也，望暂缓之。两三月后时局或有意外之大变化，迥非一般人拟议所及者，今暂取沈静态度可耳。”（民国十一年《致东荪足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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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十七日，籍亮侪致先生书，邀入京谈报事及时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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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志先与崧生、伯英等有另组政团之议，旧同人之分裂势所难免，报馆生活亦须各自为谋，现趁君劢在京，极盼先生到京一谈，第一在解决报馆问题，请酌示，叔通来函附览。”（民国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籍忠寅《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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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十八日，蒋百里致先生论时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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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师座下：记事文说以大要，兹寄奉。连日未能静心作文，故拉杂未能成整段。济南本欲从行，惟日内有许多文债，一时未能定，苟能奋发，则当与文伯等同行赴津也。此间纷扰形势，大有似民元冬季。盖此时正当固结内部之时，而内部偏要捣乱（以无外部压迫故），亦形势为之也。适之等以茶话名义，第一次由王、顾、蔡、罗各请，第二次以君劢、适之、高鲁等名义请，其人皆欧、美同学会中人。到者颇认真，震二次往，默听其主张，大致皆是走第三条路也。”（民国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蒋方震《致任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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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梁思成禀报先生到菲律宾后情形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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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行三日，儿乃至玛尼拉。昨晨到时，姊姊、三哥至舟中接儿。自母亲以下长幼皆吉，堪告慰慈怀也。母亲已完全复元，毫无病后状态，较在家时胖且过之，每日午后必外出乘汽车吸新鲜空气一次，且散步海岸，故日益壮健。”（民国十一年六月廿八日梁思成《禀父亲大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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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三十日，张东荪致先生书，报告《时事新报》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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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得手教久未复者，以无事可告耳。报馆经费已得亮侪报告，仅有三月之粮，唯此时即闭门亦万无此办法。日前与溯初、云雷、放园会商，先行节流，已大裁员，即荪亦捐所入之一部分，于是每月共省去五百元光景，尚不足两千，或可支持至年底亦未可知。《晨报》近状如何，近来忽大攻击中行，未识是何作用。闻伯英、志先有另谋组织之说，想其进行未必顺利也。”（民国十一年六月三十日张东荪《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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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以七月初旬游济南，并讲演于中华教育改进社，未几复返天津，抵津后于二十四日曾致徐佛苏一书，讨论币制问题。是时徐任币制局总裁，颇拟有所建树，因特请益于先生，其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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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悉。兹事季常前已言及，仲荣来书复陈尊恉。十余年来夙志，何幸吾兄力贯澈之，若能有成，不惟民生利赖，亦一雪我辈书生空谭之耻也。惟开会期间适与弟私人行踪冲突，良呼负负。盖弟在此暑期中之日程，数月前早已安排。本月二十九在南开讲毕，八月二日即赴南京，在彼两星期，十五、六、七三日在上海美术学校讲，十九至二十三在南通赴科学社年会，二十五至九月初十赴武昌讲。凡此皆与群众约束，万难更期，至速九月中旬始能返津一休息。休息两旬，仍须南下。司马子长以留滞周南不与登封为憾，弟于此会类之矣。属拟方案大纲，本更不容辞，奈此巨制非精心结撰不可，而弟现时预备讲义夜以继日，（每日两时以上之讲义穷一日之力编之仅敷用，尚领别备南中所讲。）犹苦不给，无论如何不能得此从容抽思之余晷。