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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中立派，也对梁启超挑起的战端深感厌烦。时任报馆校对的王国维悲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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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近世士大夫，日日言合群而终不能合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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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党失道寡助，梁启超一点便宜没捞着。正好谭嗣同（1865—1898）在湖南混得不错，受巡抚陈宝箴之托，邀请梁启超担任新成立的时务学堂总教习，梁遂率韩文举等康门弟子集体入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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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谭嗣同不缺吃不短穿，政治主张反倒比康、梁坚定多了——矢志不移地排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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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墨家最后的信徒、弓马娴熟的夕阳武士，奔走于这片堕落的土地，像堂吉诃德一样格格不入、有心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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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上流传着他和大刀王五的友谊，会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间团体）中遍布着他急公好义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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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继黄宗羲之后，他将批判君主专制上升到了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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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诸贱类异种，凭借蛮野凶杀之气以窃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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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日存猜忌之心，百端以制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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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兵，固不足以御外侮，而自屠其民则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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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惟恐民之知兵，民间售藏枪械谓之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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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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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清朝官二代的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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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过于痛恨清政府，谭嗣同还得了失心疯，在甲午年清军一溃千里时击节叫好，称赞日军是无敌于天下，“神武不杀”的仁义之师。在谈及改革路径，具体到如何筹措经费时，甚至主张“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费如不足，则满洲、蒙古边地亦皆可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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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作为高干子弟，谭嗣同也想移民。但他希求绿卡不是为了给发达国家贡献GDP，而是出于对清廷的绝望（“求去中国，如败舟之求出风涛，但有一隙可乘，无所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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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886年，他听说上海的英国领事馆搞了一个“贡捐”，捐者可得保护，免受中国官吏的骚扰和冤杀。于是立即致信汪康年求证此事，并表示“甚愿自捐，兼为劝捐，此可救人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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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一个有志青年，又被康有为给利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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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面是在上海。俗话说得好，“一见南海误终生”，官迷康有为上来就劝谭嗣同弃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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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官是指谭继洵给他儿子捐的南京候补知府。以谭嗣同的政治立场，当然不喜欢，但毕竟是老人的一番苦心，权当撑了一顶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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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就让康有为给说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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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长素这么“毁人”不倦其实也有他的苦衷，强学会锣鼓喧天拔地而起，又迅速灰飞烟灭，无异于一头冷水浇下来，寒彻骨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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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京城内外，对康有为和他那套“野叟曝言”认可的人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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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不关心，同僚不热心，天天坐冷板凳，眼看天就要塌了（列强瓜分），康有为猛然起身，决定背水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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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地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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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康有为后来时以维新派招摇，时以保皇党撞骗，但在那一刻，却是彻头彻尾的革命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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