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懒得写了，下回再说（以上二十九日写）。”（民国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与思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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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月《梁任公学术讲演集》出版，盖辑先生一年来在各地所作学术讲演而成者。书分一、二、三辑。第一、二辑本月出版，第三辑次年九月始出版。三书共有讲演二十六篇，此外尚有未经收录及整理者甚多。其第三辑自序里已经提到。在他十月间为汇印是书致张东荪的书里，也曾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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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来讲演稿十三篇，拟汇印为《学术讲演集》，并要求公作一篇序，写公对于我这个人及对于我这半年来所劳作的实感，非要公恭维，或者活人格的感化说出来，于青年有益也。内中五篇（另包）未登本报者请登后乃交去。又《教育与政治》一篇亦未登；若公欲登，亦请抽出，登后乃寄。敬上东荪。（实不过此半年内所讲之小半数耳，尚有清华、高师及南开暑期所讲四个题目，经数月或数旬才完者，稿尚倍此。）”（民国十一年《致东荪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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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日，先生致蹇季常一书，报告病状，兼及前财政总长罗文幹案，和汪伯棠出任国务总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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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敬悉。吾实无大病，君劢太相爱，故情急耳，望勿以为念。罗案文电感情所激，吾生平常如是，事过境迁，更无再著笔之事矣。此次伯唐出山，闻之大诧，究竟其中有何情节（想为青岛耶），已有函劝其勇退。他且不论，彼以老病之躯，实不堪此也。讲学社第三年经费，不审能在伯唐任内支拨否。此事吾书未提及，请公与宗孟等一商进行。”（民国十一年十二月二日《与季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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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与梁令娴一书，告以病状和明年休养计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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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宝贝思顺：前书想收。我很后悔，不该和你说那一大套话，只怕把我的小宝贝急坏了，不知哭了几场。我委实一点病也没有，若有，我不能不知道，但君劢相爱太过，我也只好容纳他的好意。现在已减少许多功课，决意阳历年内讲完，新年往上海顽几天。汝母生日以前，必回家休息，汝千万不许担忧着急。我明年上半年决意停讲，在家中安住数月后，阴历三、四月间，拟往庐山，即在彼过夏，汝暂勿回来亦好。我虽想念汝，但汝来往一次亦大不易，不必汲汲也。汝能继续求学甚好。汝学本未成，汝为我爱儿，学问仅如此，未为尽责也。”（民国十一年十二月二日《与思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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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八日与梁令娴一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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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贝思顺：怎么样啦！吓著没有？我近日精神益焕发，因为功课减少之故。我早上听佛学的功课到底被君劢破坏了，因此益清闲，每日专心致志著一部书，讲一门功课，从容极了，医生再来检查也没有什么话说了。君劢说若能常常如此，他又不愿意我速归了。因为他是江苏人，恨不得我在江苏多一天，江苏多得些好处。我说：‘那么我还是阴历年底才走。’他说：‘很好。’我说：‘你走了（他阳历年底必要走），我便拼命连日连夜的讲。’他又慌了。你说这位书呆子好笑不好笑？我阳历过年时，到上海顽十天、八天，田头或者还在南京三、两天才回家，到家时大约亦在阴历腊月半了。我写了这封信以后，打算回家后再写信给你了，你千万别要因为接不著信又疑心我病。你的三个小宝贝好么？你看《晨报》和《时事新报》没有？若看，应该看见我许多文章。”（民国十一年十二月八日《与思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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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十八日一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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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贝思顺：我又想起你来了，说不写信又写了。