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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你要把这理解为袁世凯开始忠君爱清那就大错特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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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情在翁同龢的日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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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来，深谈时局，慷慨自誓，意欲辞三千添募之兵，而以筹大局为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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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筹大局即谋求封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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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是让王文韶给逼的。在他手下当臬司非常痛苦，因其有“玻璃球”之称，精打细算，混功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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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载王文韶“重听”（听觉迟钝），在官场，这可真是一个求之不得的好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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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不得不回答那些不好回答的敏感问题时，王大人便会适时地犯病，不是装聋作哑就是顾左右而言他，总之让你无迹可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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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本来有添兵三千的机会，光绪也批准了，下旨给王文韶，让他从直隶的绿营中淘汰一部分老弱残兵，省出的粮饷供大头招募新兵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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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己饭碗里的饭（哪怕是冷饭）主动舀给别人吃，王文韶还没那么高的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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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扩兵至一万的宏愿就此成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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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痛定思痛，深感仅有练兵之权还远远不够。扩军和揽才二事，非钱不办，只有兼管军民的督抚才能不受制约地把局面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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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在张荫桓的影响下，翁同龢属意的是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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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州湾被德国强占时，康有为曾通过张向翁同龢提出一个休克疗法：与其坐视列强在中国你争我夺，不知伊于胡底，不如主动把口岸城市开放给各国通商，如此既可借诸国之力保住边境，又能够开启民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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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同后来美国抛出的“门户开放政策”不谋而合，虽然屈辱，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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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比一伙强盗跑到你家，因分赃不均打了起来，这个摔锅砸碗，那个撬保险柜，就差杀人放火了。你正欲哭无泪，其中一个抢得最少的发话说：算了，生在中国都不容易，一人拿一点见好就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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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蛮不讲理和俄国的背信弃义让翁同龢举步维艰，他第一次对李鸿章产生了相惜之感（时事之艰难，惟有李相洞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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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无兵可战、无理可讲；而在内，和慈禧的过招已使他筋疲力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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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老同志的冲突可以上溯到18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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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慈禧借口“干预政事”，要把珍妃贬为“贵人”，翁同龢再三要求缓办，并当面询问“上知之否”，一副忠臣不事二主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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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御史安维峻上奏请杀对日妥协的李鸿章，顺带刺了慈禧一句：“皇太后归政已久，若遇事牵制，何以对祖宗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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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震怒，翁同龢却胜似闲庭信步，说“究系言官嘛”，主张从轻发落。最后在光绪的回护和奕訢的调和下，安维峻得免死罪，革职充军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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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慈禧也不是吃斋念佛敲木鱼的。之所以暂时陷于被动，皆因倚为股肱的孙毓汶和徐用仪因长期对日妥协，在《马关条约》签订后被全国人民的唾沫给淹了，不得不以罢官平息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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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反击非常迅猛。半年之内，吏部侍郎汪鸣銮、珍妃之师文廷式相继被罢。联系到两者是翁门六子里的杰出人才，翁同龢的心情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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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猛的打击还在后面——裁撤上书房，免去翁同龢毓庆宫行走的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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毓庆宫是皇帝打小读书的地方。督办军务处成立后，光绪往往先在此宫就重要政务征询翁同龢的意见，定下调子后再召见诸位大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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