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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北大哲学系讲师的梁漱溟没察觉出任何异样：“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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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济：“能好就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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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便离开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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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替张勋起草的复辟通电虽说反动，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初乱象，道出了不少人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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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自武昌兵变，创改共和，纪纲颓坠，老成绝迹，暴民横恣，宵小把持，奖盗魁为伟人，祀死囚为烈士。议会倚乱民为后盾，阁员视私党为护符，以滥借外债为理财，以剥削民脂为裕课，已压抑良善为自治，以推折耆旧为开通。或广布谣言，而号为舆论；或密行输款，而托为外交。无非恃卖国为谋国之工，借立法为舞法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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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得出结论：名为民国，而不知有民；称为国民，而不知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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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证还有李宗仁的回忆。他说自己在清末上陆军小学时，但觉朝野上下朝气蓬勃。可等到辛亥革命成功后，却朝气全失，唯见满目漆黑，一片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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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之所以酿出这么一个上下争利的蛮荒世界，盖因错把自私当自由，混淆了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不知前者有权利观念也有责任意识，而后者则只追求利益与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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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官民都打着追求自由的旗号，各逞其能地扩大自己权利的边界，无视他人的权益，严复方才将穆勒的《论自由》翻译为《群己权界论》，告诉国人找到自由的界限比自由本身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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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昌的悲观并非无源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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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两千年前，董仲舒给汉武帝的《举贤良对策》中就分析过为何会出现“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的现象。即法令越颁越多，罪案却不减反增；打击犯罪的力度越大，挑战法律的手段也就越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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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认为这是由于风气彻底败坏，人心极度糜烂，欲从根子上解决，必须“正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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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人心已经正了两千年，好像没什么显著的变化。“杨朱之学”（利己主义）还欣喜地找到了自由主义的面具，戴着登堂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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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政府腐败更严重的是社会的溃败。当共识破裂，所有人都对国家的前途不抱希望时，腐败便成了见怪不惊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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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认为人性的软弱使民众难以抵抗腐败的诱惑，从而不愿为共和做牺牲，反倒容易被权力所网罗，为一点小恩小惠就去当专制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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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辛亥革命的胜利确实来得有些突然，根深蒂固的积习和俯拾皆是的腐败导致共和制度的设计难以开花，不易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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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舆论“中华民国已变成中华官国”的讥讽声中，杨度主动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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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中国的现状是数百人的专制。县是专制的，省也是专制的，人们在国内行动，不过是从一个专制区到另一个专制区，而权利保障什么的，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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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的煤，江西的米，中央一概无法调动，还谈什么建设农村、发展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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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提醒袁世凯注意，作为民主摇篮的古希腊，雅典的法庭民主到连法官都没有。遇有案件，根据大小，从六千个公民组成的陪审团（平时抽签选取）里调五名以上的陪审员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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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是随机的，能有效预防贿赂，确保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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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貌似合理的制度，把不容于世的科学家阿那克萨戈拉（正确解释了月食现象）、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以及戏剧家欧里庇得斯等最优秀的人才赶出雅典，还以“不敬神”的罪名判处苏格拉底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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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民主最极端的例子莫过于“陶片放逐法”。它规定每年可放逐一名政治家，召开公民大会投票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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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者只要在碎陶片上刻下政治家的名字，无需任何罪行，得票超过六千，此人即遭放逐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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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指挥过马拉松战役，为抗击波斯入侵立下赫赫战功的名将阿里斯泰德被公民大会宣布放逐。投票前，一个文盲把陶片递给正好坐在旁边的阿里斯泰德，请他代刻“阿里斯泰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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