我告诉你一件事，令你欢喜。前几日唐天如先生来，细细诊察我身体一番，说的确没有病，我现在很放心了，欠著许多讲演债，打算这两个礼拜内陆续还清他。我最迟亦回家去过汝母生日。江翊云月内来菲，赴万国律师公会。他路过南京时或者会着我，你可以问我的近状。”（民国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与思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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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日，先生为护国军起义纪念讲演毕，与梁令娴一书述说当日讲演情形，并言不愿赴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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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贝思顺：十二月十二日的信收到了，欢喜得很。我现在还在南京呢。今日是护国军起义纪念日，我为学界全体讲演了一场，讲了两点多钟。我一面讲，一面忍不住滴泪。今把演稿十来张寄给你。我后日又要到苏州讲演，因为那里学生盼望太久了，不能不去安慰他们一番，但这一天恐怕要很劳苦了。我虽然想我的宝贝，但马尼拉我还是不愿意去，因为我不同你妈妈，到那里总有些无谓的应酬，无谓的是非，何苦呢？我于你妈妈生日以前，一定回到家，便着实休息半年了。”（民国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与思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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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是冬在东南大学所讲原题为《中国政治思想史》，后来因病，所以于汉以后部分尚付阙如。此项讲义经先生整理后，成《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其自序中述著该书之缘起及经过甚详，兹录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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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超治中国政治思想，盖在二十年前，于所为《新民丛报》、《国风报》等，常作断片的发表，虽大致无以甚异于今日之所怀，然粗疏偏宕，恒所弗免。今春承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之招，讲先秦政治思想，四次而毕，略赓前绪而已。秋冬间，讲席移秣陵，为东南大学及法政专门讲此本讲义，且讲且编，起十月二十三日，讫十二月二十日，凡两阅月成。初题为《中国政治思想史》，分序论、前论、本论、后论之四部，其后论则自汉迄今也。中途婴小极，医者谓心脏病初起，既有征矣，宜辍讲且省思虑，不则将增剧而难治。自念斯讲既已始业，终不能戛然遽止，使学子觖望，卒黾勉成之。幸病尚不增，能将本论之部编讲完竣，其后论只得俟诸异日矣。因所讲仍至先秦而止，故改题今名。启超讲述斯稿之两月间，以余力从欧阳竟无先生学大乘法相宗之教理。又值德人杜里舒博士同在金陵讲学，而张君劢董其译事，因与君劢同居，日夕上下其议论。兹二事者，皆足以牖吾之灵，而坚其所以自信，还治所业，乃益感叹吾先哲之教之所以极高明而道中庸者，其气象为不可及也。书成后，徐志摩拟译为英文，刘文岛及其夫人廖世劭女士拟译为法文。倘足以药现代时敝于万一，斯则启超所以报先哲之恩我也已。民国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梁启超自序于南京成贤学舍。”（民国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先秦政治思想史》自序，见《合集·专集》之五十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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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在是书中阐发先秦政治哲学之余，深赞中国古代哲学之精深博大，并殷殷然以如何发挥而光大之之业期待于将来。其结论一章专讨论此点，及与西洋现代政治思想之比较问题。现在抄录如下，以见先生是时政治思想见解之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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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以上诸章可知先秦诸哲之学术，其精深博大为何如？夫此所语者，政治思想之一部分耳，他多未及，而其足以牖发吾侪者已如此。今之少年，喜谤前辈，或摭拾欧、美学说之一鳞一爪，以为抨击之资，动则诬其祖，曰昔之人无闻知。嘻！何其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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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舍是，吾侪今日所当有事者，在如何而能应用吾先哲最优美之人生观，使实现于今日。此其事非可以空言也，必须求其条理以见诸行事，非可恃先哲之代吾侪解决也，必须当时此地之人类善自为谋。今当提出两问题以与普天下人士共讨论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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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之调和问题。