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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民众早已从桥上走了过去，清朝统治者还在河里假装摸石头，这说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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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专制不具备自我清洁的能力，恶人也不会主动退出。就像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除非那人自己决定醒来。所以休谟才会说：“我们应该设计出一系列制度，以便即使当流氓占据政府职位时，也将为我们的利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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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别无选择，唯有如《教父》里的迈克尔・科里昂一般，戴上沉重虚伪的假面，在昏暗的舞池中优雅地跳完这段亡清之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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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如梦，往来只换衣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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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权力的人，往往便失去了美学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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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权力的染缸里待上十年，聂鲁达恐怕也不再会写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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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东方文明的光荣和耻辱、良知与权术，焦不离孟地缠绕在袁世凯身上，写下无数个惊叹号跟一个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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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得了的叫缺点，改不了的叫弱点。历史其实只告诉世人一句话：以史为鉴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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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杜牧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一句话就能概括全部的中国政治史。由于始终未能解决公权与民权的矛盾，统治者总是宿命般地掉进同一条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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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罗马帝国衰亡史》皇皇六卷，实则只讲了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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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皇帝因惧怕政敌的刺杀和民众的反抗而过于倚仗禁卫军。结果，本来用于护驾的禁卫军逐渐发展成决定皇帝生死的绑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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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暴力成了谁可以上位的基本规则。当禁卫军杀害了一任皇帝后，竟然拍卖了他的皇位。荒诞的是，还真有人买，可当他买下后没坐几天，便被禁卫军给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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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就是袁世凯迷恋制度和程序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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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重视行政管理经验，不信任自发和不受约束的政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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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权术大国，你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袁世凯的话，我连标点符号都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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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身处于这个动荡不安的魔幻现实主义国家，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患有“我不相信”强迫症，由此并发的犬儒意识让我们用更加昏暗的眼神去审视这个原本昏暗无比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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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每个人的自我改善是改善社会的必经之路，你总会在某个时间点上选择同世界和解，选择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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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戴一辈子面具，把人生演成一出独角戏，确实很难。但事实上，大多数人在30岁时便死了。一过这个年龄，就变成了自己的影子，以后的生命不过是用来模仿自己，把以前真正有人味的时代所说、所做、所想的事一天天地重复。而且，重复的方式越来越机械，越来越走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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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王小波说的那样，生活就是一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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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人这辈子，越活越感觉自己无能为力，越活越觉得人生好像没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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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的荒诞就是假如今天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哭泣，因为明天生活还会继续欺骗你。杜琪峰那些充斥着宿命与巧合的片子，昆汀电影里前一分钟还大谈《圣经》后一秒便死于非命的杀手。人艰不拆？命运要伤你，就是随便伤。谁说你前面受的苦，便是为后面的幸福按揭？天道酬不酬勤，看老天的心情。故，《无间道》里的陈道明饱经沧桑地感慨道：“从来都是事情改变人，人改变不了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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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如此残忍，屈贾谊于长沙，窜梁鸿于海曲，用时间这把杀猪刀摧枯拉朽地谋杀着青春、真爱和梦想，把人们塑造成平庸乏味、原则尽失，如打印纸般规整的橡皮人，在随波逐流中褪去生命的意义，最后还派死神在终点好整以暇地收割一切——那么，是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还是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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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你不操纵命运，命运便操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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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清这一点后，袁世凯真正体悟了“忠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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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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