且于兹事久未措意，条理荒忘，实况又多隔阂，自审若草草塞责，非惟有负雅意，且亦自负夙志。窃见唐浏阳之公子有壬治斯学颇有心得，最好公以大意授彼，令制案纲，或更邀马寅初一订，必有可观。以弟所见，单位重量等等问题皆成过去，金本位问题尚在将来。今所当注意者，硬币方面惟在二年国币条例之如何实行，机括则在使造币厂脱离军阀之手，名实皆归币局支配，兑换券方面则如何能使发行权统一，如何能使准备金集中，而不至盗用，最为实际痛切之问题。大约形式上发券权统一于中银，事实上则各省官号及各商银联合准备，定出若干之准备金，置诸租界安全之地，而库存日日公开，万目睽睽共监督之，如是庶几有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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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于兹举颇抱乐观，当局负责任之态度良可钦佩。弟意则吾辈尽其在我而已，殊不敢望其必有效。因处处关系实际政治问题，在此俶扰之时，政策之实现，恐属早计，能以兹会唤起舆论，使成为全国民共渴望之政策，则所得已多矣。公谓何如？公若有他事来津则别论，若专为兹事见访，则不必，因公固甚忙，我亦卒卒无隙暇也。”（民国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与佛苏吾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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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以八月二日赴南京，中旬至上海，末旬至南通，各处均有讲演。八月杪赴武昌及长沙，先生居长沙两日，武汉数日，始经河南返津。九月七日《申报》记先生莅湘讲演各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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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于八月三十一日乘专车到省，赵（恒惕）省长以次及教育界各人士均到车站欢迎，入城后在天乐居行馆稍憩，即邀交涉员仇鳌、财政厅长唐谳访时务学堂故址。因二十五年前梁氏曾在该堂讲学也。既至，寻得及旧居之室，拍一小影，遂至暑期学校，书‘时务学堂故址’数字，请仇、唐刊在该处以为纪念。午后四时在一中演讲，于此次莅湘甚多感慨之语，大演题为《什么是新文化》，听者极众。七时赴赵省长宴，梁、黄均有演讲。次日上午五时往游麓山，展拜黄、蔡坟台，九时返城，至省议会观第二次常会开会礼，并讲演《湖南省宪之实施》。十二时后赴大麓学校，时务、求实、高等三校校友会欢迎会，书‘自强不息’四字为该校校额。二时许赴商会各公团公宴，三时半赴遵道会公开讲演，题为《奋斗之湖南人》，听者多至数千人。五时许复至一中，与教育界人士共摄一影，又在该校演讲，题为《湖南教育界之回顾与前瞻》。因时间迫促，仅讲完前段。六时许赴教育会公宴。宴毕即与黄任之、沈肃文诸氏赴小吴门外车站，赵省长以次以及教育界人士均至车站送行。”（《梁任公莅湘讲演记》，民国十一年九月七日《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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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十日该报载先生在武汉报界欢迎会上发表之演说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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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国言论界应注意之事甚多，如政治应如何监督，社会应如何指导，教育实业应如何振兴，皆宜切实注意。今日因时间无多，殊不能尽述，惟有一个问题，须与诸君研究，即对于无业游民，应下一总攻击令是也。吾国社会所以如此堕落，各种事业所以如此败坏，概是一班无业游民有以致之。然则吾侪言论界，应有共同攻击之必要。惟有炮垒甚坚，故亦不易。吾侪于此当有一种有力的预备。无业种类约分为四：一乞丐、二强盗、三流氓、四废物。日在高级机关之人，谁不在摇尾乞怜之下，于是受高级流氓之栽培，遂变为高等乞丐，换言之，即在大乞丐之下作小乞丐而已。智识阶级尚且如此，宁不可惧。至于高等强盗，即各省督军、巡阅使是也，亦有曾作督军、巡阅使而后实行为强盗者，亦有非真为强盗，而其行动有似强盗者。凡此种强盗，彼于国民之前亦不自讳，于是全国人民都在许多强盗支配之下。而此种强盗饭量甚大，常人只两碗三碗已足，彼非千碗万碗不可，于是彼一人已食千人万人之食矣。第三种为高等流氓。流氓与乞丐、强盗略有不同，质言之居于乞丐、强盗之中间，即一般政客是也。此种高等流氓本领甚大，随地可以钻入。吾人平日所见各种农、工、商会，在理当为农、工、商人所组织，其实不然，各团体内皆属高等流氓而已。第四为高等废物，此种人或曾经做过高等乞丐、强盗、流氓之后，而以高明自鸣者，或做诗学佛，或以赌酒为生涯，见人则说几句悲观话。此种人颇能得社会之重视，然其饭量亦不甚小，可以食兼人之食。故吾人以为社会大弊害，不在政府，不在政治，而在此种无业阶级，若长此任其猖獗，吾侪国民非破产不可。”〔《武汉报界欢迎梁黄记》（任公演说）民国十一年九月十日《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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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以九月中旬返抵天津，十月一日致张东荪一书，言著述情形及杂志报纸文章各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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