吾侪确信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其有精神生活，但吾侪又确信人类精神生活，不能离却物质生活而独自存在。吾侪又确信人类之物质生活应以不妨害精神生活之发展为限度，太丰妨焉，太觳亦妨焉，应使人人皆为不丰不觳的平均享用，以助成精神生活之自由而向上。吾侪认儒家解答本问题正以此为根本精神，于人生最为合理。道家之主张无欲，墨家之主张自苦，吾侪固认为不可行，但如道家中杨、朱一派，及法家中之大多数所主张，一若人生除物质问题外无余事，则吾侪决不能赞同。吾侪认物质生活不过为维持精神生活之一种手段，决不能以之占人生问题之主位。是故近代欧美最流行之功利主义，唯物史观……等等学说，吾侪认为根柢极浅薄，决不足以应今后时代之新要求。虽然吾侪须知现代人类受物质上之压迫，其势力之暴，迥非前代比，科学之发明进步，为吾侪所不能拒，且不应拒，而科学勃兴之结果，能使物质益为畸形的发展，而其权威亦益猖獗。吾侪若置现代物质情状于不顾，而高谈古代之精神，则所谓精神者，终久必被物质压迫，全丧失其效力，否亦流为形式以奖虚伪已耳。然则宗唯物派之说，遂足以解决物质问题乎？吾侪又断言其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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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物质生活之发展于畸形，其原因发于物界者固半，发于心界者亦半。近代欧美学说，无论资本主义者流，社会主义者流，皆奖励人心以专从物质界讨生活，所谓以水济水，以火济火，名之曰益多，是故虽百变其途，而世之不宁且滋甚也。吾侪今所欲讨论者，在现代科学昌明的物质状态之下，如何而能应用儒家之均安主义（用《论语》文意），使人人能在当时此地之环境中，得不丰不觳的物质生活，实现而普及。换言之，则如何而能使吾中国人免蹈近百余年来欧美生计组织之覆辙，不至以物质生活问题之纠纷妨害精神生活之向上。此吾侪对于本国乃至对于全人类之一大责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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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个性与社会性之调和问题。宇宙间曾无不受社会性之影响束缚，而能超然存在的个人，亦曾无不借个性之缫演推荡而能瑰然具存的社会。而两者之间，互相矛盾，互相妨碍之现象，亦所恒有。于是对此问题态度，当然有两派起焉。个人力大耶？社会力大耶？必先改造个人方能改造社会耶？必先改造社会方能改造个人耶？认社会为个人而存在耶？认个人为社会而存在耶？据吾侪所信，宇宙进化之轨则，全由各个人常出其活的心力，改造其所欲至之环境，然后生活于自己所造的环境之下。儒家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全属此旨。此为合理的生活，毫无所疑。墨、法两家之主张，以机械的整齐个人，使同冶一炉，同铸一型，结果至个性尽被社会性吞灭，此吾侪所断不能赞同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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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吾侪当知古代社会简而小，今世社会复而庞。复而庞之社会，其威力之足以压迫个性者至伟大，在恶社会之下，则良的个性殆不能以自存。议会也，学校也，工厂也，凡此之类皆大规模的社会组织，以个人纳其间，眇若太仓之一粟。吾侪既不能绝对的主张性善说，当然不能认个人集合体之群众可以无所待而止于至善。然则以客观的物准整齐而画一之，安得不谓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彼含有机械性的国家主义、社会主义，所以大流行于现代，固其所也。吾侪断不肯承认机械的社会组织为善美，然今后社会日趋扩大，日趋复杂，又为不可逃避之事实。如何而能使此日扩日复之社会，不变为机械的，使个性中心之仁的社会，能与时势骈进而时时实现？此又吾侪对于本国乃至全人类之一大责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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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确信此两问题者，非得合理的调和，未由拔现代人生之黑暗痛苦以致诸高明。吾又确信此合理之调和必有涂径可寻，而我国先圣实早予吾侪以暗示。但吾于其调和之程度及方法，日来往于胸中者十余年矣，始终盖若或见之，若未见之。孔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孟子曰：‘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呜呼！如吾之无似，其能借吾先圣哲之微言以有所靖献于斯世耶？吾终身之忧何时已耶？吾先圣哲伟大之心力，其或终有以启吾愤而发吾悱也？”（《古集·专集》之五十第一八二——一八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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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是年著述中，几乎全是讲演的文章，除以上所引各篇外，尚有以下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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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文，系先生在清华学校讲国史时为该校文学社诸生所为文学讲演，原文见《改造》杂志第四卷第六第八两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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