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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比人强。如果非要卷入神也改变不了的形势，那么身败名裂的悲剧完全可以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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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昌的看法是，自从西方价值观传入中国，一组无法调和的矛盾便浮出水面：小我与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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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追求小我的权利保障，认为个人的自由是国家存在的前提；而另一方的观点则是“没有大我，何来小我”，个体的存在有赖于群体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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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要启蒙，后者要救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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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和平年代，二者的斗争也如火如荼，遑论那个真的有境外势力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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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昌料想民主政治再过一百年都未必能实现，十年内就更不用奢望。勉强仿行，君权下移，其结果只能是官员分了民主的好处，文人过了民主的嘴瘾，平民仍受专制的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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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而久之，民国给国民的观感反倒不如大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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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思想家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在观察了民国七年后，失望到连六十大寿都懒得过，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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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济在前清官职卑末（民政部主事），算不上遗老。他本人思想开明，并不敌视共和。之所以要跳湖，确实是对现实绝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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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伏卵集》中，梁济记载了诸多令人心灰意冷的见闻。比如每逢召开国会，各党工作人员就会到前门火车站树起招牌，拉扯刚下车的议员去本党招待所，“就像上海妓女在街头拉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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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们前呼后拥，先住甲党的招待所，得到红包后承诺投该党的票；又住乙党的招待所，再得一份红包并答应投该党的票。直到拿完所有好处，最后却投了自己的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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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后，生命的尽头，梁漱溟依然记得父亲死前留给自己的那个沉重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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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会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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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北大哲学系讲师的梁漱溟没察觉出任何异样：“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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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济：“能好就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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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便离开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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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替张勋起草的复辟通电虽说反动，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初乱象，道出了不少人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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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自武昌兵变，创改共和，纪纲颓坠，老成绝迹，暴民横恣，宵小把持，奖盗魁为伟人，祀死囚为烈士。议会倚乱民为后盾，阁员视私党为护符，以滥借外债为理财，以剥削民脂为裕课，已压抑良善为自治，以推折耆旧为开通。或广布谣言，而号为舆论；或密行输款，而托为外交。无非恃卖国为谋国之工，借立法为舞法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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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得出结论：名为民国，而不知有民；称为国民，而不知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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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证还有李宗仁的回忆。他说自己在清末上陆军小学时，但觉朝野上下朝气蓬勃。可等到辛亥革命成功后，却朝气全失，唯见满目漆黑，一片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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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之所以酿出这么一个上下争利的蛮荒世界，盖因错把自私当自由，混淆了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不知前者有权利观念也有责任意识，而后者则只追求利益与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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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官民都打着追求自由的旗号，各逞其能地扩大自己权利的边界，无视他人的权益，严复方才将穆勒的《论自由》翻译为《群己权界论》，告诉国人找到自由的界限比自由本身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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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昌的悲观并非无源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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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两千年前，董仲舒给汉武帝的《举贤良对策》中就分析过为何会出现“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的现象。即法令越颁越多，罪案却不减反增；打击犯罪的力度越大，挑战法律的手段也就越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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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认为这是由于风气彻底败坏，人心极度糜烂，欲从根子上解决，必须“正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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