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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队友要去适应性训练了，我浑身没劲，几乎爬不起来。攀登队长阿旺到帐篷门口见我的状态，建议我不用参加训练，待在营地休息。我还是决定硬撑着起来和大家一起去。可是跟队友一起走了十几分钟，我就跟不上了。头晕晕的，四肢无力，越来越沉重，每走一步都很艰难。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向导和所有队友都不看好我能登顶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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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都成这样了还坚持着，真不错。”随队的高山厨师看到我说，他留下来等我，陪我慢慢聊天向前走。从上午10点半到下午两点，我才走了不到一半的路程，其他队友已经开始返回了。我心里一阵狂喜，在这个地方能遇到返回的队友，心想，终于可以和队友一起同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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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返回营地的途中，我跟着队友只走了一会儿，就很快又落到了后面，刚开始还有队友回头不停地鼓励我跟上，可我实在走得太慢，跟不上，后来他们的背影离我越来越远，不一会儿，队友们彻底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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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走了一段，泄气地低下头。突然，在眼前的石缝里看到一丛白色棉絮状的物体，周围和中间都伸出褐色的羽状干枯的叶片。难道这就是被当地藏民誉为“雪山眼睛”的雪莲？陪我一起走的厨师认出来，就是雪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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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下子精神了起来。它们居然能在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而我，为什么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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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雪莲，除了欣赏，俗人都会闪现过据为己有的念头。我从不同角度仔细端详着它的每一个部位，然后又坐下来静静地看着。想起赶路，我告诉厨师：“我走得太慢，我先走吧。”“好，你先走，放心吧，我不会摘的。”听了他这话，我反倒怀疑起来。后来，他在雪莲旁边的石头上足足坐了十几分钟，最后笑着两手空空地追了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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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营地，继续发烧，头晕，睡不好觉。我又挺过了一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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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了一天之后，按计划，大家开始向海拔6400米的C1营地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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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我爬起来，阿旺队长细心地嘱咐：“今天你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吧。”我点点头。上午11点，我提前1个小时出发。不久，大家就赶上并超过了我。留下高山协作罗布陪着我一步步向上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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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太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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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始终没有停下来。其他队友下午早都到了，直到晚上7点，我才终于到达C1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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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营地，我连取下背包的力气都没有了，倒在帐篷里再也起不来了。代理队长阿旺占堆为我测试了血氧含量。“只有42 ！”他惊慌起来，但又马上镇定下来。我迷糊着问：“我发烧了？现在的状态很糟糕吧？”他镇静地说：“没事儿，多休息，多喝水。”后来他告诉我，他当时其实心里很慌，因为从来没有遇见过队员血氧含量如此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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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并不知道血氧含量42意味着什么。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血氧含量低至生命死亡线。一般情况下，在五六千米的高海拔区域，攀登队员的血氧含量通常在65以上才算基本正常。如果低于55，出现脑水肿、肺水肿等高山疾病的几率就会迅速加大。以我那时的血氧含量和持续高烧不退，如果当时睡着了，呼吸会很浅，缺氧就会更严重，出现问题的几率成几何倍数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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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友华仔闻声赶来，把我扶起来，阿旺占堆替我穿上高山靴，然后牵着我在营地慢慢地走着转圈。到了晚上，我高烧不退，状态更糟糕。队长很不放心，晚饭后就搬进了我的帐篷，还准备了氧气放在了帐篷里，但一直没有给我吸氧。我依稀记得，他几乎一夜未睡，隔一会儿就把我叫醒，让我喝水，因为喝水能有效减轻高原反应，提高血氧含量。可是我难受得厉害，一直到早晨才勉强喝下几口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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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是从C1到C2的适应性训练，早晨大家吃过早饭都陆续出发了。整晚的高烧使我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阿旺占堆说：“你今天就直接下撤吧？”“不，我想往上走走，走多远算多远，行吗？”他把我扶了起来，替我穿上了高山靴，绑好冰爪和安全带，检查后把我交给了我的协作罗布，由他陪我朝C2营地前进。我大约只坚持走了一个半小时，腿就再也抬不动了，被迫开始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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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累了！在走这段路程的时候，我几乎耗尽了所有的体力，每一步都在超越自己的极限，我渴望就此瘫倒在雪地里，再也不用起来了。我问罗布今天我能不能住在C1营地，休息到次日早晨再下撤。他说不行，因为晚上大家必须全部下撤到ABC前进营地才能保证安全。按照他的要求，我在下午1点10分的时候提前下撤，很快，完成更高海拔训练下撤的队员就赶上并再次超过了我们。我整整比他们晚了两三个小时才回到ABC前进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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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能力和其他队友同上同下，给我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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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一天的休整之后，我身体渐渐好转。这天早上起来，茫茫大雪覆盖了大本营，原来凌乱而拥挤的帐篷，在大雪之中变成了雪白的星星点点。雪鸡在营地中间的帐篷边上自由自在地觅食。它们“咕咕”叫着，与同伴欢快地嬉戏，一切都那么安静祥和。我的脑子清醒了很多，感觉清爽起来。我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嗅到了空气中的清凉。辽阔无垠的雪山飘着雪花，这就是我儿时想象中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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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睁开眼睛远眺时，我惊讶地发现，视野里出现了一道黑点连成的线！取下眼镜，黑点仍存在。我赶紧找到队医问个究竟。队医安慰我：“大概是你昨天在路上摘掉了雪镜，造成了轻微的雪盲症，休息后慢慢就会恢复。”“真的没事吗？”“应该不会有大问题，慢慢会好的。”我心里还是担心眼睛里的那排小黑点不能散去。事实上，过了一周多，雪盲症状才彻底消失，这一直提醒着我，在高海拔地区不能轻易摘下雪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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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冲顶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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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从ABC大本营上到C1，我只用了6个多小时，比上一次适应训练时少用了3个小时，因此找回了一些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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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从C1到C2，海拔上升600米，我从早晨一直走到了晚上7点多，其他队员比我提前三四个小时就到达了。最后一段路程，很感激队友老邱下来接我。他是20世纪80年代的出国留学生，现在是美国伯克利大学的物理教授，这次利用休假出来登山。在路上，他教会了我如何调节呼吸和手杖的合理使用以及怎样才能有效地分配节约体能。这一天的路程对于我非常艰难，已经完全顾及不上看雪山绝美的风景了。后来队友开玩笑形容我走得慢，说：“太阳出来，静静就出发；不到月亮出来，静静就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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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营地是卓奥友冲顶前的最后一个营地，从海拔6800米的C2到达海拔7300米的C3，是登顶前距离最短的一段路程，按正常情况，5个小时左右可以抵达。我还是和往常一样，比其他队友提前出发。可是这天的状态比之前任何一天都糟糕，脑子里想着努力往前走，可是腿就是迈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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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下午4点多，其他队友陆续都到达了C3营地。今天是副队长扎西次仁跟着我，在后半段路程，他见我走不动，明显有些着急，虽然他一路什么都没说，但他的行走节奏显然比之前快了，没有几分钟就和我拉开了距离。我明白，他是在暗示鼓励我，走快一些。可是我竭尽全力也无法跟上他的脚步——我的两条腿异常沉重，呼吸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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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西次仁见我始终没有跟上，终于对我失去了信心。他停下来，默默地坐在前面的雪地里，看着我一点一点缓慢移动，不时地摇头叹气，脚下踢踏着雪。他沮丧的样子，让我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再也没有继续往前走的信心了。等到我终于挪动到他跟前时，他突然说：“其他人应该都到营地了，如果照你现在的速度走下去，估计明天冲顶是没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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