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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以功名利禄收买、驱策他人，说到底，真正的动机还是以诚动人、以心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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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方面，作为对中国实现近代化贡献最大之人，袁世凯又是矛盾的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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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早兴办女子学校，认为“女子教育是家庭教育的根源”，却偏爱自己的女人缠足；他练新军，废科举，引进电灯电话自来水，任用詹天佑修建第一条国产铁路，却迷信必须用中国的方式办中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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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向朝廷申请在天津开展地方自治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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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这是通往民主政治的起点。民智不启，便通过自治，在基层选举中激发政治热情，唤醒权利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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吁恳得到了慈禧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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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市政选举真刀真枪，充满了诚意。然而，选民们抱着“莫谈政治”的信条，对袁世凯的努力袖手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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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派出人马，到日本学习选举办法，回来后深入乡村，挨家挨户宣讲。同时，把自治之利编成白话，张贴广告，以期家喻户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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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尽心血的结果是13000个合格选民，只有1300人主动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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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不甘心，又威逼利诱，勉强动员了8000人投票，选出由30名乡绅组成的地方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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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袁世凯黯然离津。见识了国民的冷漠和西方政治体制在中国生根之难的他不得不沮丧地承认：“三年自治，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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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同坐而论道的公知不同的是，袁世凯不会因为有人开车交会不关远光灯便质疑国民的素质，进而撰文论述“尔等不配拥有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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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国民性自古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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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之乱、八王之乱、侯景之乱、安史之乱、三藩之乱……每一次大乱都伴随着哀鸿遍野、生灵涂炭，而这，却是高居庙堂的精英们视而不见、漠不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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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命若蜉蝣的乱离人学不会见风使舵，趋利避害，早就被优胜劣汰了，还有机会明心见性、反躬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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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比起如何让阿Q们致良知，袁世凯更关心的是面对现实，点滴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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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纷纷扰扰，雾里看花的时代。若说1911年之前，袁世凯心底尚有一个笃定的目标，那么，随着世事愈发凌乱，他开始感觉到所谓专制与民主，不过是人性深处的两端在现实世界里的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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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总是在释放和管束欲望之间寻找一个平衡。完全用精神的标准，试图建立一个乌托邦、理想国，则悲剧必将重演，社会亦走向动荡和衰亡；相反，完全遵循实用主义，一切皆以金钱量化，则社会即使在短期内高速发展，也逃不脱物欲横流、破产清算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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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奥威尔以为毁灭我们的是暴政，但赫胥黎指出，毁灭我们的恰恰是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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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像挥之不去的阴影，顽强地盘桓在心头。1916年，在生命的终点，他人格分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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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嚣与迷离中，他想起了早年对满清专制的痛恨。一切都如轮回，他宿命般地成为“新人”们眼中又一个大独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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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恨，将你导向你所仇恨的事物。人，是否注定要成为他曾经反对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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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看，不难理解为何满世界都是《麦田里的守望者》里的霍尔顿。人们看透了世界的平庸，却无力超越这平庸。难以成为“我”，又不屑变成“他”。我们感到痛苦，可连这痛苦都很平庸——世间有多少人看透了人生的虚无并感到愤怒，但这愤怒早已不足以成为个性，只徒惹讥笑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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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袁世凯唯一能确信的是：自由，不是依赖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说到底，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人们在思想自由的指引下，取得科学与人文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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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如此，一个民族新的思维线索方能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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