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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邂逅，大头留给徐世昌的印象是“状貌伟然，殷勤接语”。袁世凯的豪言在逻辑上自洽，在感情上诚恳，深深地打动了徐世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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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多余的语言，两个青年当场结为生死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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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昌对“顶层亡清”不置可否，却和盘托出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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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曾国藩为“阳”的一端，李鸿章为中点，“阴”的一端虚位以待，可以勾勒出一幅太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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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即位之初曾开过一个神仙会，让列位爱卿讨论“用人行政”之道。倭仁大谈“君子小人之辨”，咸丰嫌他迂腐，批了个“名虽甚善，实有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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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比较实在，提出用人有“转移之道，培养之方，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偏废”，咸丰高兴地批了个“切中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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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的曾国藩代表了那个时代最理性的思考。然而曾几何时，曾国藩也是个血气方刚、黑白两分的热血青年，敢上疏骂皇帝“徒尚文饰”。直到在军营里待上几年，才真正明白喇叭是铜锅是铁。调兵拨饷、察吏选将全靠应酬，不问情势，有圣旨也没用，基本属于“苟无人情，百求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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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中国人缺乏精确性，“一串钱”的概念永远不是你预想的“一百文”。在陕西是八十三文，在直隶是三十三文，从无一定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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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亡之后，古城北京开始现代化的改造，需要建设用的工程蓝本和施工程序，时任交通总长的朱启钤只找到一本《大清会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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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记述清朝典章制度最权威的书，其中建筑规范的工程做法部分只有薄薄的几十页，所有数字都被改成“若干”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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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官府不记载这些技艺？朱启钤说：“执笔写文件的人，一看术语艰深，比例数字都繁复，写到文件上怕上司诘问起来自己说不清，干脆都删汰了。”越这样，当官的越不懂，实权便落在书吏手中，想写多少写多少，隐相欺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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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务实，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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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让曾国藩出类拔萃，但到底还是难以超越其所处的时代。于是，传世的文字百万言，却终归跳不出程朱理学忠君孝父的窠臼，意在扶清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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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则不然。他继承了老师现实的态度，却摒弃了过时的教条，乃能轻装上阵，辗转腾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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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由淮军和戈登的“常胜军”组成的联军攻打苏州时，李鸿章为减少伤亡，策反了同太平军守将慕王谭绍光不和的八个将领。在戈登的担保下，他允诺只要取了谭绍光的首级，开门献城，则必为八人论功请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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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当清军诱降成功，兵不血刃地拿下苏州时，八个降将和所有太平军却被斩杀殆尽，气得一直被蒙在鼓里的戈登提着洋枪要找李鸿章算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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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国变，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奉命北上收拾残局签订条约，临行前在香港秘密会见了港督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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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单刀直入：“英国希望谁做皇帝？”（彼时慈禧已位居八国联军开列的战犯名单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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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力：“如果光绪皇帝对这件事（拳乱）没有责任的话，英国不反对由他出来继续维持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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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追问：“我听到一个说法，说要是义和团把北京的各国公使都杀了，列强就将出面干预，宣布立一个新的皇帝。若果然如此，你们会选择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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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顿了一下，李鸿章盯着卜力的眼睛，意味深长道：“也许是个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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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办一代事，亡清的重任还落不到裱糊匠身上。太极图另一端人选的轮廓，徐世昌已隐隐约约地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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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路不是没有方向，而因方向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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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总是从一个极端发展变化到另一个极端，至阴即阳，至阳即阴，譬如昼夜交替，循环往复。因此也可以说，曾国藩就是袁世凯，袁世凯就是曾国藩，看似相反，实质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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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头还记得第一次见曾国藩时，老头儿长相拙朴如农夫，身边一只青藤箱子，长袍上沾着油渍，完全不似一品大员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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